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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五代是中國古代史上又一個分裂割據時期。雖然統稱為“五代”，卻不是一個完整的朝代，此時正是唐宋交替之際，風雲激蕩，各方皆是你方唱罷我登台，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接替出場。而這種情況，在後周世宗柴榮統治期間有了實質的轉變。
宋初的政治措施就是在後周世宗政策的基礎上，根據新的形勢所作的進一步發揮。而在後周與宋交際之時有一個群體在其中發揮了極大的穩定作用，使得政權更替變得平穩，那就是後周遺臣們。
宋前形勢
後周顯德七年（960年），恭帝柴宗訓即位後的第二年，時任殿前都點檢的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後周滅亡，中原王朝迎來了新的朝代——宋朝。與以往因朝代變遷而産生的大規模殺戮不同的是，改朝換代這種想想都覺得腥風血雨的場景竟變得十分平和，權力也順利的讓渡給了下一個朝代。而使得權力更疊如此順暢的主要人物有兩個，分别是後周宰輔範質以及陳橋兵變的主角趙匡胤。
我們先來看範質，在他的身上我們看到一個疑點，他本是後周宰輔，且是擁有實權的那種，權力可想而知必然不小，他不幫着自己所在的陣營後周去加強統治、減小被改朝換代的風險，反而幫着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建立宋朝，這是為什麼呢？
答案很簡單，他是被迫的。我們從範質的仕宦履曆來看，他對于後周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他從開始做官的時候就先後受到兩位宰相和其他高官的賞識，明眼人都能看出來他的前途一片光明。
而辦事得力的範質在後漢時期也是貴人不斷，時任樞密使的郭威對他大加贊賞。在官場上十分照顧範質，郭威廢漢建周後，範質的地位随之水漲船高，很快登臨宰相之位，這可是實打實的高官啊。
在趙汝愚先生的《宋朝諸臣奏議》就有提到，“樞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日與議軍國大事，其權重于宰相。”
後周世宗柴榮繼位不久，範質即升為首相。在整個後周期間，範質始終恩遇不斷，特别是王峻被罷、李榖緻仕、王樸猝死後，範質已經是後周朝臣中資曆最老、最具實權的人物。
與此同時，郭威就是以樞密使身份建立後周，前樞密使王峻的飛揚跋扈又曆曆在目，是以對于中書門下、樞密院兩大中樞核心機構的調整已是刻不容緩。
柴榮登基之初，就開始着手對宰相人員進行調整，在李榖、範質、王溥之外又任景範為宰相，可以看出世宗所拟定的宰相人選無一例外均為熟識軍政之人，這些人也都積極參與軍機事務。
世宗設立多位宰相的意圖很明顯，就是為了降低個别宰相專權的風險，但也不僅是如此，世宗還有第二重意圖，從世宗所拟定的宰相人選來看，絕大多數都是科舉及第者，這麼做的真正用途就是為了整治五代武人亂政、結束亂世，以文抑武、提高文官的政治地位就是最好的解決途徑之一。
而樞密院的人員組成向來魚龍混雜，意識形态也是良莠不齊、難以統一，顯然與世宗的意願相悖，在調整中舍棄也就在情理之中。
不過世宗的政策卻被範質所反對，窦儀、陶榖是以無緣任相，這也反映了世宗對于範質極為倚重。但是在病危之際世宗先是不顧範質的反對任魏仁浦為相，臨終又力主王著入相。然而世宗的設想卻始終沒有全面實施，周世宗臨終欽定的宰相人選王著也被範質一票否決，範質的專斷可見一斑。
我們都知道“專斷”這個詞，并不能算是一個褒義詞，通常這個詞一旦出現，必然出事兒，在範質這裡也不例外，在陳橋兵變之前，其實朝廷對于趙匡胤兵變的事情多少知道點兒。但是很奇怪的是，範質對此卻幾乎處于放任不管的狀态，畢竟兵變這種事，是火上房的程度啊！這多少有點不正常。
