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军统局本部译电科少尉译电员王庆莲自述：军统人员，是明令禁止穿着军装的，就连军便服都是不准穿的，我在军统3年就没穿过一天军装。至少在重庆时期，除了特务总队可以穿着军装以外，其他部门谁敢穿军装呀，若被戴笠看见，那不是找死呀？
1943年至1946年，王庆莲在重庆军统局本部工作过3年，这3年的军统特工履历，让她在其后的岁月里饱受蹉跎。1979年至1981年，王庆莲和陪伴她患难与共的丈夫先后被落实政策以后，晚年生活幸福安康。
王庆莲晚年讲道：“共产党养了我31年，我从内心里感激共产党！”
以下文字，是王庆莲对自己3年军统生涯的自述，以第一视角和第一人称，从另一个角度解读自己在军统亲身经历的人和事。
我的身世怎么讲呢，太苦了。1岁不到就没了生父，住在浙江江山县的外婆家，才读了6年小学，日本鬼子打过来，什么都烧光了，我一生最恨的就是日本人！
1943年4月，我刚满15岁，什么都不懂，家里经济困难，无路可走了，正好碰到军统局来江山招人，我妈妈给我报名。我舅舅王威在译电科当股长，就这样一考就考上了。
当时抗战到了很紧张的时候，军统局人员不够才临时招的。大概在6月8日，我们4个女的，16个男的，没培训就到了重庆。有10个人分到军统局本部译电科。
我和其他9人被送到磁器口造纸厂的密本股做打印工作。因为敌机轰炸厉害，为了保护密码本，所以将密本股设在乡下。
1944年4月，我调回局本部译电科华南股，担任译电员，当时的军衔是准尉，领少尉的工资。
军统局一把手戴笠和二把手毛人凤都是江山人。局本部有八个处，一个秘书室，另外就是译电科，也大都是江山人。
译电科华南股股长王威是我舅舅，华东股、华北股、密本股的股长也是老乡。整个译电科的人都讲江山话，别人也听不懂，不容易泄密。
当时的军统局本部和各地方站也有汪伪特务和共产党特工潜伏，不时也被破获，但译电科基本不存在这种情况。因为译电科可以看到情报，很多人想调过来，但想调来译电科，很难，比登天还难。
我们生活很有规律，上午工作4小时，下午4小时，晚上2小时。华南地区的电报都由我们译，什么情报都有，但关于日本人的多一些。
密码都是数字，不能直接译，要先做减法，再去翻不同的密码本，有的很复杂。我文化程度低，不得不更努力。虽然股长是我亲舅舅，但他对我很严格，译不成文便打回来重做，任务完不成就加班。
我在局本部工作期间，经常可以见到戴笠，戴笠给我的印象比较威严，很神气，说一不二，并且很讲究仪表，他的中山装风纪扣总是扣得很整齐。
我们不叫他戴局长，都叫戴老板，小小声说一句“老板来了”，大家赶紧老老实实地干活。
军统局本部人员，除非上峰有特别指示，平时是不允许穿军装的，就连军便服都是不准穿的，我在军统3年就没穿过一天军装。至少在重庆时期，除了特务总队可以穿着军装，其他部门谁敢穿军装呀，若被戴笠看见，那不是找死呀？
军统分公开与秘密两部分，秘密单位不公开活动。公开单位的军统人员在外面活动时，也绝不会自称是军统局的。
军统局的公开单位有军委会特检处，后改为军委会办公厅邮航检查处，就连军统内部很多人员都不知道这个处属于军统局的内设单位。
对外公开的单位还有卫戍区总司令部和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缉私署、货运局、警察局侦缉大队、兵工署警卫稽查处、长官公署第二处、中美合作所、国防部二厅、交警总队及军队各级谍报参谋情报军官、驻外武官等。
这些单位的军统人员对外只能自报所属的部门，绝不能称自己是军统人员。
军统局只有一个部门骄横无比，敢于对外公开身份，穿着军装，称呼自己是“望龙门的”！
这个部门是军统局本部特务总队，担负警卫等任务，抗战前皆为便衣。抗战后改为武装部队，着军装，正式番号为军委会交通统一检查处第二巡查总队、军委会特务第五团。
