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巴普羅的獨白
編輯|巴普羅的獨白
英國和俄國在拿破侖戰争之後無疑是歐洲列強中的兩極，對于歐洲協調的維持起着重大作用。
然而兩國二十年在歐洲相安無事，在近東的角逐最終卻演變成了一場戰争。俄國數百年向地中海方向的擴張和英國在近東不斷增長的利益構成了戰争重要的背景。
東方問題
“東方問題”(EastcrnQucstion)一詞的“東方”是西歐國家意義上的東方包括近東和中東部分地區，在19世紀可以說專指當時奧斯受帝國”及其屬地“東方問題”。
最早于維羅納會議上開始使用，此後成為外交上一個專有名詞，“被用來概括在土耳其帝國的衰落和它被假定即将瓦解中所造成的各種國際問題”。
馬克思形容東方問題，是19世紀西方各國在革命和表面安定之後總會出現的“無法解決的問題”“無盡的困難之源”，并把東方問題形象歸結為“對土耳其怎麼辦”。
一般認為東方問題的開端可以從1774年《庫克凱納吉條約》開始算起，或者認為是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希臘要求獨立時東方問題才演變為國際問題，東方問題的結束則為一戰後協約國與土耳其1923年簽訂的《洛桑條約》。
整個19世紀，這個問題總像靈一樣盤旋在歐洲，時不時就浮出水面，“再無其他問題在19世紀國際關系中占據如此長時間、無法解決”克裡米亞戰争就是19世紀中期東方問題的一個直接産物，也是東方問題的一個高潮。
無論從名稱還是從西方學者的描述來看，“東方問題”顯然是以歐洲為中心提出和讨論，解決方案也顯然是以歐洲為中心來展開的，東方問題俨然是歐洲國際局勢不安定的一個因素。
地處歐亞非三大洲文明交彙地帶的奧斯曼帝國，盡管在歐洲擁有大片領土歐洲列強卻從未将奧斯曼帝國看作一個歐洲國家，更不用說平等對待。
馬裡奧特認為東方問題本質是西方與東方在習俗、觀念、文化、偏見等在東南歐的沖突不同曆史階段以不同面貌呈現在世人面前，隻是在近代的表現形式更特殊。
奧斯曼帝國崛起于14世紀的小亞細亞，它的征服史是輝煌的，1453年奧斯曼帝國消滅拜占庭後，遷都君士坦丁堡并将其改名為伊斯坦布爾(但是西方國家仍然繼續習慣稱呼其為君士坦丁堡)。
奧斯帝國還是15至19世紀數年間能夠沖擊挑戰歐洲國家的伊斯蘭勢力,龐大的帝國在最盛時期占有中東、北非南歐及巴爾幹大部分地區。
奧斯曼帝國擴張
同其他曆史上的帝國一樣，奧斯曼帝國擴張之時占有了多宗教、多民族和不同政治結構的領地，擴張同時為日後紛争埋下了隐患，而且有些占領純粹是軍事上的占領，由于奧斯曼帝國缺乏技術、經濟及法律、制度方面的同化力，并不能将如許多不同民族、信仰不同宗教的族群融合成一個政治實體。
是以整個國家很大程度是碎片化的。18世紀之前奧斯帝國的歐洲敵人主要是哈布斯堡奧地利，而歐洲盟友則是法國。1683年的維也納之戰奧斯曼帝國以失敗告終，标志着它終止向歐洲繼續擴張。
而1699年奧斯受控制的歐洲領地匈牙利被迫割讓給奧地利，随着沙皇俄國的擴張，奧斯曼最大敵人已逐漸變為沙皇俄國。18世紀奧斯帝國給予地方統治者不同程度自治，而名義上歸帝國管治的埃及、阿爾及利亞事實上很難受到真正的管控。
到了18世紀後期，奧斯曼帝國中央政府控制力的下降使得帝國對内已缺乏足夠力量維持有效控制，對外則已無力抵禦外敵保護如此龐大的領地。帝國漫長的瓦解過程便如同擴張一樣持續對歐洲各國産生重大影響。
與曆史上其他帝國如古羅馬、古希臘帝國衰落不同的是，奧斯曼帝國不僅要面對地緣上近鄰俄國、奧地利的挑戰，還要應對來自距離遙遠的其他帝國如英國、法國海上的威脅。
東方問題表面上是由于俄國的持續擴張和奧斯曼帝國的衰落所引起，其實質是歐洲列強對奧斯曼帝國各存觊鼠之心，各國擔心利益配置設定不平衡所引起。
奧斯曼帝國畢竟不是被瓜分的波蘭，領土面積更為龐大、人口更多民族宗教成分更複雜，英、法、俄、奧等國即使對奧斯曼帝國達成瓜分協定，日後也不能保證不會因為分贓不均、内部紛争再度引起戰争。
