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一朝，朱元璋誅殺的官員和儒生多達十餘萬，其中有許多貪官污吏和不軌之臣，但也有不少王公、列侯、宰相、大将無罪被殺，成了冤死鬼。如此，成為功臣第一，又有何用？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縱然是高明的智者，也無法預料自己的結局。
朱元璋的心情也是沖突的，建國之初，他就發現那些追随自己打江山的功臣們開始腐化。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聽說有功臣家僮仗勢欺人，他連忙把徐達、常遇春等功臣喊來，告誡他們:“你們追随我走到今天不容易，你們手下的家僮很多是小人，他們違法亂紀，欺壓良善，你們應該盡快趕走他們，省得日後被他們連累”。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曾經頒發給他們丹書鐵券，除了謀反大罪不赦以外，功臣本人和家屬都有幾次免死的機會。哪裡想到，得到免死特權的功臣們誤會了皇帝的本意，他們變得更加有恃無恐。如颍國公傅友德本有良田數千頃，貪得無厭的他依然跟皇帝請求賜給他懷遠千畝田地。有的功臣則私自役使官軍，逃避差徭，伐木修建城樓或者私營房間。功臣們的胡作非為已經激化了社會沖突。
出身社會最底層的朱元璋仿佛看到了元朝末期社會的影子，官吏權貴欺壓百姓，無法無天而無人問津，最後是官逼民反，最終王朝傾覆。往事曆曆在目，自己辛辛苦苦、白手起家打下的江山豈能一世而亡?他熟讀史書，也常常羨慕漢光武帝劉秀、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趙匡胤能保全功臣，善始善終。為此，他苦苦思索，怎樣才能告誡這些跋扈的功臣們，進而保全他們後半生的富貴。經過一番思索，朱元璋制定了針對功臣們的特殊法律——鐵榜。
鐵榜規定，如有公侯家人倚勢淩人、侵奪田戶财産和私托門下、影敝差徭等罪都要處以死刑。鐵榜中規定功臣“初犯，再犯免死附過”。“免死附過”就是對初犯和再犯的功臣們加以寬宥而免于處分，但需要作為過惡記錄在功臣的鐵券诰詞中。
朱元璋一次次苦口婆心地告誡功臣們要遵守法度，不要欺壓百姓，不要妄行不法。縱使朱元璋如此苦口婆心地教誨和告誡，很多功臣仍然是我行我素。如淮安侯華雲龍，在鎮守北平期間，霸占前元丞相脫脫府邸，并私自奪取前元宮廷珍寶;延安侯唐勝宗在廣西龍州敲詐當地番人;吉安侯陸仲亨在臨清巧取豪奪、私占民田;定遠侯王弼侵占國家稅收;永嘉侯朱亮祖為害地方、陷害清官道同…
面對着有恃無恐的功臣們，朱元璋握緊了拳頭，為了朱氏江山的穩定，他不得不有所行動了。
如果說洪武26年“藍玉案”是對軍事系統的大清洗，那麼洪武8年的“空印案”、洪武13年的“胡惟庸”案、洪武18年 的“郭桓案”則都是對非軍事系統的大清洗。
前文提到了藍玉的覆滅，此文看看同為洪武四大案的“空印案”、“胡惟庸案”和“郭桓案”
第一大案：洪武八年的“空印案”
空印案，發生在明代洪武年間。空印，就是在文書上預先蓋上印章，需要用時再填寫上具體内容。此案在當時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相當程度的重視。朱元璋認為官吏可以利用空白文書簿冊作弊，是以要嚴懲使用蓋有官印空白文書簿冊者，因為牽連人數衆多，為明朝初期一著名大案。
按照明朝初年的制度，朝廷實施的是實物稅款繳納，也就是由地方呈繳糧食至戶部。為防止地方官員A錢，朱元璋特别規定，地方繳納錢糧時，除需派員監督運糧，還需提前準備好記錄錢糧收支的賬冊。
朱元璋的設想是，賬冊上白紙黑字，縣、府、省、部，一級一級往上解送糧食，一級一級核對數目，就可以避免糧食從縣級到中央這一路上各個環節可能出現的克扣、A錢、倒賣等違法行為。
但眼下，呈到朱元璋面前的賬冊，怪就怪在隻見地方政府的印章，卻未填報解送糧食的數目。這讓朱元璋感到心驚，如果負責押糧的官員來個“中間商賺差價”，少報少填，那豈不可以瞞天過海！盛怒之下，他立即派人徹查此事，并要求将前來京師繳納稅糧的地方官員全部控制起來。
