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为了恢复“燕云旧地”，在收复北汉以后，发动了对辽战争，结果在高梁河被辽军大败而归。此后宋辽外交断绝，二十五年间，两国互不通使。
雍熙三年（986），为了恢复“燕云旧地”，宋太宗再度组织三路大军进攻辽朝，结果曹彬率领的宋军在岐沟关被辽军大败，宋军损失惨重。漆侠先生认为：“自986年宋太宗北伐失利，宋辽双方的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宋损兵折将，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入传略防守，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辽稳稳抓住了战争的主动权，以其机动的骑兵队经常地驰骋于河北大平原之上，攻城陷镇，最后迫使宋签订了城下之盟。”
不过，从淳化元年（990）之后的十年之间，宋辽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事。质言之，宋辽之间存在长达十年的相对和平时期，这对于宋辽关系而言十分重要。
宋真宗对辽政策的选择
新皇帝即位是帝王施政之始，也是决定国家政策方针走向的发端。宋真宗即位之后，如何处理宋辽关系成为朝廷亟待解决的问题。宋真宗即位之初，宰相吕端等就向其进言，建议派遣使者向契丹告丧，借此机遇与辽沟通，寻求议和。
新君即位，遣使邻国告哀是国家之间正常交往的应有的礼节。在此之前，宋太宗即位后很快就派遣使者赴辽告宋太祖之丧。作为回应，辽也派遣使者往吊已故的宋朝皇帝之丧，并且又另派遣使者祝贺新君即位。
甚至在这一年七月，宋朝与辽的附属国北汉还发生了战争，辽也派兵支援北汉。也就是说，在宋辽之间有战事的情况下，宋朝还是向辽派遣了使者。
宋真宗即位后，按照国家之间正常交往的礼仪应该向辽遣使告丧。而且宋辽双方处于长期相对和平，这时向辽方派遣使与辽修好是一个好时机。宋真宗却没有听宰相吕端等的建议。
至道三年（997）五月，时任刑部郎中、知扬州王禹偁上疏，王禹偁在上疏中陈述了当时宋朝面临的状况，一是宋朝西北与李继迁进行战争的粮饷转输，拖垮了关中的百姓。
他建议将夏州归还李继迁，停止与李继迁的战争，减省西北军队的转运馈饷，使关中的百姓得到休养。王禹偁的这条建议被宋真宗采纳。随后宋朝恢复其赵保吉的名字，将夏、绥等五州赐予了李继迁。
二是宋朝与辽的对峙状态还没改变，在宋辽边境上仍需部署的大量的戍卫军士。王禹偁希望让“疆吏”致书辽方，传达宋朝想要与辽修好的意愿。在王禹偁上奏疏之后，从宋真宗立即将其召还朝廷的态度来看，宋真宗应该是听从了王禹偁的这一建议，让知雄州的何承矩向辽方传递书信。
雄州位于宋辽边境要地，在宋辽未通使的的情况下，有传递两国消息的作用。尽管在宋真宗赐给何承矩的的诏书中，没有明确说让何承矩与辽修好，只是让他“轻重之际，务在得中”。
而在宋辽双方尚未互相通使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宋真宗的授意的话，何承矩不可能私自向辽方发送信件。
何承矩的“贻书契丹”这一事件也见于曹彬的口中。当时辽已经做出了攻打宋朝的决定，何承矩探知了辽准备入侵的军事行动，向真宗报告敌将来袭的战报。
向曹彬询问对策的时候，曹彬做出了“终复成和好”的判断，也提及了何承矩曾向辽方“发书道意”一事。而辽方史料《辽史》《契丹国志》中却没有记载这一件事。
何承矩与辽的书信中“怀来之旨”是何内容、书信是否送达了辽朝，这些都不得而知。然而宋朝这一次的尝试修好的外交行动却没有得到辽方的回应。
在宋朝堂之上，仍有通过派遣使者与辽修好的呼声。至道三年（997）九月，刑部员外郎马亮上疏，马亮所说“仍岁内侵”是站在了宋朝的立场上，就至道元年辽军夜袭雄州城而言，其实在河北边境上宋辽已经十年没有大战事了。
宋辽双方依然处于对峙状态，他用“河朔萧然”的表述也是为了劝说宋真宗与辽修好。咸平二年（999）三月，时任京西转运副使、太常博士、直史馆朱台符再次上疏请宋真宗遣使与辽修好。
《长编》所载朱台符奏疏十分详细。尽管朱台符在奏疏中仍持有“幽蓟之地，实为我疆，尚隔混同，所宜开拓”的说法，但他借用前代的故事，告诫宋真宗此时与辽进行战争不可取，遣使与辽修好则有对宋辽双方都利。
在宋太祖时与辽修好、同民休息的措施最为合适。而且为了防备辽军的南侵，宋朝在河朔屯重兵，军费负担十分沉重。朱台符建议趁真宗居丧期满之际，派遣一名使者与辽修好，并且表示自己愿意担任出使辽朝的使者。
