千古文章未盡才：憶郭在贻先生
郭在贻先生（1939-1989）遺照。（張湧泉供圖/圖）
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非常奇妙的。有的人經常在一起倒沒有幾句話，而有的人則一見面就覺得十分投緣，無話不談。我與郭在贻先生的交往就屬于後者。
齊魯文化與《說文》根底
我與在贻先生的首次見面是在1979年9月的“楚辭班”上。其時姜亮夫先生每周四上午要給我們上一次大課，而作為姜先生助手的郭在贻有時也會來聽。他可能聽出我說話有山東口音，就在課間休息時來問我是山東哪個縣的，我告訴他是諸城縣，他連忙說：“知道，知道。諸城出的名人可多了。”旋即又告訴我他是鄒平的，就是當年梁漱溟搞新農村實驗的那個縣。這樣，我們就算認識了。
過了不久，姜先生因遭劫賊襲擊，受傷住院，“楚辭班”暫停，我們都回原機關。待到第二年4月，始重返杭大。
記得是1980年6月9日的晚上，我剛吃過晚飯，在贻就到我住的宿舍（8舍338室）來了。我遞給他一把蒲扇，又給他泡了一杯茶，我們便聊了起來。他先是說我們山東是個好地方，四季分明，氣候宜人，物産豐富，而且民風淳厚，難怪當年漢武帝要說“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了。接着便談起山東鄉邦的文化人物，尤偏重于語言文字學方面的。我雖對此話題也有興趣，偶爾也會插幾句，但基本上是聽他講。他說，清代山東一帶的樸學氣氛是十分濃厚的，除郝懿行的《爾雅義疏》外，研究《說文》的“四大家”，山東便占了兩家，即安丘的王筠與曲阜的桂馥。兩位先賢的大名我是早就知道的。桂馥的隸書與伊秉绶齊名，我很喜歡。王筠與曆史學家趙俪生同為安丘景芝鎮人，也常聽趙先生說些王筠的故事。但他們兩位關于《說文》的著作，我還真沒有認真讀過。于是在贻便向我介紹起兩家的著作來。他說王箓友（筠）的《說文釋例》雖也沿用“六書”，但已從《說文》中總結出若幹條公例，如“形聲兼會意”“形聲兼假借”等，在甲骨文發現之前，在分析文字構成方面成就最高，可補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之不足。是以，要了解每個字是如何構成的，可讀王氏的《釋例》。王氏稍後出的《說文句讀》便是以《釋例》的标準來具體解釋每個字的構成，極便于初學者。桂未谷（馥）的《說文義證》則是将《說文》中每個字在古書中的意義及用法都羅列出來，其對廣泛了解字義很有幫助。王書的重形、桂書的重義，朱書（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的重音，再加上這門學問的“老祖宗《段注》”（梁啟超語），便是清代《說文》的“四大家”，也是研究《說文》最基本的文獻。他說他已将《說文》讀過三遍，是以《段注》為主，并參考了其他三家。還說《段注》中的資料實在太豐富了，但寫文章時要引用，則還須複核原文。因為古人引書常常隻取大意，與原書字句并非完全一緻。
書齋裡的郭在贻教授。（郭憲玉供圖/圖）
談話中，我因聽說在贻曾用“儀二王齋”來命名他的房間，便提出了“高郵二王”之學北漸的問題。在贻對此也極感興趣。他說，“二王”（王念孫、王引之）的學問的确是傳到了山東，地點就在日照、諸城、安丘一帶，最早的代表人物是許翰。許印林（翰）直接繼承了“二王”的治學方法，其做學問的路子與“二王”完全一緻。故當年王筠寫作《說文釋例》，每寫出一部分，便會先征求許印林的意見。此後直至清末，這一帶的學風仍帶有明顯的“二王”色彩。于是我們又談到了丁惟汾，談到了王獻唐。丁惟汾能将方言俚語上溯至《詩經》時代，用的仍是“以聲求義”的方法。而王獻唐的音韻學啟蒙老師便是丁惟汾。王獻唐在文字、音韻、金石、考古、版本、目錄之學等方面都取得了極高的成就，被稱為“山左三百年罕有之學者”。我聽趙俪生先生向我轉述過一句王獻唐臨終前的話語：“那俺這一肚子的學問，就這樣帶走了？”在贻聽後也非常感慨，說：“太可惜了！倘王獻唐先生再活十年，其對學術的貢獻是不可估量的。”誰知這“可惜”二字最後竟也用在了在贻自己身上，真令人痛心不已！
山東學者王獻唐（1896-1960）。（資料圖/圖）
