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或许也就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晓得“王关戚”所指的具体是哪三个人，上世纪六十年代，这三个凭借着《红旗》杂志声名鹊起的三秀才，分别是：王力、关锋、戚本禹。
用“焦不离孟，孟不离焦”这个典故来形容三人之间的关系，是颇为恰当的，这三个秀才虽同属于《红旗》杂志社，但分管不同的领域，亦是杂志社里面的三面旗帜。
1967年的8月，王力和关锋的仕途也走到了尽头，次年的1月，戚本禹也难以独善其身，三人先后被送去了秦城监狱。
这篇文章，我就和你聊聊这三个秀才出狱后的生活，回归到普通读书人的生活。
王力的晚年，一直和癌症斗争
在三人当中，王力虽然资历比较深，地位也比其他两人高，但他的年龄没有关锋大，比关锋小了两岁，倒是比戚本禹年长了整整十岁。
“王力”这个名字也不是他的本名，是他1943年在山东工作期间给自己取的笔名，其本名唤作“王光宾”。或许，连他自己都无法预料，“王力”这个笔名竟成了自己的符号和代名词，以至于提起“王光宾”都不知道是谁。
1968年1月，王力被转去秦城监狱关押的时候，组织上下达了一个命令，就是不得提审王力。这也就意味着没有对他判刑，但是他也在秦城过了14年的牢狱生活。一直到了1982年的1月28号这一天，王力才脱下了身上的囚衣，走出监狱，被正式赋予了公民权，回归到一个普通公民的生活中。
刚开始的时候，考虑到王力以前的名气和出狱后的安全，给他安置在北京万寿路的一处部长大院里居住。
因为是部长大院，所以大门口24小时都有哨兵轮换站岗，这是稀松平常的事。但对于王力这个刚从监狱走出来，过了14年牢狱生活的人看来，那大门口24小时都站着哨兵，就如同是还在监狱里一样。这让他心里很不舒服，也很不适应，因此，他要求搬出去住。
只不过想要搬出去，哪是一时半会就能成的事，这事一直拖了差不多有两年吧，才重新给他安排了新家。应他的要求，新家位于上海一处很普通的居民小区里面。
这新家虽然赶不上部长大院，但王力想要的或许就是这种接地气的生活吧，住在这里让他很快适应了出狱后的生活。
王力和妻子王平权住进了新家，这是一套崭新的两居室，虽说面积不是很大，只有40多个平方左右，但对于老两口而言，也是很满足了。妻子王平权也是上了年纪，她自己一个人照顾着丈夫，显然是有些吃力的，因此，王家就雇佣了一个20岁出头的小姑娘当保姆。
日常的卫生打扫，买菜做饭这些活就交给保姆，王平权主要是隔三差五，就得陪着丈夫去医院。因为王力80年代中期，检查出患有癌症。打这开始，他余生也就是在和病魔做斗争。
时间来到1996年，这一年，王力的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他被病魔折磨得虚弱不堪，坐在沙发上，时间一长，自己难以起来，得有人搀扶着才能起来。
1996年10月20晚，王力独自去卫生间，刚推开门一头就栽倒在地。妻子王平权听到响声，赶紧起床去查看，看到丈夫摔倒在地，她吓得赶紧打电话叫来了医生。
王力被送去医院后，经过一番抢救，终究还是停止了呼吸，病逝于北京的肿瘤医院，时年75岁。
关锋晚年，两耳不闻窗外事，遵循“三不”原则
“关锋”这个名字也不是其本名，而是笔名，他的本名叫作“周玉峰”；在他20岁那年，正式使用了“关锋”这个笔名，这个名字也成了他的符号。
和王力、戚本禹比起来，关锋是三人当中属于“内向”的那一个，他很少公开发表讲话，也很少在公众场合出现，基本上是把自己藏匿于字里行间当中。王力在红旗杂志社主管国际领域，经常需要出国，关锋则不同，在杂志社担任哲学组组长的他，一门心思专研哲学，或许也形成了他“内向”的性格吧。
1968年1月，关锋被转进了秦城监狱，和王力一样，他也被免于提审，免于刑事起诉，故而也就没有判刑。但是，他和王力一样，蹲了14年的牢狱，一样的于1982年被释放，这一年的关锋，年已62岁了。
出狱后的关锋，被安排住在《红旗》杂志社的家属大院内，考虑到他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来源，因此，每个月发放给他150元的生活补助。大概过了三年，这笔补助涨了不少，有500元。在八十年代末，这500元不是一笔小数字了。
八十年代末的时候，关锋的待遇也最终敲定了下来，他的待遇由《红旗》杂志社来负责。当然了，《红旗》当时已经改成了《求是》杂志。
《求是》杂志社经过讨论，因为关锋当年的官职不低，相当于是首长级别，因此，最终给他以局级待遇作退休处理。关锋晚年的住房、工资以及其他福利待遇，统统划归求是杂志社来管。
其实，关锋刚出狱后的时候，并不想留在北京，上了年纪的他想落叶归根，回山东德州生活。
老家那边得知关锋有回故乡的想法，就先一步给他在德州盖了新房子，是一栋二层独门独院的小楼。只不过后来关锋因为身体孱弱，时不时还得住院，这才打消了回老家的念头。
和王力、戚本禹比起来，关锋晚年的收入是相当不错的，每个月除了固定工资之外，他还有自己的稿费。
阎长贵，是关锋的得意门生，八十年代的时候，两人一同住在求是杂志社的家属大院，两家相隔不远，时常有走动。根据阎长贵的回忆，自己这个老师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每个月的工资加上稿费收入，能有差不多4000元。
呵！那可是九十年代初啊！每个月4000元是个什么概念，怕不是相当于当下的月入两万吧？
