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笑满卷书意气，无非一念救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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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这里是“磅礴思维”。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捐官”这件事。
引言
“学而优则仕”，今天的毕业生们，如果想走上仕途，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参加国家和地方的公务员考试。
而古代的官员选拔制度，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科举制”外，还有一种今人看来匪夷所思的制度：捐官。
换一句话说，就是花钱买官。
朝廷放出空缺官职，明码标价，有意者公开竞拍，价高者得。
富商们只要愿意花钱，就可以走马上任，过一把官瘾，体验一下为人父母官的感觉。
“卖官鬻爵”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深层次逻辑？
捐官：一件公认不要脸的事
捐官是一件不要脸的事。
人精中的人精——皇帝和大臣们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捐官”有损朝廷脸面。
《雍正王朝》太子卖官
《雍正王朝》里面有这样一幕，太子为了归还国库亏空的欠款，病急乱投医，公开卖官鬻爵。
上书房的大臣们对此大感不齿，阿哥们更是兴奋于找到了扳倒太子的手段，老皇帝康熙知道后更是气的差点背过气去。
读书人是最好脸面的，可能背地里、私底下切切实实大家都干着卖官鬻爵的事，但是，谁也不敢把这件事放到台面上。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儒家的救世济民思想是读书人常常挂在嘴边的。
“官者，天下之公器也；吏者，民之所悬命也。”
官和吏作为政策法令的执行者，更是一方父母官，关系着一方百姓的身家性命，也干系着朝廷的根本。
所以，一般情况下，谁敢公开“卖官”，一定是会被政敌痛打一通的，轻则丢官，重则丧命。
一件不要脸的事情，最终能够落地推行下去，这背后是封建王朝财政崩溃的无奈，是一个古代王朝走向生命周期的必然。
只要能活下去，朝廷的脸面又算得了什么。
毕竟，不要脸的活着，苟延残喘的延续统治，也是活着啊。
经济账：封建帝王当家必修课
治大国如治小家。
一个家庭里面，年轻人负责挣钱，供养老人和小孩。
国家也是如此，有花钱的途径，也要有赚钱的手段，要想稳定发展，最起码要收支平衡，甚至有所盈余。
在通货膨胀，这个终极武器没发明出来，古代封建王朝的收入其实很有限，常规手段只有两种：税收和垄断专营。
税收很好理解，最普遍的就是农业税、商业税。
垄断专营，就是借助朝廷对特定资源的垄断权力，来变卖资源获取收入，比如汉朝开始的盐铁专营，后来的瓷器、丝绸、茶叶的专营也是如此。
盐铁论
正常情况下，这两份收入就可以维持王朝的正常运转。
但是，这两种手段都存在一种先天的弊病：中间环节太多。
巨大的利益面前，总有中间商赚差价，损公肥私更是难以避免。
尤其是封建王朝后期，腐败成为常态，底下的官员贪污的贪污、走私的走私，无论是税收还是专营，朝廷真正能够收上来的收入十分有限。
哪怕是增加税收的范围和力度，也会在征收环节，被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体系攫取掉绝大多数收入。而为了达到朝廷下发的税收要求，地方上十倍于中央的税收要求更是成为常态，苛政猛于虎，这种情况下，老百姓造反是迟早的事情。
《雍正王朝》地方官员收取的过桥税
更关键的是，走下坡路的封建王朝通常还伴随着其他难题：民变、灾变、外部战争。
而这些，都意味着巨大的开销，收入下降，开销远远增大。
刚开始，还能指望国库积攒的盈余，但很快，国库就会面临亏空。
这时候贤明一点的君主可能就会带头节约，拿皇帝大内的小金库来填补亏空，甚至鼓励后宫开启小作坊生产，但是，这些都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代表性的就是崇祯皇帝，衣服打补丁，捐出自己的金库，自己的皇后还做女工，但是最终却凄惨的吊死在煤山上。
另一个代表是道光皇帝，衣服打补丁，号称史上最抠门的道光皇帝，却依然难改清朝的穷途末路。
毕竟，在官员们心中，天下是你皇上一个人的天下，而我贪污的钱财是我个人的钱财。
崇祯皇帝
道光皇帝
破局的方法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帝王们难道就束手无策了吗？
其实不然，摆在帝王面前的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改革，古代也叫做变法，主要是针对税收。
第二条路，非常规敛财手段。
