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温书谈史
编辑|温书谈史
前言
辜朝明声称，1990-2005年，日本政府用了460万亿日元的赤字开支，创造了2000万亿日元（2-2.5万亿美元，视汇率而定）的GDP增长，换言之，1日元的开支换回4-5日元价值的GDP。他认为，这是个非常划算的交易。没有它的话，日本政府可能已经陷入萧条的深渊。
日本政府增加税收
问题是，对选民和政策制定者来说，这种反事实并非显而易见的。辜朝明的建议是，政府必须维持开支，直至经济完全恢复。但这做起来很难，因为政策制定者和选民看到的是螺旋式上升的债务，而不是如果政府不消费会发生的事。辜朝明引用1937年的美国，今天的美国和欧洲，当然还有出现经济泡沫的日本。
辜朝明
面对不断上升的债务水平，政策制定者和选民极易被经济复苏的最初迹象蒙蔽，急于希望通过提高税收或削减支出（或两者同时使用）来解决螺旋式上升的债务问题。他们常常没有意识到的是，由于就业水平停止上升，这会使债务问题变得更糟。税收收入下降，企业继续囤积现金。日本的政策制定者肯定没有看到这一点。
1996年，当经济开始出现零星的复苏迹象时，大藏省便在国会推动增加消费税，这次增税使经济迅速陷入混乱，直接导致了1997年的银行危机高潮和大规模救助计划。萧条避免了，但付出了比原来要高的代价。
令事情更糟的是，日本的政治架构使投入经济的所有资金不能用在最值得的地方：把支出直接用于提高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例如，全面改造日本市区房屋的计划不但可以直接创造数十万个就业机会，而且可以通过为耐用消费品提供空间以间接刺激需求。但考虑到东京政治力量的平衡，这些资金不可避免地流向了日益衰落的农村地区大手笔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大部分花在了造价高昂而无用的工程（密集到几乎相邻的机场，破败城镇的文化娱乐中心）上，这让地方政府的运营赤字不堪重负。
日本
正如辜朝明指出的那样，这些支出确实让日本免于陷入萧条，但仅此而已，代价却是日本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必须再次强调，如果没有这些支出，日本的财政情况会更差。但如果这些钱能更明智地使用，而不是到处乱花和被既得利益者巧取豪夺，今天的情况会好得多。）
公平地说，不断攀升的债务作为让日本经济摆脱萧条的后遗症，有理由让大藏省担心。日本的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最高水平。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的债务相当于家庭总资产的93%，而美国只占41%。换言之，要还清所有债务，需要日本家庭几乎所有的储蓄。此外，日本日益迫近的人口危机意味着，日本的适龄劳动人口与退休人员的比例会降到至关重要的三比一以下。大藏省迫切希望在这个问题出现之前彻底改革日本的税收结构。
人口
幸运的是，在不产生经济破坏性影响的情况下，增加税收还有很大的空间。在征收消费税之前，日本的大部分税收来自大型的赢利公司以及对受薪工人征收的所得税。后一种税可能很重，但在政治上几乎是无形的，因为在工人收到工资之前就已经从支票中扣除。日本受薪工人的家庭不用像美国人那样，每年都要经历报税的痛苦。除非有重要的外部收入来源，否则就不需要报税，而大多数受薪工人是没有的。
20年来，这一体系在政治和经济上越发站不住脚，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人口结构的变化意味着，20世纪50年代因劳工运动而产生的补偿制度走向终结。当时就业市场化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已是大势所趋。其财政影响是明显的：日本不能再如此严重地依赖受薪工人的所得税。要实现政治上的公平和经济上的有效，应推动普遍税制，让所有日本人公平地分担税务，而不是完全倚赖受薪工人。
在日本，未完税收入主要源自农民、个体经营者（如医生的诊所）、宗教机构以及小型企业（主要是建筑公司），这些小型企业的经营方式使其几乎没有申报应纳税利润。但这些群体是政治结构中的关键因素，给了大藏省决策上的一些自由度。大藏省一直担心如果直接追查其税务状况，这种保护会遭破坏。
为了普及税收，大藏省选择了征收消费税。从原则上讲，消费税没什么错。可以说，这是增加税收最公平、最有效的方式。但它遭到了日本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不是没有道理的）。
日本人民反对
此外，提高消费税会立即产生通货紧缩效应。通常只有在经济强劲增长，再加上需求强劲时，才应该适当提高税率。日本已经有20多年没有出现过这种局面了
