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于公元前202年稱帝，西漢立。他雖然消滅項羽勢力，形式上統一中國，但采取的是類似于西漢分封建制的“藩屬”格局，亦夾雜于秦之郡縣之制，為郡國制。西漢之初的外姓諸侯王與西周之分封諸侯有所不同。西周所分封之諸侯，雖有上古帝王之後、從武王伐纣之功臣，但多為姬姓同族。
西漢之初的外姓諸侯王，則是由秦末諸侯争霸中延續而來，是春秋戰國列國格局的延續。劉邦為了防患外姓諸侯王，相繼分封其子與劉姓同族為諸侯王。西漢建國之初，除了襲周制之分封之外，亦繼承秦制之屬邦，招納歸附的周邊族群。除此之外，亦有南方族群向其稱臣，是為“藩屬”含義新的變遷之反映。
在西漢與四周族群的交往過程之中，其“藩屬”一環，相對于西周與秦，有了新的變化。西周之“藩屬”，主要指“藩”之一層含義，其分封諸侯國，作為藩籬，屏衛宗周，對峙周邊少數族群。秦之“藩屬”，主要為屬邦，設定以處置歸附的周邊族群。
西漢之初，南方族群主要為南越與東越。東越又分為閩越與瓯越。觀南越與東越，南越地在秦時已設為郡縣，後秦末動亂，秦吏趙佗自立為南越武王，由華夏而蠻夷。因其地遠山險，西漢初年，漢朝無力顧及南越，又以其本為秦時華夏故地，故遣使立其為王，實則預設其割據一方的事實。其類似于漢初之異姓諸侯王。
東越為越王勾踐之後，秦末助劉邦擊項楚，因功而裂土封王，其類似于西周初年所分封之功臣。而二者皆為漢朝之周邊族群政權，而為漢所封，可謂是“藩屬”格局在西漢初年的一個新的變化。
異姓諸侯王，同姓諸侯王，蠻夷王，共同組建了西漢建國之初的“藩屬”格局。至于西漢初年的北方族群，為遊牧族群政權——匈奴，秦亡之後，匈奴南複。先是匈奴攻打韓王信之馬邑，高祖伐之，被圍七日，被迫和親匈奴。此開和親之首，歲币之先，可謂以利取和。
西漢初年的政治格局，即為郡國制，“國”最初則為外姓諸侯王，同姓諸侯王乃是漢高祖劉邦在對付外姓諸侯王時所用的手段。秦制行郡縣制，而漢制為郡國制，因其所處曆史環境而不同。秦繼衛鞅變法以來六世之餘烈，席卷六國，以定天下。
漢本身為衆諸侯中一支，并不具有秦之壓倒性優勢，故與其餘諸侯聯手共取天下。秦始皇承孝公以來之強局，橫掃六合，一統天下，始皇一統天下，想變尊号，傳後世，李斯等謂秦始皇之功五帝不及，可比三皇，秦始皇遂最後決定結合三皇五帝之稱，為皇帝，其他制、诏、朕等稱謂則采用李斯等人的建議。
而劉邦是如何成為皇帝的？可見，秦始皇之皇帝，乃可謂是自封，而至于劉邦，可謂是諸侯請之為皇帝。秦始皇繼承了孝公以來以衛鞅變法後為根基的秦國，君主的權力不斷加強，其後統一天下，君主的權力達到巅峰，其自封為皇帝。
漢高祖劉邦，崛起于秦末亂世之局，依靠各諸侯擁立而為皇帝。從諸侯群臣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來，他們擁立漢王劉邦為皇帝，目的為裂土封侯、封王。劉邦本身勢力不強，雖占有秦之舊地，然無秦六世之基業，沒有秦始皇吞并六國、席卷天下之強大國力，故隻能與其餘諸侯共治天下，于是行郡國之制。
西漢之初，實行郡國制為迫不得已。昔楚懷王與衆将約，劉邦項羽，誰先平定關中地區可為王。諸将中隻有劉邦與項羽肯直面秦軍，入取關中。而項羽是殺神，懷王不用，劉邦以長者聞名，故用之。後劉邦先入關中秦地，約法三章，秦人歸心。
項羽後到，劉邦不能抗，項伯上言，鴻門舞劍，借以如廁，始得逃脫。後項羽怨懷王，自立西楚霸王，劃分諸侯.劉邦力不足以抗項羽，為衆諸侯之一支，且遠離中原地區。而且，項羽的分封體系還是沿襲秦統一前的東方六國體系。後東方之地先亂，劉邦趁機取關中之地，諸侯望風而降。
