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一朝，朱元璋诛杀的官员和儒生多达十余万，其中有许多贪官污吏和不轨之臣，但也有不少王公、列侯、宰相、大将无罪被杀，成了冤死鬼。如此，成为功臣第一，又有何用？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纵然是高明的智者，也无法预料自己的结局。
朱元璋的心情也是矛盾的，建国之初，他就发现那些追随自己打江山的功臣们开始腐化。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听说有功臣家僮仗势欺人，他连忙把徐达、常遇春等功臣喊来，告诫他们:“你们追随我走到今天不容易，你们手下的家僮很多是小人，他们违法乱纪，欺压良善，你们应该尽快赶走他们，省得日后被他们连累”。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曾经颁发给他们丹书铁券，除了谋反大罪不赦以外，功臣本人和家属都有几次免死的机会。哪里想到，得到免死特权的功臣们误会了皇帝的本意，他们变得更加有恃无恐。如颍国公傅友德本有良田数千顷，贪得无厌的他依然跟皇帝请求赐给他怀远千亩田地。有的功臣则私自役使官军，逃避差徭，伐木修建城楼或者私营居室。功臣们的胡作非为已经激化了社会矛盾。
出身社会最底层的朱元璋仿佛看到了元朝末期社会的影子，官吏权贵欺压百姓，无法无天而无人问津，最后是官逼民反，最终王朝倾覆。往事历历在目，自己辛辛苦苦、白手起家打下的江山岂能一世而亡?他熟读史书，也常常羡慕汉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能保全功臣，善始善终。为此，他苦苦思索，怎样才能告诫这些跋扈的功臣们，从而保全他们后半生的富贵。经过一番思索，朱元璋制定了针对功臣们的特殊法律——铁榜。
铁榜规定，如有公侯家人倚势凌人、侵夺田户财产和私托门下、影敝差徭等罪都要处以死刑。铁榜中规定功臣“初犯，再犯免死附过”。“免死附过”就是对初犯和再犯的功臣们加以宽宥而免于处分，但需要作为过恶记录在功臣的铁券诰词中。
朱元璋一次次苦口婆心地告诫功臣们要遵守法度，不要欺压百姓，不要妄行不法。纵使朱元璋如此苦口婆心地教诲和告诫，很多功臣仍然是我行我素。如淮安侯华云龙，在镇守北平期间，霸占前元丞相脱脱府邸，并私自夺取前元宫廷珍宝;延安侯唐胜宗在广西龙州敲诈当地番人;吉安侯陆仲亨在临清巧取豪夺、私占民田;定远侯王弼侵占国家税收;永嘉侯朱亮祖为害地方、陷害清官道同…
面对着有恃无恐的功臣们，朱元璋握紧了拳头，为了朱氏江山的稳定，他不得不有所行动了。
如果说洪武26年“蓝玉案”是对军事系统的大清洗，那么洪武8年的“空印案”、洪武13年的“胡惟庸”案、洪武18年 的“郭桓案”则都是对非军事系统的大清洗。
前文提到了蓝玉的覆灭，此文看看同为洪武四大案的“空印案”、“胡惟庸案”和“郭桓案”
第一大案：洪武八年的“空印案”
空印案，发生在明代洪武年间。空印，就是在文书上预先盖上印章，需要用时再填写上具体内容。此案在当时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相当程度的重视。朱元璋认为官吏可以利用空白文书簿册作弊，所以要严惩使用盖有官印空白文书簿册者，因为牵连人数众多，为明朝初期一著名大案。
按照明朝初年的制度，朝廷实施的是实物税款缴纳，也就是由地方呈缴粮食至户部。为防止地方官员贪污，朱元璋特别规定，地方缴纳钱粮时，除需派员监督运粮，还需提前准备好记录钱粮收支的账册。
朱元璋的设想是，账册上白纸黑字，县、府、省、部，一级一级往上解送粮食，一级一级核对数目，就可以避免粮食从县级到中央这一路上各个环节可能出现的克扣、贪污、倒卖等违法行为。
但眼下，呈到朱元璋面前的账册，怪就怪在只见地方政府的印章，却未填报解送粮食的数目。这让朱元璋感到心惊，如果负责押粮的官员来个“中间商赚差价”，少报少填，那岂不可以瞒天过海！盛怒之下，他立即派人彻查此事，并要求将前来京师缴纳税粮的地方官员全部控制起来。
明初四大案之一的“空印案”，爆发了。
经过查询与搜证，办案官员总结汇报了空印案详情：除了这一本空白账册外 ，其他前来缴纳钱粮的官员手里多半拿的也是这种白纸。更要命的是，户部官员对此早就习以为常，拿着空账册核对钱粮，补填数据。这俨然就是大明官场人人默认的“潜规则”。