军统内部则称其为“特务总队”，下辖三个武装大队、一个便衣中队。军统特务总队负责警卫和看押任务。一部担任军统局本部和戴笠、毛人凤、宋子文等公馆警卫，另一部担任军统看守所、监狱看守。
重要人物如张学良、廖承志、叶挺、杨虎城等“要犯”均由他们来看守，军统处决人犯也由他们来执行。
尤其是“特务总队行动组”，这个组不仅可以着军装公开搜查，执行抓捕任务。在军统内部，凡违反纪律的人员，无论级别高低，均由该组去拘捕扣押。因而在军统局内部有“锦衣卫”之称。
特务总队还有自己的看守所，捕来的犯人都在此初审，然后才会根据案情转往白公馆和息烽集中营。军统局内部称此处为“小学”，后两者分别为“中学”和“大学”。
“特务总队行动组”兼公开和秘密不同身份，有内外抓捕大权，比公开特务机关更凶狠，一般的军统特务都会让他们三分。
这些特务外出横行不法，被询问是何单位时，都会狂妄骄横地回答：“望龙门的！”
因为特务总队一直设在重庆森林望龙门两湖会馆内，故有此称谓。
军统局本部工作人员，除了“特务总队行动组”可以公开穿军装，其他人员，上至将官，下至准尉，都一律穿便装。男的穿中山装，女的穿浅蓝色旗袍。
军统内部互称同志，有一次总务处发下来一套军便服，有个女同志穿了，给戴老板看见，声色俱厉一顿喝斥后，马上下令总务处收上去了。
戴笠每个礼拜一上午，他只要人在重庆，都会来局本部做纪念周。他在上面讲国际形势，有时忘了叫我们“稍息”，我们就笔直地站几个小时，他在台上也是站几个小时。
我们的礼堂也是饭堂，做完报告就在那吃饭。8个人一桌，戴笠也同吃，也不搞特殊，荤菜就是一个牛肉丝炒地瓜。
那时候有些传闻，说戴笠后来飞机失事，是因为蒋介石怕军统尾大不掉，派人害他。但军统局本部从上到下的工作人员，心里却不会这么想。
1946年3月17日戴笠坠机，那年的“四一大会”，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来了。蒋介石穿军服扎皮带，披着大披风，当时在台上讲话喉咙都哽咽了，断断续续，几番讲不下去。
1941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这个情报，军统局一直自称是自己先得到的，由译电科科长姜毅英译出来的。那年我还没加入军统，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1943年我加入军统后，译电科的人提起这事还很得意，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是我们先得到的，通报给美国人，美国人还不信。最后证实了，美国人才相信戴笠的办事能力。
后来就成立了中美合作所，美国那边的梅乐斯还跟戴笠回了趟江山老家，梅乐斯和戴笠的母亲还合拍过一张照片。
说到中美合作所，其实就是搞情报的，离白公馆很近。1945年“四一大会”时，军统和美国人搞联谊，军统局本部的女同志都去了，戴笠也去了。
美国人喜欢跳交谊舞，很绅士，也很有礼貌，晚会结束后还开吉普车送我们回去。
我就是从那次学会了跳舞，但军统局规定不准到外面去跳。那时重庆有好几个舞厅，我年纪小，性格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就偷偷跑去跳舞。
有一回跳完舞出来被熟人看到了，提醒我，小鬼，被发现要给你抓起来的咧。我说，抓起来再说嘛！
那时候抓起来也没关系，就是在渣滓洞关半个月。
我们军统局本部的人员犯了错误，都是关到渣滓洞去的。译电科一个女同事，拿了别人的东西，要关三个月，找到我说，小王，你帮我送短裤来。我就送过去了，她被关了三个月后，出来就接着上班了。
在军统局，男女之间谈恋爱可以，但抗战胜利前不准结婚。有一对驻外地工作的情侣，女的大肚子了，军统局把他们抓回局本部，男的被关起来6个月，那女的就一直哭……
我说，傻瓜，你哭什么嘛，他关6个月，放出来军统局就承认你们是夫妻了。后来，男的从渣滓洞放出来了，他们就留在局本部工作，抗战胜利后就结婚了。