項羽已平齊亂，與漢軍大戰，破敗之，諸侯去漢歸楚。此時，項羽勢大，劉邦與衆諸侯聯合而應對項羽。因為項羽沿襲六國劃分諸侯的傳統，以及漢勢小而霸王勢大，諸侯因聯合而共擊項羽，漢在建國之時，不得不一邊略地而為郡縣，一邊又分封異姓諸侯王，施展郡縣并行之制。
漢與衆諸侯共建天下，故劉邦稱帝後，漢的統治十分地不穩定。因素主要就來自于衆諸侯，其或對權力的貪婪而欲掠奪更多的土地，或畏己被清算而反叛，或為項羽舊将，或畏于匈奴之勢。後提到所謂異者，為諸侯并立，招遊客以厚之，此天下亂之根源，今天秦始皇統一天下，儒生不說今而法古，應禁私學，焚《詩》《書》及百家之言，頒挾書之令，以吏為師。
觀淳于越、李斯之言，前者舉殷周之制，提到無分封、無相扶，郡縣制不能長久，後者從法儒學術上的的角度來反駁，壓制儒家，而沒有從分封、郡縣之利弊的角度來回斥。從地理位置要害的角度來論分封之利，而這是可以放之全國而皆準的。中國國土浩瀚，既有東齊西秦之地，亦有巴蜀之險，楚地長江之天然屏障，更有無數山川構成之要地，齊、秦行之分封，而全國亦可行之分封。亦可揣測，淳于越，齊人，田肯，田氏齊之大姓，似亦為齊人。
齊之春秋大國，曆經戰國，其從周分封之制曆來已久，齊之文化亦帶其色彩，此以可看出東西方之文化沖突。東方之地尚分封，漢欲行郡縣之制，還應經過時間的磨合.綜上，劉邦繼承秦制，行郡縣之制。而因慮東西方文化沖突之阻力，實行郡國之制。
後要撥亂反正，消除異姓諸侯王勢力，依西周分封同姓諸侯之故事，分封劉姓子弟以制衡諸侯王。其用親子肥為齊王，重親子弟而遠旁支。而吳王劉濞，遠離中原。劉邦吸取秦亡的教訓，加以分封之制和郡縣之制并行，并且緻力于削減共同奪取天下的異姓諸侯王，功成，自身亦因在平定鲸布時受傷，後傷逝。
但在劉邦的構想中，漢朝基業已穩，子孫無憂。在劉邦傷逝之後，西漢依舊為郡國之制，然而異姓諸侯王已消減，同姓諸侯逐漸坐大，如西周之故事，而此時，西漢文、景、武三帝則連續貫徹削藩之策，最終使得西漢同姓諸侯王不再為中央之患。劉邦傷逝之後，西漢依舊為郡國之制，然而異姓諸侯王已消減，同姓諸侯逐漸坐大，如西周之故事。
至文景之時，同姓諸侯王已為朝廷之患。對于淮南王劉長謀反被拿的記載，與記韓信謀反被拿如出一轍。似文帝設計，淮南王劉長被誣謀反，因而分其王國。按濟北王謀反後，文帝遣兵平之，濟北王自殺。而淮南王長死後，時隔多年，文帝卻追尊谥其為厲王，封其三子為王。如此看來，文帝似欲對淮南王國實行削藩之策，而誣劉長謀反。
但換個角度來看，文帝時隔多年，方追谥劉長為厲王，封其三子為王，或因思念兄弟情切之故。淮南王到底有無謀反，沒有一個準确的答案，但從其結果可以看出，文帝确實在淮南王身上推行賈誼的削藩之策。
漢文帝之是以不聽晁錯削藩之策，或認為其策太過直接，易激發漢中央與諸侯王的沖突。時為太子的景帝則十分欣賞晁錯，對其計策非常重視。及景帝即位，升晁錯為内史，後，遷其為禦史大夫。
景帝于是誅晁錯欲以退七王，但七王不止兵，于是景帝遣窦嬰、周亞夫擊之，遂平亂。漢景帝平息七國之亂後，基本上已清除同姓諸侯王帶來的隐患，而徹底清除，則在漢武帝之時了。文景二帝緻力于削藩，使得同姓諸侯王不再為朝廷之隐患，雖然西漢仍為郡國制的格局，但“國”勢力已大為削弱，至于武帝，徹底消除了同姓諸侯王的威脅，重新建構了“藩屬”格局。