然而，大藏省没有等到经济复苏开始，然后在商业周期的适当拐点开征税收，而是选择了先开征，然后在政治上可能的时候提高税率。1996年，大藏省曾实行政治开放，但结果如我们所见，是灾难性的。一直到16年后，日本政坛的要角才能再次团结一致。这一次，大藏省更为谨慎，在2012年底推动国会通过了一项只有在满足某些条件的情况下才会生效的增税方案。（政府认为这些条件已经得到满足，税制上调于2014年4月1日开始实行。）在实行新税制的同时，大藏省也引入了类似美国社保号码的制度，过去个体经营者和小企业老板经常隐藏其收入，现在他们很难这样做了。按照新计划，他们未来若没有这个号码，便无法在银行开户。
可以这样说，大藏省的行动并非完全是官僚权力操作。大藏省的担忧是真实而合理的，其中最主要的担忧是，在赤字得到控制之前，日本政府债券的利率会上升。如果国债利率攀升至2%区间，日本的财政赤字在没有削减支出、增加税收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情况下将难以为继。
日本遭受通货紧缩已经超过15年。这通常被认为是一件坏事。按照传统的定义，这肯定不利于经济增长。然而，通货紧缩确实允许日本开列一个高赤字预算，而不必担心债券市场崩盘。正如我们看到的，由于企业不是在国内投资，而银行在放贷方面也太过惊慌，日本的大部分企业和家庭储蓄通过金融体系流向了日本政府债券和其他政府工具。
日本政府债券
日本经济逐渐好转
然而，通货紧缩也许就要结束了。2012年，安倍晋三组成内阁，其直接针对的目标就是通货紧缩。他的努力是否会成功，人口统计的风向有利于安倍政府。在日本的补偿制度下，收入高峰期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婴儿潮一代的增长已经过了这个高峰期，并且正在减少储蓄。
安倍晋三
结果是，家庭储蓄总额正在下降。与此同时，大部分企业已经完成去杠杆化过程，很早便修补好它们的资产负债表。当一小部分年轻工人群体开始进入收入高峰期，他们也许能够抬高薪水。他们可能开始消费，特别是在住房上。
因此，日本的国内需求可能最终开始恢复。当企业再次看到国内的机会，便会提取在修复资产负债表时积攒的储蓄。它们甚至开始需要融资，银行也许会跃跃欲试，乐意为其提供贷款。
日本银行
当投资需求增加而储蓄下降时，日本的经常账户（有时被称为“衡量一个国家的贸易地位最广泛使用的标准”）会掉到结构性负值范畴里。要理解这一点，先要绕个弯谈谈会计法规，它管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及资金流向。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足够的储蓄支持投资（这种情况日本早晚会遇上），便要倚赖进口资本补足差额，否则便没有投资了。
会计法规（也称之为“会计恒等式”）规定，进口资本的净流入应该等于该国贸易和其他“经常”资金流动（主要是股息和利息支付）总额的赤字。（一个国家不能有贸易和其他经常资金流动的赤字，除非它能利用进口资本支付额外的进口。）用狭义方式界定的日本贸易收支（货物与服务）已经是赤字了，这是由于2011年3月的地震与海啸后，日本的核电设施被迫关闭，再加上当时全球能源价格不断上升，使赤字更为严重。
日本的核电设施
正如上面刚提及的，经常资金流动包括股息和利息的支付，也包括货物与服务的交易。在过去数十年，日本已在其他国家累积了一大笔可观的股息和利息，它们流入日本仍足以超越贸易赤字，故目前仍不需要进口资本以补偿赤字。但如果国内投资增加而储蓄下降，那些流入日本的股息和利息便会减少，特别是日本的利息流量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美国政府证券，而那些证券的利息目前比较低。
日本经常账户的结构性盈余的终结在政治和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对日本和世界都是如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日本累积的经常账户盈余是美元最主要的支撑力量。）但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其财政意义。
美元
经常账户结构性赤字的出现，表明日本完全以国内资源支持其财政赤字的日子宣告结束，它要转向倚赖上文提及的进口资本了。日本政府要向外国人出售其部分债券，而外国人无疑会期待获得比现行债券更高的受益。
对日本而言，这不一定是灾难。事实上，若其他情况不变，这将是件好事。但要确保这是件好事，整个趋势必须走对方向：提高税收；若非绝对削减开支，起码开支的增长率要降低。
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上面的事有一部分会自动出现。但若要保证经济复苏走在正确的方向（充分提高税收，以避免出现妨碍经济复苏的财政困难），则须小心地平衡各方利益。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同时实行日本商业改革，促成社会转变，提升活力又不破坏团结，建立能够带领日本走出困境的政府，最后，还要与主要大国维持健康的关系。这是个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