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溫書談史
編輯|溫書談史
前言
辜朝明聲稱，1990-2005年，日本政府用了460萬億日元的赤字開支，創造了2000萬億日元（2-2.5萬億美元，視匯率而定）的GDP增長，換言之，1日元的開支換回4-5日元價值的GDP。他認為，這是個非常劃算的交易。沒有它的話，日本政府可能已經陷入蕭條的深淵。
日本政府增加稅收
問題是，對選民和政策制定者來說，這種反事實并非顯而易見的。辜朝明的建議是，政府必須維持開支，直至經濟完全恢複。但這做起來很難，因為政策制定者和選民看到的是螺旋式上升的債務，而不是如果政府不消費會發生的事。辜朝明引用1937年的美國，今天的美國和歐洲，當然還有出現經濟泡沫的日本。
辜朝明
面對不斷上升的債務水準，政策制定者和選民極易被經濟複蘇的最初迹象蒙蔽，急于希望通過提高稅收或削減支出（或兩者同時使用）來解決螺旋式上升的債務問題。他們常常沒有意識到的是，由于就業水準停止上升，這會使債務問題變得更糟。稅收收入下降，企業繼續囤積現金。日本的政策制定者肯定沒有看到這一點。
1996年，當經濟開始出現零星的複蘇迹象時，大藏省便在國會推動增加消費稅，這次增稅使經濟迅速陷入混亂，直接導緻了1997年的銀行危機高潮和大規模救助計劃。蕭條避免了，但付出了比原來要高的代價。
令事情更糟的是，日本的政治架構使投入經濟的所有資金不能用在最值得的地方：把支出直接用于提高城市中産階級的生活水準。例如，全面改造日本市區房屋的計劃不但可以直接創造數十萬個就業機會，而且可以通過為耐用消費品提供空間以間接刺激需求。但考慮到東京政治力量的平衡，這些資金不可避免地流向了日益衰落的農村地區大手筆的基礎設施建設，其中大部分花在了造價高昂而無用的工程（密集到幾乎相鄰的機場，破敗城鎮的文化娛樂中心）上，這讓地方政府的營運赤字不堪重負。
日本
正如辜朝明指出的那樣，這些支出确實讓日本免于陷入蕭條，但僅此而已，代價卻是日本财政狀況的急劇惡化。（必須再次強調，如果沒有這些支出，日本的财政情況會更差。但如果這些錢能更明智地使用，而不是到處亂花和被既得利益者巧取豪奪，今天的情況會好得多。）
公平地說，不斷攀升的債務作為讓日本經濟擺脫蕭條的後遺症，有理由讓大藏省擔心。日本的債務在國内生産總值中的比例達到了發達國家的最高水準。更令人擔憂的是，日本的債務相當于家庭總資産的93%，而美國隻占41%。換言之，要還清所有債務，需要日本家庭幾乎所有的儲蓄。此外，日本日益迫近的人口危機意味着，日本的适齡勞動人口與退休人員的比例會降到至關重要的三比一以下。大藏省迫切希望在這個問題出現之前徹底改革日本的稅收結構。
人口
幸運的是，在不産生經濟破壞性影響的情況下，增加稅收還有很大的空間。在征收消費稅之前，日本的大部分稅收來自大型的赢利公司以及對受薪勞工征收的所得稅。後一種稅可能很重，但在政治上幾乎是無形的，因為在勞工收到工資之前就已經從支票中扣除。日本受薪勞工的家庭不用像美國人那樣，每年都要經曆報稅的痛苦。除非有重要的外部收入來源，否則就不需要報稅，而大多數受薪勞工是沒有的。
20年來，這一體系在政治和經濟上越發站不住腳，這一點已經很明顯。人口結構的變化意味着，20世紀50年代因勞工運動而産生的補償制度走向終結。當時就業市場化雖然沒有完全實作，但已是大勢所趨。其财政影響是明顯的：日本不能再如此嚴重地依賴受薪勞工的所得稅。要實作政治上的公平和經濟上的有效，應推動普遍稅制，讓所有日本人公平地分擔稅務，而不是完全倚賴受薪勞工。
在日本，未完稅收入主要源自農民、個體經營者（如醫生的診所）、宗教機構以及小型企業（主要是建築公司），這些小型企業的經營方式使其幾乎沒有申報應納稅利潤。但這些群體是政治結構中的關鍵因素，給了大藏省決策上的一些自由度。大藏省一直擔心如果直接追查其稅務狀況，這種保護會遭破壞。
為了普及稅收，大藏省選擇了征收消費稅。從原則上講，消費稅沒什麼錯。可以說，這是增加稅收最公平、最有效的方式。但它遭到了日本廣大群眾的強烈反對（不是沒有道理的）。
日本人民反對
此外，提高消費稅會立即産生通貨緊縮效應。通常隻有在經濟強勁增長，再加上需求強勁時，才應該适當提高稅率。日本已經有20多年沒有出現過這種局面了
