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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五代是中国古代史上又一个分裂割据时期。虽然统称为“五代”，却不是一个完整的朝代，此时正是唐宋交替之际，风云激荡，各方皆是你方唱罢我登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接替出场。而这种情况，在后周世宗柴荣统治期间有了实质的转变。
宋初的政治措施就是在后周世宗政策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形势所作的进一步发挥。而在后周与宋交际之时有一个群体在其中发挥了极大的稳定作用，使得政权更替变得平稳，那就是后周遗臣们。
宋前形势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恭帝柴宗训即位后的第二年，时任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后周灭亡，中原王朝迎来了新的朝代——宋朝。与以往因朝代变迁而产生的大规模杀戮不同的是，改朝换代这种想想都觉得腥风血雨的场景竟变得十分平和，权力也顺利的让渡给了下一个朝代。而使得权力更迭如此顺畅的主要人物有两个，分别是后周宰辅范质以及陈桥兵变的主角赵匡胤。
我们先来看范质，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疑点，他本是后周宰辅，且是拥有实权的那种，权力可想而知必然不小，他不帮着自己所在的阵营后周去加强统治、减小被改朝换代的风险，反而帮着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建立宋朝，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很简单，他是被迫的。我们从范质的仕宦履历来看，他对于后周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他从开始做官的时候就先后受到两位宰相和其他高官的赏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他的前途一片光明。
而办事得力的范质在后汉时期也是贵人不断，时任枢密使的郭威对他大加赞赏。在官场上十分照顾范质，郭威废汉建周后，范质的地位随之水涨船高，很快登临宰相之位，这可是实打实的高官啊。
在赵汝愚先生的《宋朝诸臣奏议》就有提到，“枢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日与议军国大事，其权重于宰相。”
后周世宗柴荣继位不久，范质即升为首相。在整个后周期间，范质始终恩遇不断，特别是王峻被罢、李榖致仕、王朴猝死后，范质已经是后周朝臣中资历最老、最具实权的人物。
与此同时，郭威就是以枢密使身份建立后周，前枢密使王峻的飞扬跋扈又历历在目，因此对于中书门下、枢密院两大中枢核心机构的调整已是刻不容缓。
柴荣登基之初，就开始着手对宰相人员进行调整，在李榖、范质、王溥之外又任景范为宰相，可以看出世宗所拟定的宰相人选无一例外均为熟识军政之人，这些人也都积极参与军机事务。
世宗设立多位宰相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为了降低个别宰相专权的风险，但也不仅是如此，世宗还有第二重意图，从世宗所拟定的宰相人选来看，绝大多数都是科举及第者，这么做的真正用途就是为了整治五代武人乱政、结束乱世，以文抑武、提高文官的政治地位就是最好的解决途径之一。
而枢密院的人员组成向来鱼龙混杂，意识形态也是良莠不齐、难以统一，显然与世宗的意愿相悖，在调整中舍弃也就在情理之中。
不过世宗的政策却被范质所反对，窦仪、陶榖因此无缘任相，这也反映了世宗对于范质极为倚重。但是在病危之际世宗先是不顾范质的反对任魏仁浦为相，临终又力主王著入相。然而世宗的设想却始终没有全面实施，周世宗临终钦定的宰相人选王著也被范质一票否决，范质的专断可见一斑。
我们都知道“专断”这个词，并不能算是一个褒义词，通常这个词一旦出现，必然出事儿，在范质这里也不例外，在陈桥兵变之前，其实朝廷对于赵匡胤兵变的事情多少知道点儿。但是很奇怪的是，范质对此却几乎处于放任不管的状态，毕竟兵变这种事，是火上房的程度啊！这多少有点不正常。