秦始皇，橫掃六國、統一天下後，北擊匈奴，築要塞、連長城、隔華夷；南驅百越，立二郡、修靈渠、通湘漓。秦亡之後，諸侯混戰，百越重返，匈奴南複。百越受封于漢，漢之勁敵乃為匈奴。高祖時，出擊匈奴，被伏，乃被迫采取和親政策，以利取和。帝不滿匈奴背約寇邊，有親自擊匈奴之心，然前有濟北王作亂，後有皇太後苦勸，故平息親征之心。
而見漢匈雙方交戰不止，兩國不能自甯，又逢新單于上台，故重開和親，終于景帝。景帝不再和親，但對于匈奴亦處于被動防守的狀況。西漢初年，高祖之時，西漢内部政治格局為郡國之制，外姓諸侯王與郡縣并存，漢高祖劉邦設同姓諸侯以制衡，後相繼消滅各個外姓諸侯王。
文景之時，同姓諸侯王坐大，漢文帝、漢景帝遂緻力于消除同姓諸侯王對于漢朝中央的威脅。景帝之時，平定七國之亂，基本消除了同姓諸侯王之患，至于漢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徹底清除了同姓諸侯王的威脅。漢武帝的削藩之策，有推恩令、左官律、附益之法、酌金法等策。其中最為主要的則是推恩令，其是對于賈誼之策的徹底施行，是從根源上解決同姓諸侯王之患的措施。
主父偃之推恩令，名為推恩，實則削藩。以德之名行之，不易激起諸侯王的反抗，是對晁錯削藩之策的修正，對賈誼之策的發揚延續。在諸侯王國中衆建諸侯，分其國力，削一大而為衆小，其從根本解決了諸侯王威脅。漢武帝以推恩令為根本，再輔以左官律、附益之法、酌金法等策，徹底消除了同姓諸侯王之患。
通觀漢文、景、武三帝之事，削藩一以貫之，其目的為扭轉同姓諸侯王坐大轉變為列國并立格局的趨勢，防止出現周朝春秋故事。主父偃之推恩令，名為推恩，實則削藩。以德之名行之，不易激起諸侯王的防抗，是對晁錯削藩之策的修正，對賈誼之策的發揚延續。在諸侯王國中衆建諸侯，分其國力，削一大而為衆小，其從根本解決了諸侯王威脅。
漢武帝以推恩令為根本，再輔以左官律、附益之法、酌金法等策，徹底消除了同姓諸侯王之患。通觀漢文、景、武三帝之事，削藩一以貫之，其目的為扭轉同姓諸侯王坐大轉變為列國并立格局的趨勢，防止出現周朝春秋故事。
西周至漢武帝之間的王朝内部政治格局為“藩屬”格局，這個格局是由西周處理與周邊少數族群關系而建構，是中原族群與四周族群交流、交往的衍生産物。在西周之初，分封諸侯以衛宗周，對峙四周少數族群，“藩屬”格局是中原王朝内部自身的一種政治格局。
秦時行郡縣之制，對此格局有了修正。西漢初年，重建了“藩屬”格局，分封同姓諸侯以制衡外姓諸侯王，對于周邊少數族群政權，亦承認其存在，封其為王，與其互相限制，不加幹涉。至于漢武帝，對于“藩屬”格局中的周邊族群政權，則改變了以往不加幹涉的政策宗旨，轉變為積極轉化其為郡縣。秦末，漢與衆諸侯共擊之而建國一統，其中亦借有秦時所驅逐的族群之力。
這些周邊族群政權為西漢的“藩屬”格局增添了新的含義，此後西漢“藩屬”格局由兩個方面構成，對内有同姓諸侯王，對外有周邊族群政權所稱之王。漢初之南越、東越、北韓等周邊政權，于漢則依附關系不強，其有着較強的獨立性。
之後，周邊族群政權稱臣于漢。武帝時，欲納其為内諸侯，而化之為郡縣。而此舉亦有條件，即此地是否可為郡縣。漢擊南越，以為九郡，漢擊東越，而徙其民内遷江淮。故可知，南越地可為郡縣，而東越地“狹多長”，不可為郡縣，而是否可為郡縣，則是因是否可農耕而斷之。
南越地為秦時所開辟，以其為郡縣久矣，後趙佗自立，而“頗有中國人相輔”，可推之中原移民多矣，而其經濟模式，固然為農耕。至于東越，為閩中一帶，地狹而長，不易農耕。故漢武帝滅南越以為郡縣，滅東越而使之内遷。