但站在範質的角度來看，事情瞬間變得合理起來，原因有二：一是在兵變之前範質實際上就已經知道了，不過他與趙匡胤之間提前達成了協定；二是範質認為趙不會造反，是以這個時候别人再說什麼他也是不會聽的。看看，專斷，害人呐。
範質在得知兵變消息後的反應是驚愕的，畢竟他從來沒想過要反了後周，即便不提世宗對他的倚重和恩義，單從利益角度出發，範質此時已是首相加參知樞密院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投靠趙匡胤最多也不過如此，完全沒必要啊。
兵變發生以後，如何獲得範質的支援就成了趙匡胤集團的重中之重。趙匡胤這邊選擇了客省使潘美，潘美的身份既與後周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又與趙匡胤交情匪淺，堪稱最佳中間人。
而範質也從最初的自責到冷靜後知事不可逆，以自己的妥協為代價換取周恭帝母子的性命無虞。且範質在趙匡胤答應之前一直稱其為太尉，并不承認趙的帝王身份。直到得了趙匡胤的許諾之後，範質才率百官下拜，正式承認趙宋政權的建立。
宋初地位“尴尬”的後周遺臣
範質并非是一個實打實的開國功臣，此時的他與趙匡胤的心并不齊，趙匡胤留着範質更多的是為了平穩過渡政權。那麼現在既然已經達到了目的，範質的作用也就沒有那麼大了。北宋建立以後，出于對政局的權衡，以範質為首的後周宰輔集團得以延續。
但是兩個月後，範質、王溥即罷參知樞密院事，這是剝奪二人發兵遣将之權的必然之舉。雖然二人的官職未變，但是地位上較後周時期已不可同日而語。
可範質并沒有就此離開政治舞台，他明白，一旦自己沒有了作用，即便趙匡胤礙于情面不會明着對他怎麼樣，但暗處的小動作也不會少，這樣的日子勢必是不好過的。想要重新靠近權力中心，達成保住自己，保住後周同僚以及周恭帝母子性命的目的，必須有個“投名狀”才是。
很快，機會就來了，北宋建立的兩個月後，昭義節度使李筠發動了叛亂，不僅如此，原後周外戚李重進等人也紛紛有異動的迹象，一時流言四起，風聲鶴唳。在這樣外情洶洶的政治形勢下，範質的政治傾向，對于安撫四方節度使有着極其重要的作用。而他也抓住了這次機會，選擇不變其位，堅定的選擇了宋朝，并參與到有關宋室安危的戰争中去。
趙匡胤也是個聰明人，知道此時穩住大後方才是重中之重，隻要後方不起火，自己就不會陷入到腹背受敵的狀況中去，是以，他也選擇了和原後周遺臣們合作，共同保衛剛剛建立不久的宋政權。
對于昭義節度使李筠的叛亂，趙匡胤選擇百般忍讓，這并不是說趙匡胤的脾氣有多好，為人有多仁義，而是因為此時實力不足，彼時北宋由于剛剛建國，部署比較倉促，并不願意和與李筠多戰。甚至發出“我未為天子時，任汝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獨不能小讓我耶？”的感歎，不想與之交戰之情溢于言表。
平定此亂之後，趙匡胤還對李筠及其親屬十分優待。當然，優待也是帶有政治意義的，畢竟在五代見慣了如走馬燈般政權交替的地方節度使們，他們最關心的無外乎兩件事：一是自己的安危；二是是否繼有原有的權力。趙匡胤的優待對于他們而言是一劑強心劑。反觀李重進就沒有這麼好的運氣了。
正如日本學者竺沙雅章在《宋朝的太祖與太宗——變革時期的帝王》中所言：“李重進既是周室親戚，又是禁軍的前輩将領，很難處理好和他之間的關系，必欲置其死地而後快”。
另一條決定李重進的待遇不如李筠的原因是，此時李筠叛亂的事情已經了了，形勢發生了變化，打赢帝國保衛戰的宋廷士氣大振，宋初的最大難關已經安然渡過，宋廷上下對李重進的反叛有恃無恐。李重進兵敗之後，趙匡胤對于李重進及其家屬也是大開殺戒，同樣是節度使叛亂，趙匡胤選擇拉一個打一個，事後又恩威并施，足見其政治素養。
而範質等人因充足的政治經驗、優秀的處事能力和在此次叛亂過程中選擇站隊宋廷，為穩住大後方做出了突出的貢獻，而被趙匡胤徹底接納，此時的他們才算是真正進入了宋廷的決策層，這點從範質參與到宋初幾次重大決策中去，且建議被趙匡胤重視可見一斑。
一波将平，一波又起
乾德二年(964年)，我們本文後周遺臣的代表——範質，一病不起，不久即與世長辭，臨終之前“戒其子旻以毋請谥、毋刻墓碑”一方面折射出他内心一相侍二主的酸楚，同時也顯示了他追求儒家最高境界的決心。