對于俄國而言，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爾)不僅對國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還具有特殊的宗教意義，曆史上俄國正是從拜占庭得到東正教。1453年拜占庭帝國滅亡後，俄國以繼承拜占庭衣缽自居，稱莫斯科為“第三羅馬”，俄國由此成為東正教的中心。
連續戰争
随若俄國的擴張向南推進，1676年後幾乎每2年俄土之間就要進行一次戰争。彼得大帝時，已經開始盤算“在土耳其的廢墟上放上自己的寶座”。
“沙皇葉卡捷琳娜二世時發動的兩次俄土戰争(1768-1774年、1787-1791年)影響深遠，俄國占據了士耳其黑海北岸的全部領土，包括克裡來亞半島、刻赤海等，俄國奪得了彼得大帝時夢寐以求的南方出海口。
1774年俄國與土耳其簽訂的《庫楚克-凱納吉條約》是歐洲外交史上最著名和最重要的條約之一它标志着俄國成為一個黑海強國，并為俄國要求幹沙土耳其事務的特殊權益奠定了基礎。
土耳其不得不放棄以斯林為主的克裡米亞汗國，允許克裡米亞汗國獨立，而僅僅幾年之後1783年克裡米亞即被俄國正式吞并。
土耳其受到危害最大的不僅僅是割地賠款，黑海曾經作為土耳其的内海，16世紀末開始禁止非土耳其船隻進入，而《庫楚克一一凱納吉條約》條約規定“土耳其政府應允許俄國船舶和商船，在它們從黑海到白海以及從白海到黑海從事商業時，在土耳其的港口和一切地方自由通行”。
“俄國商船從此可以在黑海上自由航行，通過博斯普魯斯和達達尼爾海峽直達地中海，同時俄國也享有英國、法國在奧斯曼帝國商業上所享有的一切利益和特權，條約還規定了俄國在土耳其的一些宗教權利。
如俄國可以在君士坦丁堡設立東正教教堂，為俄國保護土耳其境内東正教徒和幹涉土耳其的東正教相關事務提供了模棱兩可的依據。
英國在19世紀之前對奧斯帝國的興趣并不大。17世紀随着海上貿易的興盛，海上通往東方航線的開通使得英國在奧斯曼帝國的貿易曾一度停止增長1698年，英國曾試圖通過埃及建立一條通往印度更短的路徑，卻被奧斯受帝國拒絕。
俄國正式吞并克裡米亞汗國後，英國不久頒布了禁止海員為俄軍服務的法令，”彰顯了英國對俄國不斷擴張有所擔憂，不過類似的政策并不具有普遍性，英國此時還不認為俄國在黑海力量的增長影響到歐洲均勢。
長期的英法沖突、英俄貿易增長和歐洲均勢政策等因素，東方問題出現早期土耳其在英國外交戰略中隻是從屬地位，英國此時尚未形成明确系統的近東政策。
不過小皮特提出的維持奧斯曼帝國領土完整更符合英國利益成為未來英國近東政策的重要思想基礎，日後為坎甯、帕麥斯頓等繼承和發展。
“拿破侖戰争期間，為對抗法國在近東的擴張，英國與奧斯曼帝國簽訂了《達達尼爾條約》，承認了奧斯曼帝國古代慣例即和平時期禁止所有戰艦進入君士坦丁堡水域，即達達尼爾海峽和黑海，英國做出承諾遵守該慣例。
用條約來限制
英國事實上希望用條約來限制其他國家在該地區的行為，該條約也成為1841年《倫敦海峽公約》的重要基礎。1821年當希臘試圖脫離奧斯帝國獨立之時，英國和俄國對希臘革命均存有沖突心态。
英國擔心希臘事件被俄國利用擴張其在地中海勢力，進一步削弱奧斯曼帝國，是以不願意于涉希臘革命，群眾卻又對希臘革命報以同情:俄國一方面認為希臘如果獨立對奧斯帝國是一重大打擊，信仰東正教的希臘和俄國無疑能在近東進一步合作。
另一方面俄國同意奧地利在希臘問題上的看法，認為希臘是在反抗自己法理上的宗主國，擔心希臘獨立破壞了現有的國際秩序，是以盡管俄國國内要求對土耳其作戰的呼聲很高，俄國在初始階段依然避免直接武力幹沙。
隻是希臘的抗争持續了數年，奧斯曼帝國對希臘革命的殘酷打壓在歐洲引起了普遍的不滿。英、法、俄1827年在倫敦達成協定，敦促土耳其在保留宗主權情況下允許希臘自治，土耳其拒絕。
緊接着英法俄三國聯合艦隊出兵希臘水域希望促成停戰。不過，三國聯合艦隊摧毀土耳其艦隊後，土耳其采取了更強硬措施，向俄國宣布進行聖戰，俄國很快應戰。這次俄土戰争又以土耳其慘敗割地賠款而告終，俄軍甚至一度離君士坦丁堡隻有幾十公裡。
《亞德裡亞堡條約》承認多瑞河口和黑海東岸地區歸俄國，多璐河兩公國自治并受俄國保護，其中第七條還特别強調了俄國通商自由和商船在黑海内外航行的充分自由，土耳其政府不得以任何借口予以絲毫阻撓。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