要想维护王朝的长久繁荣，从根本解决问题，按道理来说，只能选择第一条路。但是，这条路在历史上其实没有真正走通过，执行者更是无一善终。
商鞅变法，商鞅被车裂而死。
王安石变法，被贱人陷害回家，变法被全部推翻。
张居正“一条鞭法”，张居正死后被抄家，家族流放，差点被开棺鞭尸。
雍正皇帝“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税”死后立马被亲儿子推翻，执行的官员田文镜、张廷玉等更是遭到训斥。
可以说，在古代官僚制度下，第一条路本身就是走不通的。
因为，皇帝需要依赖官员体系来执行自己的政令。
于是，摆在帝王面前的只有第二条路，解一时之急的“权宜之计”。
非常规敛财手段
前面也说过，税收和专营是太平年间的常规手段。
除了这两种以外，古代帝王们还有两种其他的非常规敛财手段：抄家和捐官。
抄家，抄的是谁的家？是中间商的家。
也就是税收和专营过程，从百姓到过苦的中间环节里面，通过损公肥私获得了巨大利益的官员。
皇帝们虽然没有办法对抗整个官僚制度来推动税收改革变法，但是，对付其中个别的官员却是绰绰有余的。
而且更关键的是，抄家这个事情，皇帝可以亲自动手，基本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最典型的两个例子，一个是雍正抄江南织造曹寅的家，也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丝绸垄断专营过程最大的中间商。雍正西北用兵，也就是前面说的外部战争，国家入不敷出，只好拿曹寅开刀。（顺带说一句，雍正可以说是古代唯一一个变法和敛财两条路都尝试了的帝王）
雍正：两条路都敢尝试的封建帝王
另一个是嘉庆抄和珅的家，和珅可以说是整个乾隆朝，国家收入来源里最大的中间商。乾隆死后，嘉庆皇帝立即查抄和珅，抄没和珅家产充实国库。
乾隆朝最大的中间商：和珅
但是，如前面所言，非常规敛财手段只能解一时燃眉之急，却难以根本上扭转国家的局势，而且随着官僚统治阶级的腐败越来越深入，这个问题会更加无解。于是，在嘉庆皇帝死后，道光皇帝就过上了打补丁的苦日子。
到了光绪皇帝，连御膳房的太监都当起了中间商，光绪皇帝吃的鸡蛋就比市面上贵几倍价格，甚至连军机大臣们传递奏折都需要花上千两银子打点宫里面的太监，可以说，整个国家的制度都已经从根本上腐烂。
《清史稿》记载，光绪皇帝每日要食四枚鸡蛋，每年吃鸡蛋要花费12000两白银。
自幼长于深宫的他一直以为鸡蛋是价格不菲的奢侈品，吃得起鸡蛋的人非富即贵，宫外的平民百姓人家一定吃它不起。
因为御膳房报上来的账目明细上清清楚楚写着：鸡蛋采购价是“每个三十四两银”。
三十四两银子买一枚鸡蛋，下这蛋的鸡是吃啥长大的？
一天早晨，光绪一边吃着鸡蛋羹，一边盯着侍立在旁的老师翁同龢的眼睛问道：“鸡蛋价格如此昂贵，师傅可曾经常吃？”
深谙个中奥妙的翁同龢忙不迭答道：“臣只是在祭祀大典或过年过节时，才偶尔吃一次鸡蛋 。平时可不敢轻易吃它，臣家已经很久没吃，臣早已忘了鸡蛋的滋味了。”
捐官：是无奈也是必然
但是，抄家这种事情，也不能干多了。
以贪污犯罪的名义，抄一两个官员的家，官员们还不会反对。
但是，一旦抄家的人数多起来了，官僚体系就会无形之中联合起来生成巨大的阻力。
因此，卖官鬻爵这件事，虽然既不合理，也辱没了朝廷和读书人的脸面，却成为了皇帝和大臣们心照不宣的敛财手段。
卖官这件事，还有一个好处，它也几乎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卖官的收入可以直接收到国库或者皇帝的小金库里。
《走向共和》里，为了防备虎视眈眈的小日本，军机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要为北洋水师采购必要的军舰和弹药，国库里却是一分钱也拿不出来。
晚清北洋海军军舰
最后，也是以“海防捐”的名义筹备了300万两白银。（海防捐于1884年设立，1888年在醇亲王的大力支持下正式成立）。
前面也说了，捐官这件事，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样也就导致了海防捐的筹集的资金，就直接被慈禧太后挪用在了颐和园工程上。
1887年李鸿章曾经上过奏折，提到过海防捐：
“惟此次展限捐输，系专备海军衙门支款，并拨作北洋三铁舰及续购四快船用费暨东三省练军月饷之需，在在均关紧要。即旅顺船坞工款，直隶所收展限捐项，仅及得半之数。”
李鸿章提到所得款项，仅拿到了一半，实际上，这个数据也是有水分的，海防捐的钱，大都用在了修颐和园上面，梁启超也曾经谈论过海防捐：
“当海军之兴，未及两年，而颐和园之工程大起。举所筹之款，尽数以充土木之用。此后名为海军捐者，实则皆颐和园工程捐也……”
结尾
所以，捐官的背后，其实反映的是封建王朝的一本烂账，腐败的上层建筑，为了苟延残喘，为了延续自身奢靡的生活选择的一种手段，也是封建王朝难以跳脱历史周期律，逐渐走向生命尽头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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