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大帝平定了“三藩之乱”后，大清王朝进入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时代，也就是所谓的“康乾盛世”。
但是，在这繁荣时期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康熙年间实行的“添丁”和“免除赋税”的方针，大大减少了民众的生育压力，使得人口迅速增加。
盛世下的粮食问题
按照《清史稿》的说法，清政府在入关之后曾经做过一次人口普查，普查结果显示，顺治八年的时候，整个大清朝有一千四百万的人口。
到了乾隆六年的时候，整个大清朝就已经有一亿四千三百一十多万人，打破了之前所有的官方数据。
整个乾隆时期，清王朝的人口以一年13%的速度不断增加，到了乾隆六十年，整个清朝的人口总量突破3亿。
要想保证国家的稳定，最重要的就是保证人民有足够的食物，根据《清史稿》中的数据，对清朝土地面积进行估算，得出的结论是，在乾隆年间有十亿五千万亩的耕地。
江浙两省是个丰收区，根据苏州李煦给康熙的报告，苏州和扬州两省的水稻亩均可达四石，两季水稻亩均可达五、六石之多。
《钦定授时通考》记载：“江南水田，亩多二三石，次一二石”。粗略估计，清朝时期的人均粮食总量为六百八十公斤，这还是不算天灾，也不算税收的情况下。
也正是因此，在人口激增的情况下，大清王朝在一片欣欣向荣的气氛中仍然出现了一场粮食危机，而这场危机的起因有三个：
一是环境问题。那个时候，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四个严寒季节，温度会比正常情况下降低一两度，而平均温度每下降一度对于粮食生产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
二是农业用地的问题。据推算，耕地面积增长率由康熙年间平均每年0.45%下降到了雍正年间和乾隆朝初期的0.18%。
四百多年来，人口翻了二十多倍，而农田面积却只增长了三倍，虽然清朝的粮食产量有一定的提高，但速度还是赶不上快速发展的人口数量。
三是存在着贪污腐化现象，清廷的腐败和滥用职权让全国的粮荒变得越来越严重，当地的官吏不仅对百姓征收高额的税金，而且还极度的不负责任。
例如，在兴修水利工程的时候，如果使用一些品质较低，造价较低的材料，在暴雨来临的时候很可能会演变为洪水，将原本肥沃的农田全部淹掉，从而导致当地的粮食减产。
因为食物供应不足，饥荒频发，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一进入中国就见到了一批批饥肠辘辘，脸色蜡黄，营养不良的饥民。
在很多坚定支持乾隆皇帝统治的人看来，这样的说法无疑是在污蔑大清王朝，但不得不承认，大清王朝的确出现了粮食问题，那么如何解决问题就成了清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
促进开垦和移民
顺治年间，清廷颁布《开垦荒地条例》，其中明文规定：“凡州县卫所荒地，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有主者令原主开垦。”
《清顺治朝实录》中记载：“无主荒田，州县官给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耕至6年之后，有司官亲察成熟田数，抚按勘实，凑请幸旨，方议征收钱粮。”
在雍正皇帝登基后，他下令严禁官员剥削耕种的人，并且免除或少征开荒地的丁金，并将开垦的土地与当地官员的政绩挂钩。
根据《清实录》所载，在雍正年间，除灾害减免、开荒减免、边地减免等外，其他各项费用至少减免一千万两银子。
在雍正年间，由于屯垦工作而被提拔的例子并不少，如河南总督田文镜，他的屯垦工作就受到了雍正皇帝的嘉奖，而他的继承人王士俊则更是大力推行屯垦政策。
1724年，雍正他又在全国范围内推出“八品农官”制度，要求各州县衙门每年推选一名终日务农、勤劳节俭的农夫，为其正八品顶戴。
这些人被皇帝称为“劳模”，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陶有增和吴惟铭，他们在当地推行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深受当地人民的拥护。
到了乾隆朝，在历代帝王的激励下，大部分的土地都已被开荒，于是便进行了变通，采取了两种特殊措施，即开辟“山头地角”与“免收田租”。
也就是说，清廷可以将那些被发现的荒地，海滩，淤泥以及岛屿全部分配给那些没有土地的穷人，让他们免费种植，减免土地租金，减少税收。
乾隆皇帝即位后作出一项重要决策：对长期积压在各地的农业赋税一律减免，凡是在雍正三年之前未缴的赋税一律减免。
二十多日后，乾隆皇帝又下诏，对雍正十二年之前尚未缴纳的一切农业赋税一概减免，这项举措让大清穷苦的农夫免除了数年来积压的赋税。
对一个农业税收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来说，这项决策具有重大意义，按照《清代国家与社会》一书的记载，乾隆一共减免了两千万两银子，是中国最大的农业税收减免皇帝。
大清除了在中原一带提倡耕种以外，还十分注重开发边境一带的土地，而边境一带本来就人丁不旺，将多余的人口运到边境去，也不失为一种缓解饥荒的方法。
虽然满清入关之后，就对汉族进行了严格的管制，禁止他们移民到关外地区，但即便如此，也无法阻止他们从海路和陆路潜入关外。
乾隆八年，山东和河北发生干旱，大批的饥饿百姓背井离乡，流落到边陲，乾隆便秘密下令长城上的各个关口：“如有贫民出口者，门上不必阻拦，即时放出。”