然而，大藏省沒有等到經濟複蘇開始，然後在商業周期的适當拐點開征稅收，而是選擇了先開征，然後在政治上可能的時候提高稅率。1996年，大藏省曾實行政治開放，但結果如我們所見，是災難性的。一直到16年後，日本政壇的要角才能再次團結一緻。這一次，大藏省更為謹慎，在2012年底推動國會通過了一項隻有在滿足某些條件的情況下才會生效的增稅方案。（政府認為這些條件已經得到滿足，稅制上調于2014年4月1日開始實行。）在實行新稅制的同時，大藏省也引入了類似美國社保号碼的制度，過去個體經營者和小企業老闆經常隐藏其收入，現在他們很難這樣做了。按照新計劃，他們未來若沒有這個号碼，便無法在銀行開戶。
可以這樣說，大藏省的行動并非完全是官僚權力操作。大藏省的擔憂是真實而合理的，其中最主要的擔憂是，在赤字得到控制之前，日本政府債券的利率會上升。如果國債利率攀升至2%區間，日本的财政赤字在沒有削減支出、增加稅收或兩者兼而有之的情況下将難以為繼。
日本遭受通貨緊縮已經超過15年。這通常被認為是一件壞事。按照傳統的定義，這肯定不利于經濟增長。然而，通貨緊縮确實允許日本開列一個高赤字預算，而不必擔心債券市場崩盤。正如我們看到的，由于企業不是在國内投資，而銀行在放貸方面也太過驚慌，日本的大部分企業和家庭儲蓄通過金融體系流向了日本政府債券和其他政府工具。
日本政府債券
日本經濟逐漸好轉
然而，通貨緊縮也許就要結束了。2012年，安倍晉三組成内閣，其直接針對的目标就是通貨緊縮。他的努力是否會成功，人口統計的風向有利于安倍政府。在日本的補償制度下，收入高峰期是20世紀50年代初期。嬰兒潮一代的增長已經過了這個高峰期，并且正在減少儲蓄。
安倍晉三
結果是，家庭儲蓄總額正在下降。與此同時，大部分企業已經完成去杠杆化過程，很早便修補好它們的資産負債表。當一小部分年輕勞工群體開始進入收入高峰期，他們也許能夠擡高薪水。他們可能開始消費，特别是在住房上。
是以，日本的國内需求可能最終開始恢複。當企業再次看到國内的機會，便會提取在修複資産負債表時積攢的儲蓄。它們甚至開始需要融資，銀行也許會躍躍欲試，樂意為其提供貸款。
日本銀行
當投資需求增加而儲蓄下降時，日本的經常賬戶（有時被稱為“衡量一個國家的貿易地位最廣泛使用的标準”）會掉到結構性負值範疇裡。要了解這一點，先要繞個彎談談會計法規，它管理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及資金流向。如果一個國家沒有足夠的儲蓄支援投資（這種情況日本早晚會遇上），便要倚賴進口資本補足差額，否則便沒有投資了。
會計法規（也稱之為“會計恒等式”）規定，進口資本的淨流入應該等于該國貿易和其他“經常”資金流動（主要是股息和利息支付）總額的赤字。（一個國家不能有貿易和其他經常資金流動的赤字，除非它能利用進口資本支付額外的進口。）用狹義方式界定的日本貿易收支（貨物與服務）已經是赤字了，這是由于2011年3月的地震與海嘯後，日本的核電設施被迫關閉，再加上當時全球能源價格不斷上升，使赤字更為嚴重。
日本的核電設施
正如上面剛提及的，經常資金流動包括股息和利息的支付，也包括貨物與服務的交易。在過去數十年，日本已在其他國家累積了一大筆可觀的股息和利息，它們流入日本仍足以超越貿易赤字，故目前仍不需要進口資本以補償赤字。但如果國内投資增加而儲蓄下降，那些流入日本的股息和利息便會減少，特别是日本的利息流量有相當大一部分來自美國政府證券，而那些證券的利息目前比較低。
日本經常賬戶的結構性盈餘的終結在政治和經濟上有重大意義，對日本和世界都是如此。（從20世紀70年代末至21世紀初，日本累積的經常賬戶盈餘是美元最主要的支撐力量。）但在這裡，我們關注的是其财政意義。
美元
經常賬戶結構性赤字的出現，表明日本完全以國内資源支援其财政赤字的日子宣告結束，它要轉向倚賴上文提及的進口資本了。日本政府要向外國人出售其部分債券，而外國人無疑會期待獲得比現行債券更高的受益。
對日本而言，這不一定是災難。事實上，若其他情況不變，這将是件好事。但要確定這是件好事，整個趨勢必須走對方向：提高稅收；若非絕對削減開支，起碼開支的增長率要降低。
在經濟複蘇的過程中，上面的事有一部分會自動出現。但若要保證經濟複蘇走在正确的方向（充分提高稅收，以避免出現妨礙經濟複蘇的财政困難），則須小心地平衡各方利益。要實作這個目标，就要同時實行日本商業改革，促成社會轉變，提升活力又不破壞團結，建立能夠帶領日本走出困境的政府，最後，還要與主要大國維持健康的關系。這是個艱巨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