我們就這樣聊着，聊得非常開心。在贻在說這些話的時候，總是侃侃而談，略不經意；而我卻仿佛有些領悟。我不但驚異于他讀書的廣博，而且已分明地感覺到，他在訓诂學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既與其堅實的《說文》根底有關，同時也與鄉邦文化對他的浸潤是分不開的。像他的名作《楚辭解诂》（發表于《文史》第6輯），倘沒有深厚的文化底蘊是寫不出來的。
土伯九約 天馬行空
大約又過了十來天，即6月19日晚上，在贻又到我的宿舍來了。他這次來是要通知楚辭班第二天上午到姜先生家與蕭兵座談的事，但說完正題之後又聊起來了。這次聊的主要是學界掌故及前輩轶事，而且談話也更随便一些。那些日子杭州特别熱，坐着都出汗。我照例先遞給他一把蒲扇，又給他泡了一杯綠茶，于是他邊揮着扇子，品着綠茶，邊滔滔不絕地講了起來，而且越講山東口音越重——當然我是全能聽懂的。
他先是講給姜先生當助手的事。當時想入室姜先生門下者頗不乏人，姜先生之是以選中他，一是因為他的學習成績在班上排第一，二是還有高亨先生的推薦。高亨先生與姜先生是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同學，而且兩人關系很好。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高先生讀到了在贻的一份讀書筆記，覺得該生是可造就之才，遂向姜先生作了推薦。當然這一切在贻事先并不知曉，他也是事後才聽說的。進入姜門後，姜先生發現他的字寫得不錯，就讓他抄稿子，有時也幫姜先生查找一些資料。在治學上，姜先生讓他先立足《說文》，說這是根底；然後再從《楚辭》向外延伸。他還提到，“文革”時期，他幾乎每晚都到姜先生家，聽姜先生講一些古今中外的名人轶事及學術掌故。例如，姜先生就曾跟他講過留學法國時期，是如何與漢學家伯希和一起到塞納河邊“淘寶”的。這故事姜先生也跟我講過，那是在我陪姜先生往黃龍洞散步的路上講的。
後來，姜先生也常将一些重要的事情交在贻去做。例如關于中國屈原學會的成立，姜先生即委托在贻去聯系全國各地著名楚辭學者以為發起人。此事最終雖然由于某種原因而未能促成，但在贻的辦事能力是大家都極口稱贊的。還有姜先生《楚辭通故》的《叙錄》部分要先行發表，而其中的引文及典故都須注明出處，于是在贻便用了一個通宵的時間做成一篇萬把字的注釋，姜先生看了非常高興。這些當然都是後話了。
除姜先生外，在贻于系内的老先生最佩服的是蔣禮鴻先生。他後來所從事的俗語研究，就深受蔣先生啟發。他曾多次登門向蔣先生請教，而且兩人間的關系也非常融洽。他說他将《楚辭·招魂》中的“土伯九約”釋讀為“土伯糾鈅”後，蔣先生十分欣賞，并為其湊成一聯曰：“土伯九約，天馬行空。”他說這話時的那種得意神情，至今還會浮現在我的面前。但由于他不是蔣先生的入室弟子，是以他說蔣先生一直稱他為“友人”，而姜先生則稱他為“及門”。
關于夏承焘先生，在贻隻講過他的兩則轶事。一是某年清明節，夏先生帶領幾位青年教師遊西湖，他也去了。但到了茶館，要吃茶時，夏先生才發現自己竟忘了帶錢，遂幽默地說了句：“一文錢難倒杭大教授。”二是某年系上一次學習會開始之前，大家都在談論一個“怕什麼”的話題。有人說怕蛇，有人說怕老鼠，還有人說怕毛毛蟲。最後問到夏先生，他說怕茶壺。衆人不解，于是夏先生站起來，一手叉腰，一手前伸，作茶壺狀。大家才明白，原來所謂“茶壺”，乃是婦人的形象。此事蔡義江先生好像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過，想是在同一場合聽到的，隻是說法略有些出入。
青年郭在贻。（郭憲玉供圖/圖）
在那次的閑聊中，他還提到了北京的幾位老先生，如魏建功、遊國恩等。他說他的《楚辭解故》拿到北京去送審，幾位老先生都給了好評，勉勵有加。遊先生與姜先生關系很好，姜先生還曾邀請遊先生到杭大講學，那邀請信上有兩句話他一直記得：“此地雖有湖山之美，而無切磋之樂。”談話間他瞥見我書桌有一本朱季海的《楚辭解故》，便取過來随手翻了翻，指着其中的一處地方說：“朱先生不但學問好，其人品也有仁人之風。他發現顧炎武一處引文的錯誤後，并沒有大驚小怪，隻是一筆帶過，仍有為賢者諱的意思。”我接過書一看，原來是對《天問》“玄鳥緻贻女何喜”一句的诠釋：
“女何喜”當從一本作嘉。顧炎武《唐韻正》雲：“今本嘉作喜，是後人不通古音而妄改之也。按《後漢禮儀志》引此作嘉。”今按引此作嘉，實見劉昭《注補》中，顧君偶不暇分别，然上尋古音，以訂今本之誤，自是解頤之論。
