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于公元前202年称帝，西汉立。他虽然消灭项羽势力，形式上统一中国，但采取的是类似于西汉分封建制的“藩属”格局，亦夹杂于秦之郡县之制，为郡国制。西汉之初的外姓诸侯王与西周之分封诸侯有所不同。西周所分封之诸侯，虽有上古帝王之后、从武王伐纣之功臣，但多为姬姓同族。
西汉之初的外姓诸侯王，则是由秦末诸侯争霸中延续而来，是春秋战国列国格局的延续。刘邦为了防患外姓诸侯王，相继分封其子与刘姓同族为诸侯王。西汉建国之初，除了袭周制之分封之外，亦继承秦制之属邦，招纳归附的周边族群。除此之外，亦有南方族群向其称臣，是为“藩属”含义新的变迁之反映。
在西汉与四周族群的交往过程之中，其“藩属”一环，相对于西周与秦，有了新的变化。西周之“藩属”，主要指“藩”之一层含义，其分封诸侯国，作为藩篱，屏卫宗周，对峙周边少数族群。秦之“藩属”，主要为属邦，设置以处置归附的周边族群。
西汉之初，南方族群主要为南越与东越。东越又分为闽越与瓯越。观南越与东越，南越地在秦时已设为郡县，后秦末动乱，秦吏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由华夏而蛮夷。因其地远山险，西汉初年，汉朝无力顾及南越，又以其本为秦时华夏故地，故遣使立其为王，实则默认其割据一方的事实。其类似于汉初之异姓诸侯王。
东越为越王勾践之后，秦末助刘邦击项楚，因功而裂土封王，其类似于西周初年所分封之功臣。而二者皆为汉朝之周边族群政权，而为汉所封，可谓是“藩属”格局在西汉初年的一个新的变化。
异姓诸侯王，同姓诸侯王，蛮夷王，共同组建了西汉建国之初的“藩属”格局。至于西汉初年的北方族群，为游牧族群政权——匈奴，秦亡之后，匈奴南复。先是匈奴攻打韩王信之马邑，高祖伐之，被围七日，被迫和亲匈奴。此开和亲之首，岁币之先，可谓以利取和。
西汉初年的政治格局，即为郡国制，“国”最初则为外姓诸侯王，同姓诸侯王乃是汉高祖刘邦在对付外姓诸侯王时所用的手段。秦制行郡县制，而汉制为郡国制，因其所处历史环境而不同。秦继卫鞅变法以来六世之余烈，席卷六国，以定天下。
汉本身为众诸侯中一支，并不具有秦之压倒性优势，故与其余诸侯联手共取天下。秦始皇承孝公以来之强局，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始皇一统天下，想变尊号，传后世，李斯等谓秦始皇之功五帝不及，可比三皇，秦始皇遂最后决定结合三皇五帝之称，为皇帝，其他制、诏、朕等称谓则采用李斯等人的建议。
而刘邦是如何成为皇帝的？可见，秦始皇之皇帝，乃可谓是自封，而至于刘邦，可谓是诸侯请之为皇帝。秦始皇继承了孝公以来以卫鞅变法后为根基的秦国，君主的权力不断加强，其后统一天下，君主的权力达到巅峰，其自封为皇帝。
汉高祖刘邦，崛起于秦末乱世之局，依靠各诸侯拥立而为皇帝。从诸侯群臣的回答中可以看出来，他们拥立汉王刘邦为皇帝，目的为裂土封侯、封王。刘邦本身势力不强，虽占有秦之旧地，然无秦六世之基业，没有秦始皇吞并六国、席卷天下之强大国力，故只能与其余诸侯共治天下，于是行郡国之制。
西汉之初，实行郡国制为迫不得已。昔楚怀王与众将约，刘邦项羽，谁先平定关中地区可为王。诸将中只有刘邦与项羽肯直面秦军，入取关中。而项羽是杀神，怀王不用，刘邦以长者闻名，故用之。后刘邦先入关中秦地，约法三章，秦人归心。