我那时岁数小，贪玩，一个月的工资半个月就花完了，只好借，大家都没有呀，怎么办呢？
我就去找会计室预支，要毛人凤签字，他那时还只是局本部的主任秘书，秘书室很小，我到他门口喊个报告。
毛人凤问，你干什么？
我说我钱用光了，他就给我批了。
毛人凤表面上对谁都很和蔼，不严厉。有一次开“四一大会”，我们几个女同志充当招待员，端茶倒水。给毛人凤倒水时，他就跟旁边的人说，喏，她也是咱们家乡人。
抗战时期的军统局本部非常寒酸，一共就两辆小车，一辆是戴笠专用的，另一辆是毛人凤和各位处长合用的，谁出门就谁用。
“支持前方，厉行节俭”是军统局本部当时的口号！
抗战胜利后，有一次参加一对同志的婚宴，我们几个女孩子傻乎乎喝得晕头晕脑，毛人凤还让司机开车送我们先回去。
毛人凤待人比较随和，对普通下属也很照顾。我在军统局本部一共待了三年零几个月，走时也是找毛人凤请的假。
我的离开是译电科科长姜毅英的原因，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军统局本部的所有工作人员分批坐飞机迁回南京。
姜毅英是少将，又是我的顶头上司，说我平时工作表现不好，不让我早回去，让我留到最后再走。
我一气之下就耍小性子，轮到我飞南京的时候，我偏要自己搭乘汽车、火车，还约了6个女同事。
这一耽搁，就耽搁到1946年7月才回到了南京局本部报到。
姜毅英就吓唬我说，你表现不好，不服从命令，要把你关起来。我就怕了，就萌生了离开军统的想法。
那时戴笠已经坠机死了，我就打了长假报告，直接送给毛人凤局长，毛局长问我，你为什么要走，我说我年纪小，妈妈不放心。他就批准了，除了薪资，还批了路费。
1949年保密局要撤到台湾去了，毛人凤还派人通知我，你跟我们一起去吧！
我说，我不去，我去了我妈妈怎么办呀？
王庆莲于1946年8月，内战刚刚爆发时离开了保密局，在后来的岁月里，这段军统履历让她蹉跎了大半生。
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时年23岁的王庆莲因为这段历史问题成为了运动对象，幸亏参加军统时她刚满15岁，在军统工作的时间也不算长，而且是在解放战争初期就主动脱离了保密局，幸运地被网开一面。
经历了漫长的审查后，王庆莲先是被安排到杭州白肉市场工作，后来又调到了杭州粮食局工作。王庆莲在那8年时间里，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第一任丈夫也因此离她而去。
1958年，杭州的“清理运动”开始后，王庆莲被要求“自愿”申请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为此，第二任丈夫放弃公职，陪着王庆莲下到杭州郊区的塘栖镇农村接受“再教育”。
公社给夫妻俩安排了一间小柴房，前面是羊圈，关着羊。柴房里面堆满了柴火，扒开柴火好容易搭了张床，就这样，夫妻俩开始了其后的艰难岁月！
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这一段特殊的时期里，王庆莲夫妇不可避免地遭受过一些极不公正的对待。
一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蹉跎岁月终于结束了，夫妻俩抱在一起痛哭了一整夜……
王庆莲晚年讲道：
“虽然我的人生曲折，我还是感谢共产党，在乡下的23年也给我算了工龄，到现在我退休31年，共产党养了我31年，晚年生活能平平安安过，我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本文资料引自：
《党史天地》2012年第21期“军统女特工王庆莲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