明初四大案之一的“空印案”，爆發了。
經過查詢與搜證，辦案官員總結彙報了空印案詳情：除了這一本空白賬冊外 ，其他前來繳納錢糧的官員手裡多半拿的也是這種白紙。更要命的是，戶部官員對此早就習以為常，拿着空賬冊核對錢糧，補填資料。這俨然就是大明官場人人預設的“潛規則”。
衆所周知，朱元璋是個苦出身。年紀輕輕就因家裡遭災，父母雙亡，被迫跑到寺廟化緣當和尚。後因機緣巧合，才得以參加元末紅巾軍起義，攻伐天下，強勢逆襲為一朝天子。
即便成長為帝王，他對兒時的經曆依然耿耿于懷。
而讓朱元璋等天下英豪群起反元的根本誘因，就是無官不貪，導緻底層百姓吃不飽。
史料記載，元朝末年，吏治貪腐爛到了根。從元朝蒙古貴族高層以下，官員皆貪。為了問人拿錢，他們巧設繳稅名目，多征賦稅，幾乎涉及底層百姓的方方面面。
盡管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但元末的歪風邪氣在明初的官場上仍時刻彌散，令人觸目驚心。
一向對官員A錢深惡痛絕的朱元璋，哪裡還管什麼青紅皂白，當即下令将主管大印的各地政府“一把手”處死， 副手以下杖一百充軍。
對于朱元璋雷厲風行的“一刀切”判決，朝廷大員看在眼裡，卻不敢多說半句話。因為，他們太清楚朱元璋的脾氣和手段了。如此已經習以為常的官場潛規則，已經運作已久，可想而知牽扯之人有多少。
有關空印案的處置，以至于發生時間，所殺人數，存在許多疑點。空印案是懲治貪官污吏還是亂殺無辜，後人對朱元璋評價上亦存在分歧。盡管空印案在明初政壇掀起了軒然大波，但與同為四大案的其他三案相比，這僅是朱元璋的牛刀小試了。
第二大案：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胡惟庸稱其舊宅井裡湧出醴泉，此為祥瑞，并借此邀請朱元璋前來觀賞。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華門時，太監雲奇緊拉住缰繩，急不能言，拼命指向胡家。朱元璋感覺事态嚴重，立即傳回，登上宮城時，發現胡惟庸家上空塵土飛揚，牆道都藏有士兵。
明太祖以“謀不軌”罪誅宰相胡惟庸九族，同時殺禦史大夫陳甯、中丞塗節等數人。十年後的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頒布《昭示奸黨錄》，以夥同胡惟庸謀不軌罪，處死南韓公李善長、列侯陸仲亨、已故的滕國公顧時的子孫等開國功臣。後又以胡惟庸通倭、通元（北元），究其黨羽，前後共誅殺3萬餘人，時稱“胡獄”。 李善長是受禍最慘的，近80高齡，不僅本人被賜死，還被族誅。
胡獄是一場極其殘酷的政治迫害事件，幾乎涵蓋了整個朝廷的官員。胡惟庸案成為了中國古代帝王殺功臣的最典型例子。胡惟庸案的罪名被極度誇大，除了胡惟庸，還包括了許多明朝官員、大臣和元勳，甚至連胡惟庸的家人和朋友都不能幸免。這場政治迫害的影響之深遠，不僅影響了明朝的政治風氣，而且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曆史上的專制制度。
胡惟庸為相七年，擅權亂政，使得朱元璋感得大權旁落，除了剪除别無選擇。所謂的胡惟庸案隻是一個借口，目的就在于解決君權與相權的沖突，結果是徹底廢除了宰相制度。除掉胡惟庸後，朱元璋罷左右丞相，廢中書省，其事由六部分理，後設殿閣大學士供皇帝作為顧問，朱元璋結束了中國的丞相制度，另設内閣供皇帝做為顧問。内閣大學士的權力不如宰相，隻有“票拟”權力，先送宦官，再由宦官上呈與皇帝，加強了專制皇權。
胡惟庸案與藍玉案合稱胡藍之獄，誅滅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方告結束，在朱元璋傳位于皇孫前，終于為其蕩平權臣。
第三大案：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
郭桓是誰？一個幹了還不到一年的戶部侍郎（也就是管理财政和稅收的副部長）。令人差異的是，他是如何在極短的時間内實作巨額貪腐的？一個由他引發的貪腐案，牽連全國的十二個布政司以及中央六部，涉案人員達數萬人，引起了舉國震驚。
