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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時期,遼軍屢次寇邊,一代明君宋真宗是如何應對的呢?

作者:黎暝昊天

太平興國四年(979),宋太宗為了恢複“燕雲舊地”,在收複北漢以後,發動了對遼戰争,結果在高梁河被遼軍大敗而歸。此後宋遼外交斷絕,二十五年間,兩國互不通使。

雍熙三年(986),為了恢複“燕雲舊地”,宋太宗再度組織三路大軍進攻遼朝,結果曹彬率領的宋軍在岐溝關被遼軍大敗,宋軍損失慘重。漆俠先生認為:“自986年宋太宗北伐失利,宋遼雙方的态勢發生了重大變化。

宋朝時期,遼軍屢次寇邊,一代明君宋真宗是如何應對的呢?

宋損兵折将,不得不從戰略進攻轉入傳略防守,陷于被動挨打的局面,遼穩穩抓住了戰争的主動權,以其機動的騎兵隊經常地馳騁于河北大平原之上,攻城陷鎮,最後迫使宋簽訂了城下之盟。”

不過,從淳化元年(990)之後的十年之間,宋遼并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戰事。質言之,宋遼之間存在長達十年的相對和平時期,這對于宋遼關系而言十分重要。

宋真宗對遼政策的選擇

新皇帝即位是帝王施政之始,也是決定國家政策方針走向的發端。宋真宗即位之後,如何處理宋遼關系成為朝廷亟待解決的問題。宋真宗即位之初,宰相呂端等就向其進言,建議派遣使者向契丹告喪,借此機遇與遼溝通,尋求議和。

宋朝時期,遼軍屢次寇邊,一代明君宋真宗是如何應對的呢?

新君即位,遣使鄰國告哀是國家之間正常交往的應有的禮節。在此之前,宋太宗即位後很快就派遣使者赴遼告宋太祖之喪。作為回應,遼也派遣使者往吊已故的宋朝皇帝之喪,并且又另派遣使者祝賀新君即位。

甚至在這一年七月,宋朝與遼的附屬國北漢還發生了戰争,遼也派兵支援北漢。也就是說,在宋遼之間有戰事的情況下,宋朝還是向遼派遣了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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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即位後,按照國家之間正常交往的禮儀應該向遼遣使告喪。而且宋遼雙方處于長期相對和平,這時向遼方派遣使與遼修好是一個好時機。宋真宗卻沒有聽宰相呂端等的建議。

至道三年(997)五月,時任刑部郎中、知揚州王禹偁上疏,王禹偁在上疏中陳述了當時宋朝面臨的狀況,一是宋朝西北與李繼遷進行戰争的糧饷轉輸,拖垮了關中的百姓。

他建議将夏州歸還李繼遷,停止與李繼遷的戰争,減省西北軍隊的轉運饋饷,使關中的百姓得到休養。王禹偁的這條建議被宋真宗采納。随後宋朝恢複其趙保吉的名字,将夏、綏等五州賜予了李繼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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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宋朝與遼的對峙狀态還沒改變,在宋遼邊境上仍需部署的大量的戍衛軍士。王禹偁希望讓“疆吏”緻書遼方,傳達宋朝想要與遼修好的意願。在王禹偁上奏疏之後,從宋真宗立即将其召還朝廷的态度來看,宋真宗應該是聽從了王禹偁的這一建議,讓知雄州的何承矩向遼方傳遞書信。

雄州位于宋遼邊境要地,在宋遼未通使的的情況下,有傳遞兩國消息的作用。盡管在宋真宗賜給何承矩的的诏書中,沒有明确說讓何承矩與遼修好,隻是讓他“輕重之際,務在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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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宋遼雙方尚未互相通使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宋真宗的授意的話,何承矩不可能私自向遼方發送信件。

