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巴普罗的独白
编辑|巴普罗的独白
英国和俄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无疑是欧洲列强中的两极，对于欧洲协调的维持起着重大作用。
然而两国二十年在欧洲相安无事，在近东的角逐最终却演变成了一场战争。俄国数百年向地中海方向的扩张和英国在近东不断增长的利益构成了战争重要的背景。
东方问题
“东方问题”(EastcrnQucstion)一词的“东方”是西欧国家意义上的东方包括近东和中东部分地区，在19世纪可以说专指当时奥斯受帝国”及其属地“东方问题”。
最早于维罗纳会议上开始使用，此后成为外交上一个专有名词，“被用来概括在土耳其帝国的衰落和它被假定即将瓦解中所造成的各种国际问题”。
马克思形容东方问题，是19世纪西方各国在革命和表面安定之后总会出现的“无法解决的问题”“无尽的困难之源”，并把东方问题形象归结为“对土耳其怎么办”。
一般认为东方问题的开端可以从1774年《库克凯纳吉条约》开始算起，或者认为是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要求独立时东方问题才演变为国际问题，东方问题的结束则为一战后协约国与土耳其1923年签订的《洛桑条约》。
整个19世纪，这个问题总像灵一样盘旋在欧洲，时不时就浮出水面，“再无其他问题在19世纪国际关系中占据如此长时间、无法解决”克里米亚战争就是19世纪中期东方问题的一个直接产物，也是东方问题的一个高潮。
无论从名称还是从西方学者的描述来看，“东方问题”显然是以欧洲为中心提出和讨论，解决方案也显然是以欧洲为中心来展开的，东方问题俨然是欧洲国际局势不安定的一个因素。
地处欧亚非三大洲文明交汇地带的奥斯曼帝国，尽管在欧洲拥有大片领土欧洲列强却从未将奥斯曼帝国看作一个欧洲国家，更不用说平等对待。
马里奥特认为东方问题本质是西方与东方在习俗、观念、文化、偏见等在东南欧的冲突不同历史阶段以不同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只是在近代的表现形式更特殊。
奥斯曼帝国崛起于14世纪的小亚细亚，它的征服史是辉煌的，1453年奥斯曼帝国消灭拜占庭后，迁都君士坦丁堡并将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但是西方国家仍然继续习惯称呼其为君士坦丁堡)。
奥斯帝国还是15至19世纪数年间能够冲击挑战欧洲国家的伊斯兰势力,庞大的帝国在最盛时期占有中东、北非南欧及巴尔干大部分地区。
奥斯曼帝国扩张
同其他历史上的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扩张之时占有了多宗教、多民族和不同政治结构的领地，扩张同时为日后纷争埋下了隐患，而且有些占领纯粹是军事上的占领，由于奥斯曼帝国缺乏技术、经济及法律、制度方面的同化力，并不能将如许多不同民族、信仰不同宗教的族群融合成一个政治实体。
因此整个国家很大程度是碎片化的。18世纪之前奥斯帝国的欧洲敌人主要是哈布斯堡奥地利，而欧洲盟友则是法国。1683年的维也纳之战奥斯曼帝国以失败告终，标志着它终止向欧洲继续扩张。
而1699年奥斯受控制的欧洲领地匈牙利被迫割让给奥地利，随着沙皇俄国的扩张，奥斯曼最大敌人已逐渐变为沙皇俄国。18世纪奥斯帝国给予地方统治者不同程度自治，而名义上归帝国管治的埃及、阿尔及利亚事实上很难受到真正的管控。
到了18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控制力的下降使得帝国对内已缺乏足够力量维持有效控制，对外则已无力抵御外敌保护如此庞大的领地。帝国漫长的瓦解过程便如同扩张一样持续对欧洲各国产生重大影响。
与历史上其他帝国如古罗马、古希腊帝国衰落不同的是，奥斯曼帝国不仅要面对地缘上近邻俄国、奥地利的挑战，还要应对来自距离遥远的其他帝国如英国、法国海上的威胁。
东方问题表面上是由于俄国的持续扩张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所引起，其实质是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帝国各存觊鼠之心，各国担心利益分配不平衡所引起。
奥斯曼帝国毕竟不是被瓜分的波兰，领土面积更为庞大、人口更多民族宗教成分更复杂，英、法、俄、奥等国即使对奥斯曼帝国达成瓜分协定，日后也不能保证不会因为分赃不均、内部纷争再度引起战争。