朱元璋也通過這件案子将大明朝的官場整個掃蕩了一遍，成就了其鐵血帝王的威名。在此次A錢案件之後，朱元璋為了避免官員随意篡改賬目金額，将一、二、三等大寫數字改為了壹、貳、叄，對後世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這就是洪武四大案之一的郭桓案。這個案子是如何産生，又如何被查處的呢？
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夏稅秋糧，應天、鎮江等五個州府，沒有一粒糧食送出國庫。
這幾個地方是朱元璋當年平定天下的根據地，在戰争年代裡長期支援朱元璋的軍隊南征北戰。朱元璋不曾忘記這份恩情，在他即位後免除該地區所有民田的夏稅秋糧。民田稅糧全免，可當地還有幾十萬畝官田，從官田征收的糧食跑到哪裡去了？
拔出蘿蔔帶出泥，由應天、鎮江等五個州、府引發的征糧腐敗案牽涉的細枝末節非常龐雜，但這個案子的最終指向都系于一個人，那就是戶部分管征糧工作的侍郎（副部長）郭桓。辦案人員認定的結果是，當地官吏張欽等人勾結戶部侍郎郭桓等，将本應入倉的稅糧全部私分了。
郭桓究竟收了多少賄賂、盜賣了多少官糧？按照朱元璋在《大诰》中的說法，郭桓等人幾年之内連A錢帶盜賣再加上摻水毀掉的官糧，給大明朝造成了2400萬石糧食的損失，而這相當于當時整個國家一年的收入。在如此觸目驚心的數字面前，朱元璋極為震怒。他立即下令錦衣衛追查此案的有關人員，從哪兒來的賄賂，就查到哪兒，并令審刑司吳庸主持此案。
郭桓、王志等京官A錢受賄是禍源所在，地方官吏科斂罪責難逃。至于地方官府浮誇出來的虛假産值，朱元璋也就不再去刨根究底了。而對于這個案子造成的損失，朱元璋派人去各地追贓。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朱元璋在《大诰》裡描述了當時各地官員的對策。例如大名府開州州判劉汝霖，明明知道本州官吏羅從禮手中寄存有17000貫贓款，卻發了一個通知，要求老百姓各家各戶攤派，包賠贓款。由此可以知曉，地方官吏并沒有吐出贓款，而是将虧空又再次轉嫁到老百姓的頭上。
朱元璋極為憤怒，跟着發了一道文：許多地方官員借此機會在全縣範圍内科斂百姓，等于加征了一道稅。收稅的總額之中，大約上繳百分之一就足以補償贓款，其餘部分便落入自己的腰包，而原來收藏的贓款自然還是自己的。他要求各地耆民赴京面奏，揭發地方官的犯罪事實，下決心嚴厲懲處各級官員和牽連案件的富民。
至此，這個案子已經不是郭桓和幾個主犯的問題，而是朱元璋要将對郭恒同黨的追查在全國範圍内陸續展開。為了保證除惡務盡，朱元璋走的是“甯可錯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嚴酷路線。對于他來說，不見血的權力運作，根本無法保證大明朝的長治久安。
在嚴格的追查之下，朱元璋很快發現，六部的所有官員幾乎都成了郭桓的同犯，當然這個結果也是朱元璋事前應該能夠想到的。其中涉案官員包括兵部（國防部）侍郎王志、禮部（禮法）尚書趙瑁、刑部（司法部）尚書王惠迪、工部（建設部）侍郎等，當時除了上面所列的六部進階官員外，所有侍郎（副部長）以下官員都卷入其中，都被罷免或被殺。
曆朝曆代的開國皇帝對貪官都是深惡痛絕的，而明太宗尤甚，他是窮苦出生，自幼父母雙亡，元後期官逼的民不聊生，自此才加入起義軍，取得天下一統。是以朱元璋對老百姓是極其憐憫的，反而對官員卻非常苛刻，明朝官員的俸祿之低也是出了名的。再加上天下安定不久，元所遺留下來的一些官場惡習仍在，也就滋生了大量的貪腐官員。若說空印案有争議，那麼郭桓案乃是大明最大的貪腐案。
朱元璋通過四大案，特别是影響十年之久的胡惟庸案，将功臣幾乎鏟除殆盡，皇權一統，彰顯了帝王殺伐無情的本色。所謂鳥盡弓藏，胡惟庸的專權，藍玉的跋扈，均是對皇權的挑戰。若朱标繼位尚能把持，可朱标已死，幼主繼位，為大明的未來，帝王必用斷然措施掃清道路。事實證明其的政策是正确的，雖後朱棣上位，但終是姓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