其間亦反映其華夷思想，武帝謂“東越狹多長，閩越悍，數反覆”，故使其内遷漢地，此反映了華夷思想中用夏變夷之法。對于北韓，因其阻别國之朝見，平之以為四郡。至于匈奴，其遊牧已久，再往北則是冰原荒漠，不宜農耕。而漢武帝認為即使此地不可為郡縣，而為亂者，需治，故堅決出兵與匈奴戰。
至于西南夷，則為漢出兵南越時所聞，認為可以使之降服，再以其兵攻南越，是為奇招。漢遂以金誘西南夷，而得犍為郡。司馬相如言西夷邛、筰可置郡。後漢與匈奴作戰，前線吃緊，而西南夷數叛，欲專力事匈奴，遂罷西夷，獨留犍為郡，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
後張骞歸來，言身毒、大夏可親，其在漢西南，疑為在邛西，漢武帝遂重新重視西南夷。後，南越反，漢武帝發南夷兵，南夷且蘭不願遠征，故反，遂平之，誅頭蘭，以為牂牁郡。滅南越，誅且蘭、頭蘭，殺邛君、筰侯，西南夷其餘諸族皆恐，請臣于漢，求置吏。
滇王降，以為益州郡。于是漢武帝遂以西南夷為七郡。可見，漢最先在西南夷置郡，為考慮軍事因素，而重返西南夷，亦為軍事因素。因漢與匈奴作戰，前線吃緊，需盟友，故遣張骞尋月氏，而張骞追月氏至大夏，聞身毒，此二國亦可作為盟友，故漢武帝尋求大夏、身毒，漢之勢力重返西南夷。
而司馬相如謂邛、筰可置郡，則為次要因素了。如此，漢武帝發展西南，是為與匈奴戰争之延伸結果，是隸屬于兩大族群集團的交融而來的（漢之農耕集團與匈奴之遊牧集團）。
與中原之交融中，匈奴遂有完整的王制制度。觀夏商周三代，中原農耕集團不斷強大，向四圍擴散。所謂四方之民，是站在夏商周三代的角度來看，而在此過程中，中原農耕集團處于不斷擴充的狀态，至東周，華夏與四方之民屬于混合雜居的狀态，故尊王攘夷是為當時的一個時代特征。
至于戰國，七雄并立，而中原農耕集團已為大勢，趨四方之民，築長城以為界。而北遷之族群，匈奴坐大，西驅月之，東伏烏孫、鮮卑諸族，南據河套地。匈奴王制官号，乃是冒頓之時，雲其乃匈奴之世傳。而此世傳，殊可疑慮，或為是真，或為冒頓所創。
此或為匈奴與中原農耕集團交融中而所建之制。中原有夏商周三代，可為一統之國，而四方之民雖被曰為狄、戎、蠻、夷，然此為統稱，其下小族頗多。在春秋戰國中原諸侯互相征伐之時，北方遊牧族群亦混戰而統一，匈奴，或為小族發展而來。而在此過程中，其與中原族群亦有交融，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秦與世系西戎通婚，而北方遊牧集團，是否亦學習中原，稱王而建制？
此亦有可能。漢武帝以後，昭、宣二帝貫徹武帝之志，持續對匈奴出擊。後匈奴内亂，呼韓邪單于南下歸漢。在漢朝的幫助下，其重歸匈奴，為匈奴大單于，朝于西漢，重開和親，漢匈之間長時間處于和平。
至王莽改制，激怒匈奴，匈奴複南下侵擾，與中原王朝對峙。王莽改制，對于周邊族群的措施尤為不善，匈奴、西羌、烏桓反。至于東漢，長時間與西羌征戰，其因亦為對其處置處置措施不善。追其根源，武帝以武力壓周邊族群不服者也。
南匈奴、烏桓、鮮卑，在漢與匈奴的戰争中逐漸坐大，“藩屬”勢力變強，相對，東漢實力在與羌的戰争中不斷衰弱，再加上自身體制原因，最終崩潰。而南匈奴、烏桓、鮮卑等“藩屬”，在日後的東漢崩潰後，魏、蜀、吳三國互争正統的過程中逐漸強大。
西晉崩潰後，“藩屬”進入中原，轉變成為中原王朝的繼承者，他們互相征伐，之後其與東晉、南朝的戰争，則為“中國”的繼承與統一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