用关锋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晚年就是一个“书虫”，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扑在书堆里面。他晚年对自己有这么三个要求：
1、不谈过去的事；
2、不写过去的事；
3、不看过去的事；
不过，他的这“三不”原则，在戚本禹看来显得有些掩耳盗铃、自我催眠的意思了。毕竟，过往的岁月也是属于自己人生的一部分，甩是甩不掉的，想要彻底做到和过去划清界限，并且试图彻底忘记，那不是人能办到的事。
或许也是和关锋关系好，戚本禹评价起这个老友，才显得这么直白。
有意思的是，关锋和戚本禹在晚年的时候，联系还挺多，两人还曾合作出版过不少著作。反倒是“冷落”了王力，很少和王力联系，哪怕戚本禹也在上海，他也和远在北京的关锋不时互通电话，书信往来，和王力之间倒是没多少走动。
阎长贵
关锋的晚年倒是过得很平和，完全就是一个文人的生活。早上八点起床后，出门散步，要么在外面吃早点，要么回家吃。之后就开始读书、写作，他晚年读的书籍大多也都是老庄哲学这方面。
平常的娱乐活动很少，要么是看电视，要么就是去附近公园练气功。他出门的时候 ，习惯戴着一顶老干部帽子，身着中山装，一副老派的装扮。
自打1982年1月出狱后，一直到他2005年病逝的这23年，关锋每天的生活就是埋头研究学问。这23年的余生，他发表出版的作品很多，字数算下来过400百万字。
2005年的6月7号，86岁的关锋病逝，以85岁的高龄离世，也是喜丧了。
戚本禹晚年，兜兜转转，又成了图书管理员
有着“戚大帅”称呼的戚本禹，居然是三秀才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他比王力小了10岁，比关锋小了13岁。
不过他胜在两点，才获得了“戚大帅”的称呼，一是他身材高大，典型的山东汉子；二是因为他口才不错，在仕途辉煌的时候，时常公开发表演讲，那感染力很强。故而，他的追随者也就称呼他为“戚大帅”。
戚本禹的学历不高，他正经的学历只是高中而已，建国后，于1951年去北大进修过。进修结束后，他回到上海，在上海图书馆当了一名普通的图书管理员。或许，连他自己都想不到，几十年后，经过风风雨雨的洗礼后，自己竟又回到原点。本文来自头条号“贱议你读史”原创，其他作者搬运，逮到一个消灭一个，绝不姑息！
六十年代初期，戚本禹虽然在信访科担任科长，但还是属于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后来，32岁的他写了一篇批判李秀成投降变节的文章，这才让他抓住了时代的机遇，鱼跃龙门，人凭文贵。
笔杆子想要出人头地，唯有凭借着文章，戚本禹当年就是一文出名，虽说没有造成洛阳纸贵的现象，虽说那篇文章给他带来了不少批评的声音，而且批评的声音是一浪高过一浪。但有争议就意味着有流量，就在戚本禹陷入批评声音当中的时候，伟人恰好看到了他的文章，有了伟人的赞许，戚本禹一下翻了身，正式开启了自己得意的仕途生涯。
不过，这文人从政，起于笔杆子，也毁于笔杆子。
1968年8月，那一晚，戚本禹亲自把关锋和王力送去钓鱼台2号楼的夜晚，虽说他暂时没受到影响，但看到“王关”二人落寞的背影，或许，他心里也料定了自己的结局了吧。
1969年1月，戚本禹也被送去了秦城监狱。
和王力、关锋不一样的是，戚本禹是被正式判了刑的那一个，1983年的11月2号，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待他服刑结束，走出监狱的那一年，戚本禹54岁。
因为服刑期满，为了他后半生考虑，安排他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岗位是几十年前，他19岁的时候担任的图书管理员。
不过虽说是一名小小的图书管理员，但给他分配了一间独立的办公室。戚本禹上班的时候，通常会把大门关起来，自己在屋子里伏案写作。他还是当年的那个性格，性格豪爽、不怎么修边幅，大夏天的时候，就穿着背心，精神劲颇为不错。
出狱后的戚本禹和妻子邱云英一起生活，他和小女儿的往来比较多，和小女儿的感情也颇深。在他病重的那几年，也是小女儿在病床前照顾着。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戚本禹正式退休，也开启了自己文人的生活。当年他在红旗杂志社就主管历史方面的工作，头衔是历史组的组长，因此，晚年的他，所写的文章，出版的作品也大多是历史方面。
戚本禹病逝的时候是85岁，那一年是2016年的4月20号。
后记
随着三秀才的先后逝去，一个时代也早就翻篇了。
我不去歌颂，也不去贬低，只是客观和你聊聊这三秀才出狱后的晚年生活。至于他们身上那些或好，或坏的评价和行为，每个人的看法虽说不同，但我希望能有一个正确的对待观念。
简单的说来就这么一句话：该继承的继承，该反思的反思，该改正的改正。
倘若是无脑的一股脑全盘否定，是要不得的；倘若是一股脑的歌颂赞美，那更是要不得的。
备注：由于这个作者很粗枝大叶，尽管稿子会审核两遍，但倘若是在一些时间点，或是其他方面出现纰漏，不用管作者，尽管指出来，哪怕言语犀利都没事，这个作者的粗枝大叶该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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