项羽后到，刘邦不能抗，项伯上言，鸿门舞剑，借以如厕，始得逃脱。后项羽怨怀王，自立西楚霸王，划分诸侯.刘邦力不足以抗项羽，为众诸侯之一支，且远离中原地区。而且，项羽的分封体系还是沿袭秦统一前的东方六国体系。后东方之地先乱，刘邦趁机取关中之地，诸侯望风而降。
项羽已平齐乱，与汉军大战，破败之，诸侯去汉归楚。此时，项羽势大，刘邦与众诸侯联合而应对项羽。因为项羽沿袭六国划分诸侯的传统，以及汉势小而霸王势大，诸侯因联合而共击项羽，汉在建国之时，不得不一边略地而为郡县，一边又分封异姓诸侯王，施展郡县并行之制。
汉与众诸侯共建天下，故刘邦称帝后，汉的统治十分地不稳定。因素主要就来自于众诸侯，其或对权力的贪婪而欲掠夺更多的土地，或畏己被清算而反叛，或为项羽旧将，或畏于匈奴之势。后提到所谓异者，为诸侯并立，招游客以厚之，此天下乱之根源，今天秦始皇统一天下，儒生不说今而法古，应禁私学，焚《诗》《书》及百家之言，颁挟书之令，以吏为师。
观淳于越、李斯之言，前者举殷周之制，提到无分封、无相扶，郡县制不能长久，后者从法儒学术上的的角度来反驳，压制儒家，而没有从分封、郡县之利弊的角度来回斥。从地理位置要害的角度来论分封之利，而这是可以放之全国而皆准的。中国国土浩瀚，既有东齐西秦之地，亦有巴蜀之险，楚地长江之天然屏障，更有无数山川构成之要地，齐、秦行之分封，而全国亦可行之分封。亦可揣测，淳于越，齐人，田肯，田氏齐之大姓，似亦为齐人。
齐之春秋大国，历经战国，其从周分封之制历来已久，齐之文化亦带其色彩，此以可看出东西方之文化冲突。东方之地尚分封，汉欲行郡县之制，还应经过时间的磨合.综上，刘邦继承秦制，行郡县之制。而因虑东西方文化冲突之阻力，实行郡国之制。
后要拨乱反正，消除异姓诸侯王势力，依西周分封同姓诸侯之故事，分封刘姓子弟以制衡诸侯王。其用亲子肥为齐王，重亲子弟而远旁支。而吴王刘濞，远离中原。刘邦吸取秦亡的教训，加以分封之制和郡县之制并行，并且致力于削减共同夺取天下的异姓诸侯王，功成，自身亦因在平定鲸布时受伤，后伤逝。
但在刘邦的构想中，汉朝基业已稳，子孙无忧。在刘邦伤逝之后，西汉依旧为郡国之制，然而异姓诸侯王已消减，同姓诸侯逐渐坐大，如西周之故事，而此时，西汉文、景、武三帝则连续贯彻削藩之策，最终使得西汉同姓诸侯王不再为中央之患。刘邦伤逝之后，西汉依旧为郡国之制，然而异姓诸侯王已消减，同姓诸侯逐渐坐大，如西周之故事。
至文景之时，同姓诸侯王已为朝廷之患。对于淮南王刘长谋反被拿的记载，与记韩信谋反被拿如出一辙。似文帝设计，淮南王刘长被诬谋反，因而分其王国。按济北王谋反后，文帝遣兵平之，济北王自杀。而淮南王长死后，时隔多年，文帝却追尊谥其为厉王，封其三子为王。如此看来，文帝似欲对淮南王国实行削藩之策，而诬刘长谋反。
但换个角度来看，文帝时隔多年，方追谥刘长为厉王，封其三子为王，或因思念兄弟情切之故。淮南王到底有无谋反，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但从其结果可以看出，文帝确实在淮南王身上推行贾谊的削藩之策。
汉文帝之所以不听晁错削藩之策，或认为其策太过直接，易激发汉中央与诸侯王的矛盾。时为太子的景帝则十分欣赏晁错，对其计策非常重视。及景帝即位，升晁错为内史，后，迁其为御史大夫。
景帝于是诛晁错欲以退七王，但七王不止兵，于是景帝遣窦婴、周亚夫击之，遂平乱。汉景帝平息七国之乱后，基本上已清除同姓诸侯王带来的隐患，而彻底清除，则在汉武帝之时了。文景二帝致力于削藩，使得同姓诸侯王不再为朝廷之隐患，虽然西汉仍为郡国制的格局，但“国”势力已大为削弱，至于武帝，彻底消除了同姓诸侯王的威胁，重新构建了“藩属”格局。
