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文| 拾得
编辑|明芃
18-19世纪议会圈地过程中的乡村内部博弈。
英国的乡村居民在18-19世纪的议会圈地中所拥有的自主权利只是议会圈地体现乡村自治的一个侧面，因为不论这些权力的内涵怎样丰富，它们都是要由那些支持和拥护圈地的人们行使的。
然而正如18世纪之前的圈地一样，议会圈地也引起了以乡村底层贫民为主的大量人群的反对，这些反对者依靠乡村自治传统赋予的权力，勇敢地反对和抗争着议会圈地运动。
他们的行为是议会圈地体现乡村自治的另一个侧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反议会圈地的行动更能凸显这一时期英国乡村自治的特征。
议会圈地发起阶段的反圈地行动
有关议会圈地的博弈从圈地发起时征求土地权利保有者们的意见阶段就已经开始了。
因为这一阶段圈地还没有进入任何官方的操作程序，所以此时提出反对所耗费的成本是最低的，效果往往也是最好的。
比起18世纪之前的圈地，议会圈地对于土地共用权的剥夺和破坏更加彻底。
这势必会引起乡村的底层贫民，包括茅舍农、边地农以及农业雇工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土地共用权生活的人们的反对，他们迅速开始了反对圈地的活动。
最初他们大多采取了合法的方式，主要是向当地的大土地所有者或者圈地的推动者们请愿。
例如1792年，布克莱公爵的土地代理人准备圈围北安普顿郡罗丁汉姆田野格丁顿·切斯地区的土地，当地的18位“小土地所有者和茅舍农”向公爵递交了反对圈地的请愿书。
用很长的篇幅向公爵解释了他的计划会耗费他们的时间和金钱，给他们造成困扰。
与此同时还会在冬季引起济贫税的上升和整体失业率的增加，原因在于共有权的丧失会把贫苦的农民们从他们赖以为生的林地和草地中驱赶出去。
请愿者们举了邻近一个已经被圈围的名叫贝尼菲尔德的地区的例子证明圈地会不可避免地使耕地转变为牧场，这样的结果会使三分之二的农业劳动者丢掉工作，“我们看到领主的整个领地只有一两个羊倌和他们的狗来管理。”
请愿者们指出贫穷的劳动者们会首先受害，而那些使他们在冬季难以维生的人将很快不得不为他们付出代价。
1798年，另一位名叫桑德斯的领主在准备圈围威尔巴斯顿地区的土地时也收到了类似的反对请愿书。
24位请愿者中只有3人持有或租用少量的土地，均不足5英亩，其他人都是彻底的无地者。
其中只有一个人能被看作全职的农民，其他都是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贫困者，包括小客栈经营者和农业雇工等。
请愿者在请愿书中指出，桑德斯的圈地计划会使他们丧失在当前的饥荒状况下谷物上自给自足的能力，也会使济贫税率升高。
当准备圈围的土地是面积较大的公用荒地时，那些具有共用权的人们的意见往往可以左右圈地的结果。
例如诺丁汉郡格灵利山村的茅舍农们在当地的圈地谈判中就展现了强大的力量。
1773年十一月当地召开了一次会议来讨论圈地事宜，当地报纸报导说在这次会议上为数众多的土地所有者和茅舍农们一致同意圈地。
茅舍农们的每份共有权力都将在圈地中得到4英亩土地的补偿，尽管这比他们最初要求的数额要少1英亩。
然而三个星期之后，同一份报纸又登出了一封信，作者在茅舍农的角度猛烈地抨击圈地，指出即便68个有资格获得补偿的茅舍农每人得到4英亩土地。
仍然有390英亩土地白白地落入了圈地者的手里。
最终该地的圈地动议还没有提交到议会就偃旗息鼓了，那封信在其中起到了多大作用不得而知，但是茅舍农们的反对对于圈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激进分子维护自身权利
值得一提的是，当贫民们的要求被无视或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一些较为激进的分子就可能采用非法、甚至诉诸暴力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权利。
例如威尔巴斯顿地区的例子，领主桑德斯对于反对圈地的请愿书置之不理，仍然继续推进圈地。
结果在1799年夏季收获节前夕，三百名共有权保有者组织暴动，拆毁了公地上的围篱，圈地的支持者们花费上百英镑从邻近的劳夫伯拉夫请来两队骑兵才把骚乱平息下去。
乡村贫民们对于议会圈地的反对并不是这一时期反议会圈地活动的全部，那些有产者们也可能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反对议会圈地。