众所周知，朱元璋是个苦出身。年纪轻轻就因家里遭灾，父母双亡，被迫跑到寺庙化缘当和尚。后因机缘巧合，才得以参加元末红巾军起义，攻伐天下，强势逆袭为一朝天子。
即便成长为帝王，他对儿时的经历依然耿耿于怀。
而让朱元璋等天下英豪群起反元的根本诱因，就是无官不贪，导致底层百姓吃不饱。
史料记载，元朝末年，吏治贪腐烂到了根。从元朝蒙古贵族高层以下，官员皆贪。为了问人拿钱，他们巧设缴税名目，多征赋税，几乎涉及底层百姓的方方面面。
尽管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但元末的歪风邪气在明初的官场上仍时刻弥散，令人触目惊心。
一向对官员贪污深恶痛绝的朱元璋，哪里还管什么青红皂白，当即下令将主管大印的各地政府“一把手”处死， 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
对于朱元璋雷厉风行的“一刀切”判决，朝廷大员看在眼里，却不敢多说半句话。因为，他们太清楚朱元璋的脾气和手段了。如此已经习以为常的官场潜规则，已经运行已久，可想而知牵扯之人有多少。
有关空印案的处置，以至于发生时间，所杀人数，存在许多疑点。空印案是惩治贪官污吏还是乱杀无辜，后人对朱元璋评价上亦存在分歧。尽管空印案在明初政坛掀起了轩然大波，但与同为四大案的其他三案相比，这仅是朱元璋的牛刀小试了。
第二大案：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胡惟庸称其旧宅井里涌出醴泉，此为祥瑞，并借此邀请朱元璋前来观赏。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华门时，太监云奇紧拉住缰绳，急不能言，拼命指向胡家。朱元璋感觉事态严重，立即返回，登上宫城时，发现胡惟庸家上空尘土飞扬，墙道都藏有士兵。
明太祖以“谋不轨”罪诛宰相胡惟庸九族，同时杀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数人。十年后的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颁布《昭示奸党录》，以伙同胡惟庸谋不轨罪，处死韩国公李善长、列侯陆仲亨、已故的滕国公顾时的子孙等开国功臣。后又以胡惟庸通倭、通元（北元），究其党羽，前后共诛杀3万余人，时称“胡狱”。 李善长是受祸最惨的，近80高龄，不仅本人被赐死，还被族诛。
胡狱是一场极其残酷的政治迫害事件，几乎涵盖了整个朝廷的官员。胡惟庸案成为了中国古代帝王杀功臣的最典型例子。胡惟庸案的罪名被极度夸大，除了胡惟庸，还包括了许多明朝官员、大臣和元勋，甚至连胡惟庸的家人和朋友都不能幸免。这场政治迫害的影响之深远，不仅影响了明朝的政治风气，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上的专制制度。
胡惟庸为相七年，擅权乱政，使得朱元璋感得大权旁落，除了剪除别无选择。所谓的胡惟庸案只是一个借口，目的就在于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结果是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除掉胡惟庸后，朱元璋罢左右丞相，废中书省，其事由六部分理，后设殿阁大学士供皇帝作为顾问，朱元璋结束了中国的丞相制度，另设内阁供皇帝做为顾问。内阁大学士的权力不如宰相，只有“票拟”权力，先送宦官，再由宦官上呈与皇帝，加强了专制皇权。
胡惟庸案与蓝玉案合称胡蓝之狱，诛灭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方告结束，在朱元璋传位于皇孙前，终于为其荡平权臣。
第三大案：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
郭桓是谁？一个干了还不到一年的户部侍郎（也就是管理财政和税收的副部长）。令人差异的是，他是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巨额贪腐的？一个由他引发的贪腐案，牵连全国的十二个布政司以及中央六部，涉案人员达数万人，引起了举国震惊。