何承矩的“贻書契丹”這一事件也見于曹彬的口中。當時遼已經做出了攻打宋朝的決定,何承矩探知了遼準備入侵的軍事行動,向真宗報告敵将來襲的戰報。

向曹彬詢問對策的時候,曹彬做出了“終複成和好”的判斷,也提及了何承矩曾向遼方“發書道意”一事。而遼方史料《遼史》《契丹國志》中卻沒有記載這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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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承矩與遼的書信中“懷來之旨”是何内容、書信是否送達了遼朝,這些都不得而知。然而宋朝這一次的嘗試修好的外交行動卻沒有得到遼方的回應。

在宋朝堂之上,仍有通過派遣使者與遼修好的呼聲。至道三年(997)九月,刑部員外郎馬亮上疏,馬亮所說“仍歲内侵”是站在了宋朝的立場上,就至道元年遼軍夜襲雄州城而言,其實在河北邊境上宋遼已經十年沒有大戰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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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遼雙方依然處于對峙狀态,他用“河朔蕭然”的表述也是為了勸說宋真宗與遼修好。鹹平二年(999)三月,時任京西轉運副使、太常博士、直史館朱台符再次上疏請宋真宗遣使與遼修好。

《長編》所載朱台符奏疏十分詳細。盡管朱台符在奏疏中仍持有“幽薊之地,實為我疆,尚隔混同,所宜開拓”的說法,但他借用前代的故事,告誡宋真宗此時與遼進行戰争不可取,遣使與遼修好則有對宋遼雙方都利。

在宋太祖時與遼修好、同民休息的措施最為合适。而且為了防備遼軍的南侵,宋朝在河朔屯重兵,軍費負擔十分沉重。朱台符建議趁真宗居喪期滿之際,派遣一名使者與遼修好,并且表示自己願意擔任出使遼朝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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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時論稱之”中可以看出,當時朝中的大臣同樣也有與遼修好的意願,是以,他們認可台符與遼修好的建議。宋真宗卻仍然沒有聽。從後來的事态發展看,宋真宗選擇了“訓兵練将,與之力争”。

在宋朝的皇帝制度下,對外政策的最終決定權幾乎是在皇帝一人手裡。在宋太宗朝,對外戰争等重大事件往往由皇帝和樞密院商議之後做出決策,中書不與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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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即位初期,中書、樞密院仍分掌民政、軍務,二者互不相聞。也就是說,在宋真宗即位之後,在對遼外交政策的決策過程中,宋真宗擁有最後決定權。

宋真宗即位之初,無論是宰相呂端,還是其他大臣都希望能夠與遼修好,而宋真宗讓何承矩“贻書契丹”的與遼修好的外交嘗試無果後,就不再接受朝中大臣遣使與遼修好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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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宋真宗拒絕朝臣先派遣使者的原因有二:其一,先向遼派遣使者意味着屈辱求和,喪失了與遼談判的主動性,這樣換來的和平會付出更多的“代價”。

其二,宋真宗想要繼續與遼争奪燕雲之地,以求燕雲戰略要地,在地理上占據優勢位置,這樣宋遼和平就能夠更加長遠。

宋真宗所言“屈節為天下蒼生”當然是指遣使與遼修好,而宋真宗“須執綱紀,存大體,即久遠之利”的回答則反映了他真正的想法,那就是不會先派遣使者與遼議和,而是整軍備戰奪回燕雲之地,占據險峻的要塞之地,然後與遼議和。這樣才能使得宋遼河北邊境獲得長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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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即位初的備戰

1.委任都部署

宋真宗即位之後,宋遼之間的關系仍保持敵對狀态,既然決定了不與遼通使修好,宋真宗随即調兵遣将,做好了與遼軍作戰的準備。而且,在宋太祖、太宗時期,都部署掌握着臨機決事、指揮方面軍作戰的軍事大權。