对于俄国而言，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不仅对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还具有特殊的宗教意义，历史上俄国正是从拜占庭得到东正教。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后，俄国以继承拜占庭衣钵自居，称莫斯科为“第三罗马”，俄国由此成为东正教的中心。
连续战争
随若俄国的扩张向南推进，1676年后几乎每2年俄土之间就要进行一次战争。彼得大帝时，已经开始盘算“在土耳其的废墟上放上自己的宝座”。
“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时发动的两次俄土战争(1768-1774年、1787-1791年)影响深远，俄国占据了士耳其黑海北岸的全部领土，包括克里来亚半岛、刻赤海等，俄国夺得了彼得大帝时梦寐以求的南方出海口。
1774年俄国与土耳其签订的《库楚克-凯纳吉条约》是欧洲外交史上最著名和最重要的条约之一它标志着俄国成为一个黑海强国，并为俄国要求干沙土耳其事务的特殊权益奠定了基础。
土耳其不得不放弃以斯林为主的克里米亚汗国，允许克里米亚汗国独立，而仅仅几年之后1783年克里米亚即被俄国正式吞并。
土耳其受到危害最大的不仅仅是割地赔款，黑海曾经作为土耳其的内海，16世纪末开始禁止非土耳其船只进入，而《库楚克一一凯纳吉条约》条约规定“土耳其政府应允许俄国船舶和商船，在它们从黑海到白海以及从白海到黑海从事商业时，在土耳其的港口和一切地方自由通行”。
“俄国商船从此可以在黑海上自由航行，通过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直达地中海，同时俄国也享有英国、法国在奥斯曼帝国商业上所享有的一切利益和特权，条约还规定了俄国在土耳其的一些宗教权利。
如俄国可以在君士坦丁堡设立东正教教堂，为俄国保护土耳其境内东正教徒和干涉土耳其的东正教相关事务提供了模棱两可的依据。
英国在19世纪之前对奥斯帝国的兴趣并不大。17世纪随着海上贸易的兴盛，海上通往东方航线的开通使得英国在奥斯曼帝国的贸易曾一度停止增长1698年，英国曾试图通过埃及建立一条通往印度更短的路径，却被奥斯受帝国拒绝。
俄国正式吞并克里米亚汗国后，英国不久颁布了禁止海员为俄军服务的法令，”彰显了英国对俄国不断扩张有所担忧，不过类似的政策并不具有普遍性，英国此时还不认为俄国在黑海力量的增长影响到欧洲均势。
长期的英法矛盾、英俄贸易增长和欧洲均势政策等因素，东方问题出现早期土耳其在英国外交战略中只是从属地位，英国此时尚未形成明确系统的近东政策。
不过小皮特提出的维持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更符合英国利益成为未来英国近东政策的重要思想基础，日后为坎宁、帕麦斯顿等继承和发展。
“拿破仑战争期间，为对抗法国在近东的扩张，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达达尼尔条约》，承认了奥斯曼帝国古代惯例即和平时期禁止所有战舰进入君士坦丁堡水域，即达达尼尔海峡和黑海，英国做出承诺遵守该惯例。
用条约来约束
英国事实上希望用条约来约束其他国家在该地区的行为，该条约也成为1841年《伦敦海峡公约》的重要基础。1821年当希腊试图脱离奥斯帝国独立之时，英国和俄国对希腊革命均存有矛盾心态。
英国担心希腊事件被俄国利用扩张其在地中海势力，进一步削弱奥斯曼帝国，因此不愿意于涉希腊革命，民众却又对希腊革命报以同情:俄国一方面认为希腊如果独立对奥斯帝国是一重大打击，信仰东正教的希腊和俄国无疑能在近东进一步合作。
另一方面俄国同意奥地利在希腊问题上的看法，认为希腊是在反抗自己法理上的宗主国，担心希腊独立破坏了现有的国际秩序，因此尽管俄国国内要求对土耳其作战的呼声很高，俄国在初始阶段依然避免直接武力干沙。
只是希腊的抗争持续了数年，奥斯曼帝国对希腊革命的残酷打压在欧洲引起了普遍的不满。英、法、俄1827年在伦敦达成协议，敦促土耳其在保留宗主权情况下允许希腊自治，土耳其拒绝。
紧接着英法俄三国联合舰队出兵希腊水域希望促成停战。不过，三国联合舰队摧毁土耳其舰队后，土耳其采取了更强硬措施，向俄国宣布进行圣战，俄国很快应战。这次俄土战争又以土耳其惨败割地赔款而告终，俄军甚至一度离君士坦丁堡只有几十公里。
《亚德里亚堡条约》承认多瑞河口和黑海东岸地区归俄国，多璐河两公国自治并受俄国保护，其中第七条还特别强调了俄国通商自由和商船在黑海内外航行的充分自由，土耳其政府不得以任何借口予以丝毫阻挠。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