从“时论称之”中可以看出，当时朝中的大臣同样也有与辽修好的意愿，所以，他们认可台符与辽修好的建议。宋真宗却仍然没有听。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宋真宗选择了“训兵练将，与之力争”。
在宋朝的皇帝制度下，对外政策的最终决定权几乎是在皇帝一人手里。在宋太宗朝，对外战争等重大事件往往由皇帝和枢密院商议之后做出决策，中书不与闻。
宋真宗即位初期，中书、枢密院仍分掌民政、军务，二者互不相闻。也就是说，在宋真宗即位之后，在对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宋真宗拥有最后决定权。
宋真宗即位之初，无论是宰相吕端，还是其他大臣都希望能够与辽修好，而宋真宗让何承矩“贻书契丹”的与辽修好的外交尝试无果后，就不再接受朝中大臣遣使与辽修好的建议。
笔者认为，宋真宗拒绝朝臣先派遣使者的原因有二：其一，先向辽派遣使者意味着屈辱求和，丧失了与辽谈判的主动性，这样换来的和平会付出更多的“代价”。
其二，宋真宗想要继续与辽争夺燕云之地，以求燕云战略要地，在地理上占据优势位置，这样宋辽和平就能够更加长远。
宋真宗所言“屈节为天下苍生”当然是指遣使与辽修好，而宋真宗“须执纲纪，存大体，即久远之利”的回答则反映了他真正的想法，那就是不会先派遣使者与辽议和，而是整军备战夺回燕云之地，占据险峻的要塞之地，然后与辽议和。这样才能使得宋辽河北边境获得长久和平。
宋真宗即位初的备战
1.委任都部署
宋真宗即位之后，宋辽之间的关系仍保持敌对状态，既然决定了不与辽通使修好，宋真宗随即调兵遣将，做好了与辽军作战的准备。而且，在宋太祖、太宗时期，都部署掌握着临机决事、指挥方面军作战的军事大权。
在河北边境，宋真宗除了在镇、定委任了“驻泊都部署”之外，还任命王汉忠为“高阳关行营都部署”。高阳关与辽境接壤，是周世宗从辽手里夺回的。太平兴国七年（982）改名高阳关，治所在瀛洲，是宋防御辽军进犯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宋对辽作战的前沿阵地。
无论是委任“驻泊都部署”还是“行营都部署”，都能说明宋真宗在做战争的准备了。至道三年（997）七月宋真宗在宋辽边境上对范廷召等四人的任命一事不见载于《长编》，而《宋史》在范廷召等四人各自的传记中也能证明这次任命确实存在。
前文所述宰相吕端等建议“遣使与辽修好”也应当是宋朝重要的事件，而只见于宋真宗的亲口说出的话，不见载于李焘《长编》的至道三年。
2.买马备战
宋真宗即位之后，很快就开始买马。在宋代，马对战争的重要性不用多言，尤其是在宋朝对北方的契丹民族的战争中更显得至关重要。咸平元年十一月，宋真宗就派遣近。臣杨允恭设置了专门买马的机构——估马司。宋朝设置的估马司除了花钱从边地的少数民族部落中购买以外，还通过任命的官方文书鼓励他们进贡战马。
左藏库又是皇帝的内库，买马之事直接让左藏库使杨允恭负责，也可以看出宋真宗的意图就是在积极备战。这时并没有辽入侵的消息，而宋真宗却做出了要与辽重新在武力上再做较量的姿态。
估马司的设置是在咸平元年十一月，而宋真宗买马的事情还要在这之前。马是战争的重要物资，在作战和后勤运输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原地区的环境气候不利于马的繁衍，在加上宋朝牧监养马管理不善，牧监养马失败了，北宋被迫转向市马。
尤其是用于战争的优良军马，宋朝大多是从边地购买。辽统和十五年是宋至道三年（997），宋辽在过去八年的时间里没有大的战事，而刚即位后的宋真宗却积极从边地购买战马。
辽方似乎嗅出了“战争”的味道，下令不准吐谷浑别部将马卖给宋朝。
宋真宗还下诏允许百姓去契丹境内买马，试图从民间贸易的渠道获取马匹。
可以看出，宋辽边界一直不允许民间私自贸易。在官方榷场中辽方肯定是不会卖马给宋朝，宋真宗此举就是想通过民间贸易渠道获取马匹。李焘说何承矩的上奏的时间在获得契丹入侵消息之后，也就是咸平二年七月。
但是宋真宗发布“听民越拒马河抵北界市马”的诏书应在何承矩获得辽军进犯的消息之前。可以得知，在辽军还没有入侵之前宋真宗早就在为战争做准备了。
3.使用间谍法
在端拱二年（989），宋太宗下诏让群臣陈述“备边御戎之策”，时任右拾遗、直史馆王禹偁第三条建议就是使用间谍法。时任知制诰的田锡也在上疏中也建议对辽使用间谍法。
间谍通常搜集敌方的政治、军事、社会风俗等各方面的情报，增加对敌方情况的了解，以获得己方在外交、战争中的优势。尤其是在战争时，重要的军事情报对于战争的作用非常重要。