在河北邊境,宋真宗除了在鎮、定委任了“駐泊都部署”之外,還任命王漢忠為“高陽關行營都部署”。高陽關與遼境接壤,是周世宗從遼手裡奪回的。太平興國七年(982)改名高陽關,治所在瀛洲,是宋防禦遼軍進犯的第一道防線,也是宋對遼作戰的前沿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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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委任“駐泊都部署”還是“行營都部署”,都能說明宋真宗在做戰争的準備了。至道三年(997)七月宋真宗在宋遼邊境上對範廷召等四人的任命一事不見載于《長編》,而《宋史》在範廷召等四人各自的傳記中也能證明這次任命确實存在。

前文所述宰相呂端等建議“遣使與遼修好”也應當是宋朝重要的事件,而隻見于宋真宗的親口說出的話,不見載于李焘《長編》的至道三年。

2.買馬備戰

宋真宗即位之後,很快就開始買馬。在宋代,馬對戰争的重要性不用多言,尤其是在宋朝對北方的契丹民族的戰争中更顯得至關重要。鹹平元年十一月,宋真宗就派遣近。臣楊允恭設定了專門買馬的機構——估馬司。宋朝設定的估馬司除了花錢從邊地的少數民族部落中購買以外,還通過任命的官方文書鼓勵他們進貢戰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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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藏庫又是皇帝的内庫,買馬之事直接讓左藏庫使楊允恭負責,也可以看出宋真宗的意圖就是在積極備戰。這時并沒有遼入侵的消息,而宋真宗卻做出了要與遼重新在武力上再做較量的姿态。

估馬司的設定是在鹹平元年十一月,而宋真宗買馬的事情還要在這之前。馬是戰争的重要物資,在作戰和後勤運輸中有着極為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原地區的環境氣候不利于馬的繁衍,在加上宋朝牧監養馬管理不善,牧監養馬失敗了,北宋被迫轉向市馬。

尤其是用于戰争的優良軍馬,宋朝大多是從邊地購買。遼統和十五年是宋至道三年(997),宋遼在過去八年的時間裡沒有大的戰事,而剛即位後的宋真宗卻積極從邊地購買戰馬。

遼方似乎嗅出了“戰争”的味道,下令不準吐谷渾别部将馬賣給宋朝。

宋真宗還下诏允許百姓去契丹境内買馬,試圖從民間貿易的管道擷取馬匹。

可以看出,宋遼邊界一直不允許民間私自貿易。在官方榷場中遼方肯定是不會賣馬給宋朝,宋真宗此舉就是想通過民間貿易管道擷取馬匹。李焘說何承矩的上奏的時間在獲得契丹入侵消息之後,也就是鹹平二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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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宋真宗釋出“聽民越拒馬河抵北界市馬”的诏書應在何承矩獲得遼軍進犯的消息之前。可以得知,在遼軍還沒有入侵之前宋真宗早就在為戰争做準備了。

3.使用間諜法

在端拱二年(989),宋太宗下诏讓群臣陳述“備邊禦戎之策”,時任右拾遺、直史館王禹偁第三條建議就是使用間諜法。時任知制诰的田錫也在上疏中也建議對遼使用間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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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諜通常搜集敵方的政治、軍事、社會風俗等各方面的情報,增加對敵方情況的了解,以獲得己方在外交、戰争中的優勢。尤其是在戰争時,重要的軍事情報對于戰争的作用非常重要。

在宋真宗鹹平二年(遼統和十二年999)七月,遼朝釋出南伐宋的诏書,向各路征兵。而在五月,何承矩就向宋朝朝廷報告了遼軍将要進犯的消息。

何承矩能夠提前獲知遼軍打算入侵消息,應是通過間諜管道獲得的資訊。在淳化四年(993),何承矩知雄州時就有通過邊民探聽遼方消息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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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承矩對待擁有間諜屬性的邊民無所猜忌,常常秘密接見他們,是以能夠從這些邊民獲得遼方的有效資訊。鹹平元年(998),宋真宗任用柳開知代州,不久後又轉忻州。

代、忻州位于宋遼邊境,身處邊境的柳開比較容易能獲得遼方的動靜情況。柳開奏疏中的提到的歸明人就是常見的帶有間諜屬性的邊民,為了獲得金銀賞賜,他們從遼方探有價值的資訊報告給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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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柳開得出将來入侵的遼軍定然不會輕易撤退。是以,他上疏提醒真宗重視這次遼軍的進犯,希望真宗能夠親征河朔,擊退将要來犯之敵。