一句“顧君偶不暇分别”即将事情帶過，接下的“上尋古音，以訂今本之誤，自是解頤之論”又充分肯定了顧氏的功績，其對古人的敬重之情溢于言表。我不禁想到，在贻也正是這樣做的。他的考證雖修正了許多古人及時人的謬誤，但并沒有指斥對方的意思，充其量也隻是說句“一間未達”而已。有時對某本書的注釋意見較多，最後也不忘肯定該書的成績與優點，并稱其為“大醇中之小疵”。這要放在今天的某些年輕學者身上，倘發現了大家的白璧微瑕之後，還不知要怎樣地去做文章呢！
我們就這樣聊着，不覺已到了夜間十一點。他看了看表，說明天還有課，遂起身告辭。有意思的是，第二天一早我剛起床，他又來敲門，說是來還蒲扇的。原來他昨晚出門時，一邊搖着扇子，一邊就走了。那一段時間整個杭州城都買不到蒲扇，他是知道的。我的一把還是從蘭州帶去的。此雖小節，足見在贻處事之認真。
《郭在贻文集》書影。（盧敦基供圖/圖）
做學問是一種樂趣
在贻常說做學問是一種樂趣，也是一種享受。他說自己解決了一個學術難題後，那感覺就跟三伏天喝了一杯龍井茶那樣舒暢。讀書也是如此。他在回顧自己的讀書生活時寫道：“夜闌人靜之時，一卷在手，青燈獨對，覺得人生的樂趣，蓋無過于此了……不到夜裡十二時甚至次日淩晨一二時，是不會就寝的。”（《回顧我的讀書生活》，《文史知識》1988年第9期）他雖不刻意追求名利，但每有文章發表，也還是很高興的。一次，天津某刊物發表了他的一篇短文，先是寄來十本樣刊，接着又收到20元稿費，他高興地對我說：“一篇小文章，能給十本樣刊就已經很不錯了，還給20元稿費。”話語中流露出幾分欣喜之情。
在贻平時除上課外，主要是讀書與寫作。他不太喜歡交際，更不願參加一些華而不實的學術會。他在1982年6月14日給我的信中說：“近某省在搞一個屈原學術讨論會，已發邀請書要弟參加，但我并不打算去。一因課務繁忙，二因對此類華而不實之舉殊覺厭煩。頃已寫信回絕。”
但對于一些重要的學術會議他還是參加的。如1986年5月在浙江富陽舉行的中國屈原學會第二屆年會暨國際屈原學術研讨會他就與會了。但他開會從不往前坐，隻坐最後一排。那次也是同樣。我進會場後，他立即招呼我與他坐在一起，接着便聊起來了。他問我參加學術會最大的樂趣是什麼，我說是交流，他糾正說：“是看各種人的嘴臉。”接着他請我注意，說×××是在鑽營一個學會理事的位置，×××一直在同刊物的編輯套近乎，是想發文章。我順着他的思路去觀察，果然如此。他參會隻是聽，一般不會發言。但遇有一些學術上的不正之風，他也會直言的。還是在那一次的富陽會上，某位中年教師宣讀論文時多次引用“先大父曰”，在贻立即插話問道：“是誰的先大父？是你的先大父還是馬茂元的先大父？”原來馬茂元在他的《楚辭選》中，每引到其祖父馬其昶《屈賦微》中的話便說“先大父曰”，這位老兄便以為“先大父”是個人名，也照引了，結果鬧了大笑話。在贻說像這種硬傷必須給他指出，否則會贻誤其終生的。
也是在富陽期間，我們一同乘船遊富春江時，又坐在了一起。他悄悄告訴我說，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剛剛評定他為博士生導師，他才47歲，在漢語史專業的博導中是最年輕的。他還說有些素未謀面的學界前輩也給了他很高的評價，如南京師院的徐複先生。
一代俊秀 中道而殒
在贻是農家子弟，其身體原本是很好的。他跟我說，年輕時曾跟系上的幾位青年教師一同環繞西湖快走，幾圈下來，也不覺得怎麼累。我認識他時，看上去身體也還是挺結實的樣子，臉色紅紅的。但誰知他竟于1989年1月10日永遠地離開了我們！而他辭世時，距他50歲生日即1989年1月11日隻差一天。
同為訓诂學大家的許嘉璐先生在《郭在贻教授墓志》中曾寫道：“一代俊秀，中道而殒。兇問所至，士林潸然。”的确如此。當初我在杭大的好友告知在贻去世的消息時，我幾乎就不能相信。50歲，這對一個積累深厚而正在出成果的學者來說意味着什麼？這是一個富有創造力的年齡，一個學術精品層出不窮的年齡！用在贻先生評價王獻唐先生的話說：“倘再活十年，其對學術的貢獻是不可估量的。”
在贻走後，雖給我們留下了已出版的《訓诂叢稿》與《訓诂學》，以及已定稿的《敦煌變文集校議》等幾本名著，還有幾十篇未來得及收入集中的學術論文；但他的研究計劃還遠未完成（弟子們正在努力完成），他的才華也還沒有完全施展出來。千古文章未盡才！如今在贻去世已34年，但每翻閱他的著作，這種感覺仍不時地會襲上我的心頭。
張崇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