在宋真宗咸平二年（辽统和十二年999）七月，辽朝发布南伐宋的诏书，向各路征兵。而在五月，何承矩就向宋朝朝廷报告了辽军将要进犯的消息。
何承矩能够提前获知辽军打算入侵消息，应是通过间谍渠道获得的信息。在淳化四年（993），何承矩知雄州时就有通过边民探听辽方消息的经验。
何承矩对待拥有间谍属性的边民无所猜忌，常常秘密接见他们，因此能够从这些边民获得辽方的有效信息。咸平元年（998），宋真宗任用柳开知代州，不久后又转忻州。
代、忻州位于宋辽边境，身处边境的柳开比较容易能获得辽方的动静情况。柳开奏疏中的提到的归明人就是常见的带有间谍属性的边民，为了获得金银赏赐，他们从辽方探有价值的信息报告给宋朝。
因此，柳开得出将来入侵的辽军定然不会轻易撤退。所以，他上疏提醒真宗重视这次辽军的进犯，希望真宗能够亲征河朔，击退将要来犯之敌。
咸平四年（1001），宋朝从谍者处获得辽方的虚假信息，以致贻误战机。从这件事可以判断，宋真宗朝廷对派出间谍是过于信任，宋朝派出间谍的信息，才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这种间谍的重要身份远非宋辽边民和从辽方投降过来的归明人所能够代替，应该专门为宋朝派遣刺探情报的职业间谍。这从侧面也反映了宋真宗对间谍法的重视。
4.宰辅成员的调整
咸平元年十月，吕端因病罢相。在至道元年（995）四月吕端任相，宋太宗以顾命大臣视之，托以身后事。宋真宗即位后，对护佑自己登位的吕端尊以殊礼。
自这年夏天吕端生病后，宋真宗就特许他免朝见常参，只要去中书处理政务即可。宋真宗依旧采用前朝宿旧结合藩邸亲信构成宰辅机构的方式，进一步加强自己对朝廷的控制。
吕端罢相同日，张齐贤、李沆同时任相。户部侍郎李沆以参知政事升任宰相，张齐贤则是前朝宿旧。宋太祖去洛阳祭天地时，身为布衣的张齐贤献策马前，得到太祖的赏识。
在宋太宗淳化二年，张齐贤先是担任参知政事，数月后，以吏部侍郎拜相，为相几二年，在淳化四年六月罢相。可见，宋真宗任用张齐贤为相的也是因其威望。
宋真宗任张齐贤的另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李沆的而引荐。在宋太宗时期，张齐贤的罢相与李沆有很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代李沆受过。宋太宗发怒的原因是自己的潜邸成员竟然托请执政，而不先向自己陈情。
无疑，张齐贤、李沆等如此行事有结党营私之嫌，所以宋太宗将张齐贤罢相。在权力争夺、利益交横的朝堂之中，张齐贤能够“不欲累沆，独任其责”，这对李沆来说是欠下了一份人情。
吕端罢相之后，李沆引荐前朝宿德张齐贤任相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不久之后，工部尚书、参知政事李至因为眼疾而上疏请解机务，被宋真宗授予武胜军节度使。
宋真宗又调整了枢密院的成员。枢密院直接负责军政大权，而新任的枢密副使杨砺、宋湜都是文臣。杨砺是真宗的襄邸旧臣，充任过襄王府记事参军。
杨砺在建隆年间以进士甲科及第，当真宗问及何年及第时，杨砺不以科名自矜，没有直接回答。而真宗知道以后，更加看重他的品格。宋湜是太平兴国五年的进士，在宋太宗朝宋准荐其文，拜著作郎、直史馆。
真宗即位，任用其为中书舍人。这两人都是以文章而得以闻名朝野，仅仅是因获得了真宗的信任而被重用为枢密院副使。
枢密使曹彬卒去世后，宋真宗召老臣王显入朝，任用其为枢密使。王显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曾担任枢密使，在枢府多年。真宗即位之后，加恩为横海节度使，出知镇州。
宋真宗念在其为先朝宿旧，再次任用其为枢密使。这时契丹军队入侵的消息传来，宋真宗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任用前朝老将王显为枢密使，也是为了借用其威望震慑百官。
小结
在这一段时间里宋辽处于相对和平的对峙状态。989年以后，辽宋双方对和平的渴望带来了一段10年的休战期，但是双方的敌意并未消解，原先的战争模式转化为双方对西北定难军的争夺。
在宋辽长达十年的对峙中，奠定了后来宋辽疆域的基本框架。澶渊之盟时，宋辽在十年的对峙中各自默认的疆界，成为了双方盟约形式确定下来的正式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