但站在范质的角度来看，事情瞬间变得合理起来，原因有二：一是在兵变之前范质实际上就已经知道了，不过他与赵匡胤之间提前达成了协议；二是范质认为赵不会造反，所以这个时候别人再说什么他也是不会听的。看看，专断，害人呐。
范质在得知兵变消息后的反应是惊愕的，毕竟他从来没想过要反了后周，即便不提世宗对他的倚重和恩义，单从利益角度出发，范质此时已是首相加参知枢密院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投靠赵匡胤最多也不过如此，完全没必要啊。
兵变发生以后，如何获得范质的支持就成了赵匡胤集团的重中之重。赵匡胤这边选择了客省使潘美，潘美的身份既与后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与赵匡胤交情匪浅，堪称最佳中间人。
而范质也从最初的自责到冷静后知事不可逆，以自己的妥协为代价换取周恭帝母子的性命无虞。且范质在赵匡胤答应之前一直称其为太尉，并不承认赵的帝王身份。直到得了赵匡胤的许诺之后，范质才率百官下拜，正式承认赵宋政权的建立。
宋初地位“尴尬”的后周遗臣
范质并非是一个实打实的开国功臣，此时的他与赵匡胤的心并不齐，赵匡胤留着范质更多的是为了平稳过渡政权。那么现在既然已经达到了目的，范质的作用也就没有那么大了。北宋建立以后，出于对政局的权衡，以范质为首的后周宰辅集团得以延续。
但是两个月后，范质、王溥即罢参知枢密院事，这是剥夺二人发兵遣将之权的必然之举。虽然二人的官职未变，但是地位上较后周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
可范质并没有就此离开政治舞台，他明白，一旦自己没有了作用，即便赵匡胤碍于情面不会明着对他怎么样，但暗处的小动作也不会少，这样的日子势必是不好过的。想要重新靠近权力中心，达成保住自己，保住后周同僚以及周恭帝母子性命的目的，必须有个“投名状”才是。
很快，机会就来了，北宋建立的两个月后，昭义节度使李筠发动了叛乱，不仅如此，原后周外戚李重进等人也纷纷有异动的迹象，一时流言四起，风声鹤唳。在这样外情汹汹的政治形势下，范质的政治倾向，对于安抚四方节度使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他也抓住了这次机会，选择不变其位，坚定的选择了宋朝，并参与到有关宋室安危的战争中去。
赵匡胤也是个聪明人，知道此时稳住大后方才是重中之重，只要后方不起火，自己就不会陷入到腹背受敌的状况中去，因此，他也选择了和原后周遗臣们合作，共同保卫刚刚建立不久的宋政权。
对于昭义节度使李筠的叛乱，赵匡胤选择百般忍让，这并不是说赵匡胤的脾气有多好，为人有多仁义，而是因为此时实力不足，彼时北宋由于刚刚建国，部署比较仓促，并不愿意和与李筠多战。甚至发出“我未为天子时，任汝自为之，我既为天子，汝独不能小让我耶？”的感叹，不想与之交战之情溢于言表。
平定此乱之后，赵匡胤还对李筠及其亲属十分优待。当然，优待也是带有政治意义的，毕竟在五代见惯了如走马灯般政权交替的地方节度使们，他们最关心的无外乎两件事：一是自己的安危；二是是否继有原有的权力。赵匡胤的优待对于他们而言是一剂强心剂。反观李重进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正如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在《宋朝的太祖与太宗——变革时期的帝王》中所言：“李重进既是周室亲戚，又是禁军的前辈将领，很难处理好和他之间的关系，必欲置其死地而后快”。
另一条决定李重进的待遇不如李筠的原因是，此时李筠叛乱的事情已经了了，形势发生了变化，打赢帝国保卫战的宋廷士气大振，宋初的最大难关已经安然渡过，宋廷上下对李重进的反叛有恃无恐。李重进兵败之后，赵匡胤对于李重进及其家属也是大开杀戒，同样是节度使叛乱，赵匡胤选择拉一个打一个，事后又恩威并施，足见其政治素养。
而范质等人因充足的政治经验、优秀的处事能力和在此次叛乱过程中选择站队宋廷，为稳住大后方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被赵匡胤彻底接纳，此时的他们才算是真正进入了宋廷的决策层，这点从范质参与到宋初几次重大决策中去，且建议被赵匡胤重视可见一斑。
一波将平，一波又起