與此同時，識時務、且在軍國大事上幾無貢獻的王溥、魏仁浦也順水推舟一起辭相。中書門下的空缺意味着中樞體制的又一次調整，後周遺臣的下一個代表——趙普，接替前人，登上相位。開始了他在太祖朝長達十年的獨相生涯。此時的後周遺臣已經基本融入宋廷之中。
趙普此人，原為歸德節度掌書記，起先被封為右谏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後憑借在國家大政方針方面的突出貢獻，走在了其他競争者的前面，率先登宰執之位，成為樞密副使。在太祖罷免吳廷祚之後，趙普順利的來到了樞密使的位置。
趙普上任不久之後，就極力打擊了他權力之路上的勁敵——另一位從龍功臣、樞密副使李處耘。不久之後，李處耘郁郁而終，趙普掃清了他通往官僚體制最高層的又一塊絆腳石。直至乾德二年(964年)登上權力巅峰，官拜宰相。
趙普登庸，同時意味着中書門下不再是以往在決策方面的形式機構。中書與樞密院“其職遂分，是謂兩司”，東西二府的格局正式形成，同時也孕育出他與太宗趙光義的政治鬥争。新的鬥争即将拉開帷幕。
趙普登庸後，太祖的蕭曹故人李崇矩接任樞密使，霸府元從王仁贍任樞密副使。樞密院的人員配置已經齊備，但是中書門下卻隻有趙普一人為相。在中央文官内部，其他人在地位、功勞上都與趙普相差甚多，是以太祖決意為趙普設定副手，而不是設定其他宰相。
在副相的人選上，窦儀再次走進了太祖的視線。窦儀不僅從龍有功，且在文學上可以彌補趙普的不足，治理地方，功績卓著，屬于一個能辦實事的官員，最重要的是他還有公望，這使得他成為了太祖心中副相的最佳人選。
可是窦儀和趙普現在并不是一邊的，通常這種情況下，要麼窦儀在後續的工作當中逐漸往趙普方靠攏，成為趙普一黨，要麼一直說不到一起去，仍屬對立狀态。事實證明，窦儀選擇了後者，起因是窦儀卷入了趙普署敕一事當中。
原本趙普和陶榖已經商量好了借署敕一事，提高陶榖的地位，結果被窦儀橫插一腳，改為由趙普政敵太宗署敕，趙普及陶榖對窦儀的怨恨可想而知。後又因乾德年号之事使得二人裂痕更深，而窦儀也在年号之事後不久即撒手人寰，太祖甚惋惜。
與此同時，趙普與趙光義之政争也在如火如荼的展開，高錫參劾太宗藩邸心腹石熙載之後，太祖本欲授予太宗的嶽丈符彥卿兵權，也因趙普的力谏而止。太祖“欲大用之”的樞密直學士馮瓒，因與太宗的親密關系而為趙普處心積慮除掉，并是以險些喪命，太宗帳下判官劉嶅也是以事丢官。總之，趙普任相初期在與太宗的政争中處于主動進攻狀态。
通常人過于得意，接下來就是失意，自古的道理，百驗百靈。趙普愈加的飛揚跋扈，朝臣的不滿也是不絕如縷，先後湧現出諸多朝臣對趙普及其黨羽發動攻擊，在後周遺臣雷德骧、盧多遜等前仆後繼、不遺餘力地打擊下，攻守易勢，趙普最終被貶出朝。
而反觀太宗這邊，不但幕府人才濟濟、又與朝中政要有着良好的關系往來，并屢屢在他們危急關頭伸出援手。這也是太宗和趙普争鬥多年最終赢得勝利的原因之一。
用《宋史》中“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一句用來總結此次争鬥，筆者深以為然。
縱觀此次争鬥，可以看出這些已經見慣改朝易代的後周遺臣們，深知參與繼統之争所帶來政治風險，除部分的投機分子外，他們或置身事外、明哲保身，或左右逢源、隔岸觀火，即使難耐怒火，将矛頭指向飛揚跋扈的趙普，但同時對太宗也一貫保持敬而遠之的态度。
都不願意越雷池一步與任何一方結黨，這也使得他們在政治中樞内具有穩定的生命力。而鬥争是永遠不會停止的，後周遺臣還會在将來掀起新的争鬥。
結語：
曆朝曆代都有遺臣，後周遺臣這一人群，恰好處在唐宋之間制度變革融會貫通之際，從範質到趙普，再添上窦儀、雷德骧、盧多遜等人，他們共同在曆史的舞台上借政鬥演繹着時代的變革，他們與帝王、其他功勳耆老們一起共同建立了宋人筆下的“祖宗之法”，對宋朝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宋朝諸臣奏議》
《宋朝的太祖與太宗——變革時期的帝王》
《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