秦始皇，横扫六国、统一天下后，北击匈奴，筑要塞、连长城、隔华夷；南驱百越，立二郡、修灵渠、通湘漓。秦亡之后，诸侯混战，百越重返，匈奴南复。百越受封于汉，汉之劲敌乃为匈奴。高祖时，出击匈奴，被伏，乃被迫采取和亲政策，以利取和。帝不满匈奴背约寇边，有亲自击匈奴之心，然前有济北王作乱，后有皇太后苦劝，故平息亲征之心。
而见汉匈双方交战不止，两国不能自宁，又逢新单于上台，故重开和亲，终于景帝。景帝不再和亲，但对于匈奴亦处于被动防守的状况。西汉初年，高祖之时，西汉内部政治格局为郡国之制，外姓诸侯王与郡县并存，汉高祖刘邦设同姓诸侯以制衡，后相继消灭各个外姓诸侯王。
文景之时，同姓诸侯王坐大，汉文帝、汉景帝遂致力于消除同姓诸侯王对于汉朝中央的威胁。景帝之时，平定七国之乱，基本消除了同姓诸侯王之患，至于汉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彻底清除了同姓诸侯王的威胁。汉武帝的削藩之策，有推恩令、左官律、附益之法、酌金法等策。其中最为主要的则是推恩令，其是对于贾谊之策的彻底施行，是从根源上解决同姓诸侯王之患的措施。
主父偃之推恩令，名为推恩，实则削藩。以德之名行之，不易激起诸侯王的反抗，是对晁错削藩之策的修正，对贾谊之策的发扬延续。在诸侯王国中众建诸侯，分其国力，削一大而为众小，其从根本解决了诸侯王威胁。汉武帝以推恩令为根本，再辅以左官律、附益之法、酌金法等策，彻底消除了同姓诸侯王之患。
通观汉文、景、武三帝之事，削藩一以贯之，其目的为扭转同姓诸侯王坐大转变为列国并立格局的趋势，防止出现周朝春秋故事。主父偃之推恩令，名为推恩，实则削藩。以德之名行之，不易激起诸侯王的防抗，是对晁错削藩之策的修正，对贾谊之策的发扬延续。在诸侯王国中众建诸侯，分其国力，削一大而为众小，其从根本解决了诸侯王威胁。
汉武帝以推恩令为根本，再辅以左官律、附益之法、酌金法等策，彻底消除了同姓诸侯王之患。通观汉文、景、武三帝之事，削藩一以贯之，其目的为扭转同姓诸侯王坐大转变为列国并立格局的趋势，防止出现周朝春秋故事。
西周至汉武帝之间的王朝内部政治格局为“藩属”格局，这个格局是由西周处理与周边少数族群关系而建构，是中原族群与四周族群交流、交往的衍生产物。在西周之初，分封诸侯以卫宗周，对峙四周少数族群，“藩属”格局是中原王朝内部自身的一种政治格局。
秦时行郡县之制，对此格局有了修正。西汉初年，重建了“藩属”格局，分封同姓诸侯以制衡外姓诸侯王，对于周边少数族群政权，亦承认其存在，封其为王，与其相互约束，不加干涉。至于汉武帝，对于“藩属”格局中的周边族群政权，则改变了以往不加干涉的政策宗旨，转变为积极转化其为郡县。秦末，汉与众诸侯共击之而建国一统，其中亦借有秦时所驱逐的族群之力。
这些周边族群政权为西汉的“藩属”格局增添了新的含义，此后西汉“藩属”格局由两个方面构成，对内有同姓诸侯王，对外有周边族群政权所称之王。汉初之南越、东越、朝鲜等周边政权，于汉则依附关系不强，其有着较强的独立性。
之后，周边族群政权称臣于汉。武帝时，欲纳其为内诸侯，而化之为郡县。而此举亦有条件，即此地是否可为郡县。汉击南越，以为九郡，汉击东越，而徙其民内迁江淮。故可知，南越地可为郡县，而东越地“狭多长”，不可为郡县，而是否可为郡县，则是因是否可农耕而断之。
南越地为秦时所开辟，以其为郡县久矣，后赵佗自立，而“颇有中国人相辅”，可推之中原移民多矣，而其经济模式，固然为农耕。至于东越，为闽中一带，地狭而长，不易农耕。故汉武帝灭南越以为郡县，灭东越而使之内迁。