明面上是继续禁止老百姓前往关外，但实际上还是偷偷放行，这样不但保住了朝廷的颜面，也避免了因此强制措施而引发的农民暴乱。
1792年，乾隆鼓励民众移民：“山海关、盛京等处，虽旗民杂处，而地广土肥，贫民携眷出口者，自可籍资口食，即人数较多，断不致滋生事端。”
至嘉庆17年，根据清政府的数据统计，辽吉黑三个省份的土地总面积为二百九十万亩，与清初相比，增长了二百万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的人口问题其实也是一次机遇，移民让边境的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让边境与内陆的文明更加紧密，最主要的是让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
洋米和高产作物
到了清中期，西洋稻谷的输入成了一种很好的缓解粮荒的手段，主要是从国外运进来的西洋稻谷不但籽粒饱满，价格也很低。
乾隆八年，乾隆曾下令：“朕畛念民艰，以米粮为民食根本。是以各关米税，概行蠲免，其余货物，照例征收。”
按照清廷的规定，如果一艘船只运载的稻谷超过了一万石，可以免除五成税收，如果运载的稻谷超过了五千石，则可以免除三成税收。
此外，对于外国商人还有优惠政策，外国商人贩卖稻谷不但可以免除海运关税，若是稻谷卖不出去，也可以由政府来购买。
从乾隆十六年起，清政府就允许个人自己出资收购稻谷并运回国，凡运米达到一定要求的，朝廷还会进行赏赐，甚至还能直接封官。
清代中叶大儒阮元在粤省当官的那一年，正值广东粮食歉收，当地商人囤积粮食，但随着外国大米的引入，粮食价格非但没有上涨，甚至还有所下降，稳定了粮价。
除了引进洋米之外，提高土地产量也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方法，当时清政府鼓励农民种植高产作物，比如玉米和红薯等作物。
这些农作物的生存能力极强，即便是贫瘠的土地也依旧能存活下来，最关键的是，这些作物的产量很高，比如红薯在民间就有“一年红薯半年粮”的说法。
山东巡抚陆跃于1776年出版了《甘薯录》，对红薯栽培的实践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乾隆闻之，命北方诸省刊印并复制，由此，红薯栽培风靡了整个国家。
乾隆时期，大陆还实行了一次大面积的“改土”运动，大量的“土司之地”被开辟成“良田”，成为了生产粮食的主力军。
乾隆还鼓励将士和百姓种植适宜山地种植的玉米粒，以提高粮食生产，加快对西南地域的开拓，保证地方军队的口粮。
道光年间是中国大力发展玉米的重要阶段，它的种植范围已超越了以粟米为主的传统粮食作物，是新兴的“六谷”之一。
建立粮仓和强化粮价管理
清政府为了解决粮食问题采取了诸多的粮政方针，大部分都是围绕着如何运用有限的粮源，合理调配，尽力保障粮食供应充足，从而来维持其政权的稳定。
为预防饥荒，清代在各地设立了仓储体系，用以储存和调配食物，并在发生灾荒时，打开仓储，发放救济，以应对饥荒，避免因饥饿而产生恐慌，造成社会动荡。
清朝的仓房以京仓、通仓为主，各地以常平仓为主，还有社仓、义仓作为补充，另外还有内仓、旗仓、水次仓等具有针对性的辅仓。
仓储体系的设立提高了粮食的储备，确保了当地发生灾害时，不但能够在本省打开仓库，而且能够在全国筹集粮草，从丰收的地区向受灾地区转移。
另一方面，也能确保一旦发生天灾，粮食价格大涨，官府能够及时打开仓房，将价格压下去，缓解民众的饥荒。
清代对军需官贪污受贿的惩罚也十分严厉，在乾隆五年的时候，他曾经派人检查过京通仓，发现“十之八九的仓廒屋瓦漏水，墙壁破损”，储藏的粮食也都腐烂了。
雍正皇帝勃然大怒，罢免了仓场侍郎和其他官员的官职，赔偿了几百万斤的粮草，并且命令严加看管，并且修建了171个库房，用来储存新的粮草。
又如乾隆四十六年，勒尔谨与王亶望等人以私囊之名，私吞了价值数十万两白银的粮草。案发后，勒尔谨被下令自杀，王亶望被当场处死，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乾隆皇帝还制订了一套较为科学的平籴办法，使粮价保持平稳，在丰收年，政府以平均的价钱从农户手中购买剩余的粮种，在荒年以正常的价格卖粮，这就是所谓的“平籴”。
在维持供给秩序的同时，清朝还会采取各种手段来维持物价的平稳，比如颁布法令要求各地官吏要对当地的粮种进行保护。
至于那些私藏粮食的商人更是被当地官员严惩，对于那些倒买倒卖的商人，也会进行严厉打击，从而保障穷人买得起平价粮的权利，起到稳定粮价的作用。
若是没有足够的银子，农民也可以“赊账”，据《榆巢杂识》所载，清代曾有一条明文规定：农户缺粮时可向当地官员借粮，待到秋天收获时还粮。
乾隆登基之后又发布了一条新的法令：“如遇荒年，凡借领仓谷，于入秋还仓之日，仍须全纳正谷，不得增利。”
结语
乾隆虽然是个太平盛世的皇帝，但他在位时，十分关注农事，大力救济灾荒，他很清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明代万历年间，朝廷增加了三种俸禄，一年比一年多收一千万两银子，彻底把大明的国本搅得天翻地覆，这是一个血的教训。
而正是这个血的教训，让满清的君主明白，饥民也可以倾覆一个皇朝。乾隆皇帝认识到，唯有让老百姓衣食无忧，才能保证江山永固。
因此，乾隆皇帝为了让广大民众有口饭可食，采取了各种措施，对粮食的储备、调剂和流通都非常注重，在确保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粮食增量也跟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