乾德二年(964年)，我们本文后周遗臣的代表——范质，一病不起，不久即与世长辞，临终之前“戒其子旻以毋请谥、毋刻墓碑”一方面折射出他内心一相侍二主的酸楚，同时也显示了他追求儒家最高境界的决心。
与此同时，识时务、且在军国大事上几无贡献的王溥、魏仁浦也顺水推舟一起辞相。中书门下的空缺意味着中枢体制的又一次调整，后周遗臣的下一个代表——赵普，接替前人，登上相位。开始了他在太祖朝长达十年的独相生涯。此时的后周遗臣已经基本融入宋廷之中。
赵普此人，原为归德节度掌书记，起先被封为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后凭借在国家大政方针方面的突出贡献，走在了其他竞争者的前面，率先登宰执之位，成为枢密副使。在太祖罢免吴廷祚之后，赵普顺利的来到了枢密使的位置。
赵普上任不久之后，就极力打击了他权力之路上的劲敌——另一位从龙功臣、枢密副使李处耘。不久之后，李处耘郁郁而终，赵普扫清了他通往官僚体制最高层的又一块绊脚石。直至乾德二年(964年)登上权力巅峰，官拜宰相。
赵普登庸，同时意味着中书门下不再是以往在决策方面的形式机构。中书与枢密院“其职遂分，是谓两司”，东西二府的格局正式形成，同时也孕育出他与太宗赵光义的政治斗争。新的斗争即将拉开帷幕。
赵普登庸后，太祖的萧曹故人李崇矩接任枢密使，霸府元从王仁赡任枢密副使。枢密院的人员配置已经齐备，但是中书门下却只有赵普一人为相。在中央文官内部，其他人在地位、功劳上都与赵普相差甚多，因此太祖决意为赵普设置副手，而不是设置其他宰相。
在副相的人选上，窦仪再次走进了太祖的视线。窦仪不仅从龙有功，且在文学上可以弥补赵普的不足，治理地方，功绩卓著，属于一个能办实事的官员，最重要的是他还有公望，这使得他成为了太祖心中副相的最佳人选。
可是窦仪和赵普现在并不是一边的，通常这种情况下，要么窦仪在后续的工作当中逐渐往赵普方靠拢，成为赵普一党，要么一直说不到一起去，仍属对立状态。事实证明，窦仪选择了后者，起因是窦仪卷入了赵普署敕一事当中。
原本赵普和陶榖已经商量好了借署敕一事，提高陶榖的地位，结果被窦仪横插一脚，改为由赵普政敌太宗署敕，赵普及陶榖对窦仪的怨恨可想而知。后又因乾德年号之事使得二人裂痕更深，而窦仪也在年号之事后不久即撒手人寰，太祖甚惋惜。
与此同时，赵普与赵光义之政争也在如火如荼的展开，高锡参劾太宗藩邸心腹石熙载之后，太祖本欲授予太宗的岳丈符彦卿兵权，也因赵普的力谏而止。太祖“欲大用之”的枢密直学士冯瓒，因与太宗的亲密关系而为赵普处心积虑除掉，并因此险些丧命，太宗帐下判官刘嶅也因此事丢官。总之，赵普任相初期在与太宗的政争中处于主动进攻状态。
通常人过于得意，接下来就是失意，自古的道理，百验百灵。赵普愈加的飞扬跋扈，朝臣的不满也是不绝如缕，先后涌现出诸多朝臣对赵普及其党羽发动攻击，在后周遗臣雷德骧、卢多逊等前仆后继、不遗余力地打击下，攻守易势，赵普最终被贬出朝。
而反观太宗这边，不但幕府人才济济、又与朝中政要有着良好的关系往来，并屡屡在他们危急关头伸出援手。这也是太宗和赵普争斗多年最终赢得胜利的原因之一。
用《宋史》中“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一句用来总结此次争斗，笔者深以为然。
纵观此次争斗，可以看出这些已经见惯改朝易代的后周遗臣们，深知参与继统之争所带来政治风险，除部分的投机分子外，他们或置身事外、明哲保身，或左右逢源、隔岸观火，即使难耐怒火，将矛头指向飞扬跋扈的赵普，但同时对太宗也一贯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
都不愿意越雷池一步与任何一方结党，这也使得他们在政治中枢内具有稳定的生命力。而斗争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后周遗臣还会在将来掀起新的争斗。
结语：
历朝历代都有遗臣，后周遗臣这一人群，恰好处在唐宋之间制度变革融会贯通之际，从范质到赵普，再添上窦仪、雷德骧、卢多逊等人，他们共同在历史的舞台上借政斗演绎着时代的变革，他们与帝王、其他功勋耆老们一起共同创建了宋人笔下的“祖宗之法”，对宋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宋朝诸臣奏议》
《宋朝的太祖与太宗——变革时期的帝王》
《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