朱元璋也通过这件案子将大明朝的官场整个扫荡了一遍，成就了其铁血帝王的威名。在此次贪污案件之后，朱元璋为了避免官员随意篡改账目金额，将一、二、三等大写数字改为了壹、贰、叄，对后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这就是洪武四大案之一的郭桓案。这个案子是如何产生，又如何被查处的呢？
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夏税秋粮，应天、镇江等五个州府，没有一粒粮食提交国库。
这几个地方是朱元璋当年平定天下的根据地，在战争年代里长期支援朱元璋的军队南征北战。朱元璋不曾忘记这份恩情，在他即位后免除该地区所有民田的夏税秋粮。民田税粮全免，可当地还有几十万亩官田，从官田征收的粮食跑到哪里去了？
拔出萝卜带出泥，由应天、镇江等五个州、府引发的征粮腐败案牵涉的细枝末节非常庞杂，但这个案子的最终指向都系于一个人，那就是户部分管征粮工作的侍郎（副部长）郭桓。办案人员认定的结果是，当地官吏张钦等人勾结户部侍郎郭桓等，将本应入仓的税粮全部私分了。
郭桓究竟收了多少贿赂、盗卖了多少官粮？按照朱元璋在《大诰》中的说法，郭桓等人几年之内连贪污带盗卖再加上掺水毁掉的官粮，给大明朝造成了2400万石粮食的损失，而这相当于当时整个国家一年的收入。在如此触目惊心的数字面前，朱元璋极为震怒。他立即下令锦衣卫追查此案的有关人员，从哪儿来的贿赂，就查到哪儿，并令审刑司吴庸主持此案。
郭桓、王志等京官贪污受贿是祸源所在，地方官吏科敛罪责难逃。至于地方官府浮夸出来的虚假产值，朱元璋也就不再去刨根究底了。而对于这个案子造成的损失，朱元璋派人去各地追赃。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朱元璋在《大诰》里描述了当时各地官员的对策。例如大名府开州州判刘汝霖，明明知道本州官吏罗从礼手中寄存有17000贯赃款，却发了一个通知，要求老百姓各家各户摊派，包赔赃款。由此可以知晓，地方官吏并没有吐出赃款，而是将亏空又再次转嫁到老百姓的头上。
朱元璋极为愤怒，跟着发了一道文：许多地方官员借此机会在全县范围内科敛百姓，等于加征了一道税。收税的总额之中，大约上缴百分之一就足以补偿赃款，其余部分便落入自己的腰包，而原来收藏的赃款自然还是自己的。他要求各地耆民赴京面奏，揭发地方官的犯罪事实，下决心严厉惩处各级官员和牵连案件的富民。
至此，这个案子已经不是郭桓和几个主犯的问题，而是朱元璋要将对郭恒同党的追查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展开。为了保证除恶务尽，朱元璋走的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严酷路线。对于他来说，不见血的权力运行，根本无法保证大明朝的长治久安。
在严格的追查之下，朱元璋很快发现，六部的所有官员几乎都成了郭桓的同犯，当然这个结果也是朱元璋事前应该能够想到的。其中涉案官员包括兵部（国防部）侍郎王志、礼部（礼法）尚书赵瑁、刑部（司法部）尚书王惠迪、工部（建设部）侍郎等，当时除了上面所列的六部高级官员外，所有侍郎（副部长）以下官员都卷入其中，都被罢免或被杀。
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对贪官都是深恶痛绝的，而明太宗尤甚，他是穷苦出生，自幼父母双亡，元后期官逼的民不聊生，自此才加入起义军，取得天下一统。因此朱元璋对老百姓是极其怜悯的，反而对官员却非常苛刻，明朝官员的俸禄之低也是出了名的。再加上天下安定不久，元所遗留下来的一些官场恶习仍在，也就滋生了大量的贪腐官员。若说空印案有争议，那么郭桓案乃是大明最大的贪腐案。
朱元璋通过四大案，特别是影响十年之久的胡惟庸案，将功臣几乎铲除殆尽，皇权一统，彰显了帝王杀伐无情的本色。所谓鸟尽弓藏，胡惟庸的专权，蓝玉的跋扈，均是对皇权的挑战。若朱标继位尚能把持，可朱标已死，幼主继位，为大明的未来，帝王必用断然措施扫清道路。事实证明其的策略是正确的，虽后朱棣上位，但终是姓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