鹹平四年(1001),宋朝從諜者處獲得遼方的虛假資訊,以緻贻誤戰機。從這件事可以判斷,宋真宗朝廷對派出間諜是過于信任,宋朝派出間諜的資訊,才做出了錯誤的判斷。

這種間諜的重要身份遠非宋遼邊民和從遼方投降過來的歸明人所能夠代替,應該專門為宋朝派遣刺探情報的職業間諜。這從側面也反映了宋真宗對間諜法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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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宰輔成員的調整

鹹平元年十月,呂端因病罷相。在至道元年(995)四月呂端任相,宋太宗以顧命大臣視之,托以身後事。宋真宗即位後,對護佑自己登位的呂端尊以殊禮。

自這年夏天呂端生病後,宋真宗就特許他免朝見常參,隻要去中書處理政務即可。宋真宗依舊采用前朝宿舊結合藩邸親信構成宰輔機構的方式,進一步加強自己對朝廷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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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端罷相同日,張齊賢、李沆同時任相。戶部侍郎李沆以參知政事升任宰相,張齊賢則是前朝宿舊。宋太祖去洛陽祭天地時,身為布衣的張齊賢獻策馬前,得到太祖的賞識。

在宋太宗淳化二年,張齊賢先是擔任參知政事,數月後,以吏部侍郎拜相,為相幾二年,在淳化四年六月罷相。可見,宋真宗任用張齊賢為相的也是因其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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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任張齊賢的另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李沆的而引薦。在宋太宗時期,張齊賢的罷相與李沆有很大的關系,甚至可以說是代李沆受過。宋太宗發怒的原因是自己的潛邸成員竟然托請執政,而不先向自己陳情。

無疑,張齊賢、李沆等如此行事有結黨營私之嫌,是以宋太宗将張齊賢罷相。在權力争奪、利益交橫的朝堂之中,張齊賢能夠“不欲累沆,獨任其責”,這對李沆來說是欠下了一份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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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端罷相之後,李沆引薦前朝宿德張齊賢任相就是順理成章之事了。不久之後,工部尚書、參知政事李至因為眼疾而上疏請解機務,被宋真宗授予武勝軍節度使。

宋真宗又調整了樞密院的成員。樞密院直接負責軍政大權,而新任的樞密副使楊砺、宋湜都是文臣。楊砺是真宗的襄邸舊臣,充任過襄王府記事參軍。

楊砺在建隆年間以進士甲科及第,當真宗問及何年及第時,楊砺不以科名自矜,沒有直接回答。而真宗知道以後,更加看重他的品格。宋湜是太平興國五年的進士,在宋太宗朝宋準薦其文,拜著作郎、直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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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宗即位,任用其為中書舍人。這兩人都是以文章而得以聞名朝野,僅僅是因獲得了真宗的信任而被重用為樞密院副使。

樞密使曹彬卒去世後,宋真宗召老臣王顯入朝,任用其為樞密使。王顯在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曾擔任樞密使,在樞府多年。真宗即位之後,加恩為橫海節度使,出知鎮州。

宋真宗念在其為先朝宿舊,再次任用其為樞密使。這時契丹軍隊入侵的消息傳來,宋真宗已經做好了戰争的準備,任用前朝老将王顯為樞密使,也是為了借用其威望震懾百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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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在這一段時間裡宋遼處于相對和平的對峙狀态。989年以後,遼宋雙方對和平的渴望帶來了一段10年的休戰期,但是雙方的敵意并未消解,原先的戰争模式轉化為雙方對西北定難軍的争奪。

在宋遼長達十年的對峙中,奠定了後來宋遼疆域的基本架構。澶淵之盟時,宋遼在十年的對峙中各自預設的疆界,成為了雙方盟約形式确定下來的正式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