其间亦反映其华夷思想，武帝谓“东越狭多长，闽越悍，数反覆”，故使其内迁汉地，此反映了华夷思想中用夏变夷之法。对于朝鲜，因其阻别国之朝见，平之以为四郡。至于匈奴，其游牧已久，再往北则是冰原荒漠，不宜农耕。而汉武帝认为即使此地不可为郡县，而为乱者，需治，故坚决出兵与匈奴战。
至于西南夷，则为汉出兵南越时所闻，认为可以使之降服，再以其兵攻南越，是为奇招。汉遂以金诱西南夷，而得犍为郡。司马相如言西夷邛、筰可置郡。后汉与匈奴作战，前线吃紧，而西南夷数叛，欲专力事匈奴，遂罢西夷，独留犍为郡，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
后张骞归来，言身毒、大夏可亲，其在汉西南，疑为在邛西，汉武帝遂重新重视西南夷。后，南越反，汉武帝发南夷兵，南夷且兰不愿远征，故反，遂平之，诛头兰，以为牂牁郡。灭南越，诛且兰、头兰，杀邛君、筰侯，西南夷其余诸族皆恐，请臣于汉，求置吏。
滇王降，以为益州郡。于是汉武帝遂以西南夷为七郡。可见，汉最先在西南夷置郡，为考虑军事因素，而重返西南夷，亦为军事因素。因汉与匈奴作战，前线吃紧，需盟友，故遣张骞寻月氏，而张骞追月氏至大夏，闻身毒，此二国亦可作为盟友，故汉武帝寻求大夏、身毒，汉之势力重返西南夷。
而司马相如谓邛、筰可置郡，则为次要因素了。如此，汉武帝发展西南，是为与匈奴战争之延伸结果，是隶属于两大族群集团的交融而来的（汉之农耕集团与匈奴之游牧集团）。
与中原之交融中，匈奴遂有完整的王制制度。观夏商周三代，中原农耕集团不断强大，向四围扩散。所谓四方之民，是站在夏商周三代的角度来看，而在此过程中，中原农耕集团处于不断扩展的状态，至东周，华夏与四方之民属于混合杂居的状态，故尊王攘夷是为当时的一个时代特征。
至于战国，七雄并立，而中原农耕集团已为大势，趋四方之民，筑长城以为界。而北迁之族群，匈奴坐大，西驱月之，东伏乌孙、鲜卑诸族，南据河套地。匈奴王制官号，乃是冒顿之时，云其乃匈奴之世传。而此世传，殊可疑虑，或为是真，或为冒顿所创。
此或为匈奴与中原农耕集团交融中而所建之制。中原有夏商周三代，可为一统之国，而四方之民虽被曰为狄、戎、蛮、夷，然此为统称，其下小族颇多。在春秋战国中原诸侯互相征伐之时，北方游牧族群亦混战而统一，匈奴，或为小族发展而来。而在此过程中，其与中原族群亦有交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秦与世系西戎通婚，而北方游牧集团，是否亦学习中原，称王而建制？
此亦有可能。汉武帝以后，昭、宣二帝贯彻武帝之志，持续对匈奴出击。后匈奴内乱，呼韩邪单于南下归汉。在汉朝的帮助下，其重归匈奴，为匈奴大单于，朝于西汉，重开和亲，汉匈之间长时间处于和平。
至王莽改制，激怒匈奴，匈奴复南下侵扰，与中原王朝对峙。王莽改制，对于周边族群的措施尤为不善，匈奴、西羌、乌桓反。至于东汉，长时间与西羌征战，其因亦为对其处置处置措施不善。追其根源，武帝以武力压周边族群不服者也。
南匈奴、乌桓、鲜卑，在汉与匈奴的战争中逐渐坐大，“藩属”势力变强，相对，东汉实力在与羌的战争中不断衰弱，再加上自身体制原因，最终崩溃。而南匈奴、乌桓、鲜卑等“藩属”，在日后的东汉崩溃后，魏、蜀、吴三国互争正统的过程中逐渐强大。
西晋崩溃后，“藩属”进入中原，转变成为中原王朝的继承者，他们相互征伐，之后其与东晋、南朝的战争，则为“中国”的继承与统一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