一些大领主可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反对圈地，除此之外，乡村中的中间阶层，即小土地权利保有者们也经常站出来反对圈地。
例如威尔特郡的金斯顿地区，圈地得到了1个主要的土地所有者、7个中等自由持有农和17个公簿持有农的同意，1个自由持有农表示反对。
莱斯特郡的一个持有0.5雅兰土地，名叫约翰·戈德的农民对他所居住的谢恩福德地区的圈地表示反对。
“因为他认为圈地没有任何好处，并且作为一个年事已高的人，他也不愿意为这件事情耗费精力。”
在剑桥郡也同样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基尔顿摩登地区，当地的牧师拒绝了圈地推动者对他的什一税补偿方案。
因为补偿方案中的土地并不集中在一处，他要因此被迫和多名不同的佃农打交道。
斯瓦夫汉姆教区从开始准备圈地到获得法案整整用了五年时间，原因就在于一些土地权利保有者认为他们没有被公正地对待。
在舍普瑞斯，为了节约时间和金钱，当地计划只聘请一个圈地委员，但是有一位保有者表示反对。
因为他拥有一些在教区中质量上乘的土地，他不愿意把这些土地和它的相关权利交给一个圈地委员。
里特林顿的一位名叫迪肯森的人挑唆当地的农民反对圈地，这样他就可以在敞田上继续违规地放牧超过规定数量的绵羊。
一位名叫托马斯·考珀的土地调查员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他在1764年参与北安普顿郡威灵伯拉夫地区圈地时在土地调查阶段所遇到的困难。
他发现在他工作的每一个阶段他都会受到敌视，不论他保持怎样的耐心都无济于事。
反对圈地的土地所有者们拒绝签署他带来的圈地议案；佃农们一再故意地不标记自己的租佃地，不配合他的调查工作。
甚至连他经常去喝酒的地方都对他冷眼相待，大家都在热烈地聊天，却没有人愿意为他服务。
他在给他的女儿的信中说，他希望他能在一个新世界里，去调查那些已经确保没有太多纷争的土地。
圈地引发的争端
对于那些反对圈地的有产者，尤其是其持有的土地权利在村庄中占有相当比重的时候，拒绝签署圈地议案从而使议案因为圈围的土地权利比重不足而无法在议会通过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反议会圈地的方法。
莱斯特郡的一些例子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1766年康特绍普的七位土地权利保有者表示不会签署圈地议案。
他们共持有8.125雅兰的土地，而准备圈围的土地共计38雅兰。
1760年西格瑞弗的14位土地持有者拒绝在圈地议案上签字，他们总共持有515英亩土地，而同意圈地者占有的土地面积为1898英亩。
1770年在福克斯顿，十名拥有土地共用权的茅舍农拒绝签署圈地议案，使得另外四十名茅舍农的努力付诸东流。
在白金汉郡的阿莱斯伯里与怀特彻奇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这两个地区都在1770-1771年发起了圈地，前一个地区反对圈地的人所占有的土地超过当地土地总量的三分之一。
并且还有占有162英亩土地的人们保持中立；后一个地区对圈地持观望态度的人们占有416英亩土地，达到了当地预计圈围土地的五分之一。
与走投无路的贫民们一样，有产阶级圈地反对者中的一些激进分子也会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手段与圈地支持者们展开斗争，诸如威胁、恐吓、谩骂诅咒，甚至直接破坏圈地支持者的财产等，无所不用其极。
北安普顿郡的朗·巴克比地区在被圈围之前，有人给当地最大的领主和什一税所有者乔治·弗里曼大人送去了一首匿名的恐吓诗，诗中指名道姓地警告弗里曼和其他支持圈地的人在夜晚不要外出。
一个多星期之后，有人砍倒了弗里曼的一棵橡树、一些冷杉树和果树，还破坏了他的两座凉亭。
1795年拉文斯绍普圈地案中一位圈地支持者的父亲收到了一封据称是自己儿子的朋友寄来的信，信中令人惊讶的表示这位老人的儿子患上了一种极其严重的脑部疾病。
虽然这封信的内容日后被证明是圈地的反对者们捏造的，但是当时圈地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争端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