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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我们想做实验验证某兴奋剂药物能否提高学习质量。我们先向各位参与者（被试）解释实验目的，然后实验组在学习之前服用兴奋剂，控制组什么都不服用，最后测验每个参与者学得如何。本实验有效吗？事实上，它是有很大缺陷的。
因为药物并不是导致两组之间差异的唯一原因，从一开始，由于已经了解了实验目的，实验组被试很可能就期待着自己学得更好。即使没有药物的化学作用，仅凭学习动机这一点就有可能提高他们的成绩。
研究参与者偏差
无论实验设计得多么严谨，研究人员在向参与者传达指导语时都必须慎之又慎，因为任何一点微小的信息都可能影响参与者的期望，导致出现研究参与者偏差或使他们的行为发生改变。此外，实验组服用药片，而控制组却不服，这也是一种研究参与者偏差，因为那些服用了药片的参与者无形之中就会期待自己比别人做得更好。毕竟，药片就是药物，不是吗?仅此一点就可能产生安慰剂效应，即因为相信服用了有效药物或接受了有效治疗而使人们的行为发生改变。但是，假如研究人员给参与者服用的是安慰剂或某种假药，而不是兴奋剂，那么它的作用一定是来自心理暗示，而不是化学成分(McBurney &White,2010)。糖丸和生理盐水等非活性物质是常用的安慰剂。安慰剂效应的心理作用非常大，比如生理盐水在减轻疼痛方面的效果约相当于吗啡的70%。多年来，医生们就是根据这一事实，给一些似乎并没有身体疾患的病人服用安慰剂。已经证明，安慰剂能够减少疼痛、焦虑、抑郁、警觉、紧张、性唤起、酒精依赖以及其他许多症状( Wampold et al., 2005)。 服用安慰剂为什么有效?安慰剂会改变我们对自身情绪和生理反应的有意识或无意识预期。由于人们总是把服药与感觉变好联系起来，所以我们期待安慰剂也能使我们感觉更好(Benedetti,2009)。在服用了安慰剂之后，与疼痛有关的大脑活动会减弱，所以安慰剂效应是真实的，而不是想象出来的(Wager et al., 2004)。
对研究参与者偏差的控制—单盲实验
怎样消除研究参与者偏差呢?方法是使用单盲实验。以上例来说，就是不让参与者知道自已被分在实验组还是控制组，也不知道自已服用的是真药还是安慰剂，因为每个人收到的指示是一样的，而且每个人都得服用药片或接受注射。由于参与者对实验目的、药物真实性一无所知，所以他们心中的期待(不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是一样的，这样一来，引起他们行为差异的唯一原因只能是药物。不过，即便做出这样的安排，有时也是不够的，因为研究人员本身对参与者的影响也会干扰实验结果。
研究者偏差
研究者本人对参与者有何影响呢?当研究者向参与者解释实验目的时，很可能会导致研究结果发生偏差。即便使用单盲法避免对参与者的误导，研究者偏差依然是个问题。所谓研究者偏差指的是研究者无意中的影响引起了参与者的行为改变。这种效应的风险是，研究者得到的是自已期望的结果。
研究者偏差在实验室之外也会出现。关于期望对人的影响，心理学家Robert Rosenthal(1973)报告过一个典型案例:美国空军学院预备班的100名学员被随机分配到5个班.上数学课，教员们并不知道分配是随机的，相反，他们被告知学生是根据能力的高低加以分派的。后来发现，那些“高能力”班的学生比“低能力”班的学生数学成绩提高得多得多。其实，最初每个班中学生的能力是相同的。
很明显，虽然教师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学生有任何偏见，但通过语调、身体语言、鼓励或批评等方式把自己对学生的期望微妙地传递出来，这种暗示对学生产生了影响，成为一种自我实现预言，促使学生们按照实现预言的方式行动。比如，许多美国教师倾向于低估少数族裔学生的能力，这降低了学生们获得成功的机会(Weinstein,Gregory，& Strambler, 2004)。简言之，人们有时候会按照别人对他们的预期去做。
双盲实验
由于研究参与者偏差及研究者偏差的存在，我们有必要使参与者和研究者“双盲”，让他们对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情况都不了解，包括谁在实验组，谁在控制组，谁服用的是真药，谁服用的是安慰剂。这就是双盲实验，它不仅可以消除研究参与者偏差，也使得研究者不可能在无意中影响到参与者。
如何“致盲”研究者呢?研究者先设计好实验，包括准备好药片或注射剂，然后雇用助理来收集参与者数据，而助理对于哪些是真药、哪些是安慰剂、哪些人分配在实验组、哪些人分配在控制组全都一无所知。
有关双盲实验的测试表明，包括“神药”百忧解(Prozac)在内，抗抑郁药的50%的疗效是由安慰剂效应造成的(Kirsch & Sapirstein, 1998)，而许多草药的保健功效其实也是安慰剂效应所致(Ssidma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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