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五年，山西有一个知县使用酷刑，杀死了一家二人，并且想方设法制止受害人家属上控，最终被巡按御史查访出来，奏闻皇帝，押解进京审讯问罪。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凡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者，凌迟处死，财产断付死者之家，妻子流二千里。”该知县所杀乃一家非死罪二人，而按照《大明律》的规定：“若因公事干连平人在官，事须鞫问，及罪人赃仗证佐明白，不服招承，明立文案，依法拷讯，邂逅致死者，勿论。”该知县是在公堂上实施拷讯的，致受害人身死，也算是依法拷讯，邂逅，也就是偶然致死，应该不承担刑事责任。法司审讯之后，将两议情况提奏皇帝裁决。
宣德帝酷爱斗蟋蟀，有“促织天子”之称，但他却是明朝排得上号的明君。
宣德帝认为，身为知县，应该是民之父母，竟然敢以私意杀人，这是残害人民的民贼，力主将该知县绳之以法。该知县是如何使用酷刑的呢？在援引法律过程中，法司为什么会出现两种意见呢？宣德帝又是如何认为该知县就是残害人民的民贼的呢？且从案件经过谈起。
唐代诗人杜荀鹤《山中寡妇》诗中有云：“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历代统治者征用全国人力资源，称之为徭役。那个时候的男子每年要为国家无偿服役20—30天，有时还要增加。服役年龄一般规定20—60岁，有时为23—56岁，最多的则扩大到12—65岁。徭役是强加给人民的最不堪忍受的负担，在明代，孤寡老幼皆不免徭役，空闲人户亦令出银以免徭役，直到嘉靖以后实行“一条鞭法”，人民的徭役转化成货币或实物，无偿徭役也成为有偿劳役。
宣德时期还没有进行赋役改革，人民必须为官府服徭役，而如何差发徭役，官府掌握着主动权。比如说成年男丁每年要为官府服役一个月，若是官府看你不顺眼，你是江南人，偏让你去甘肃修长城，官府既不给路费，又不给食粮，路途往返就要半年，再加上服役，这一年就什么都干不成了。若是官府看你顺眼，就让你在本地服役，白天干活，晚上可以回家，不但可以省去不少盘缠，还可以省去不少时间。当然了，顺眼不顺眼，要看你孝敬多少了。
却说山西平阳府赵城县，东屏中镇霍岳，西耸罗云明珠，北依太岳余脉，南展葱茏沃野，汾河纵贯其中，当时有八景：霍峰叠翠、汾水拖蓝、娲陵古柏、广胜流泉、伏牛土台、出佛石峡、简子故城、豫让断桥。从传说时代的女娲，到春秋时期赵国先祖赵简子、义士豫让，显示该县的历史底蕴。宣德四年，知县张秉上任，因为他后来犯罪被杀，连地方志都不收录其名，故此不知道他的出身和籍贯。
张知县上任以后，难免要派发徭役，这也是他敛财的绝好机会。差徭有朝廷大差，有本府中差，也有本县小差。百姓要躲避朝廷大差，就要出银买免，一般要出银三四两，若是大差去修长城、修陵寝、筑河堤，这三四两银还是值得的，毕竟这一去一回的开销巨大，费时费力。三四两银对一些富户，可以说不算什么，但对穷苦家庭来说，则是莫大的负担。
按照朝廷规定，凡是家庭困难及家庭遭变故的，可以申请免派大差。本县民人许余，因为上有七十岁有病老母，下有未满周岁吃奶的孩儿，生活比较困难，就以母老子幼为名，向县里申请免去大差。制度归制度，制度还要人来执行。朝廷规定家庭确实困难者可以免派大差，但也规定出银买免，如何决断，还是官府说了算。许余的申请被张知县驳了回来，依旧派其当大差。许余认为张知县就是有意偏袒富户，是派发徭役不公，就到县衙去喊冤。张知县认为许余是刁民，喝令衙役将之赶出县衙，并且威胁道：“若是再到县衙喊嚷，定按咆哮公堂予以治罪！”许余还是不服，认为张知县不讲理，既然县里不讲理，天下总会有讲理之处，你一个知县算什么！许余决定到平阳府去投诉，若是平阳府不讲理，就到京城找皇帝，就不信这天下没有讲理的地方。
要是许余悄悄地到平阳府去投诉，张知县也奈何不了他，但许余在县衙之外喊嚷，希望让全县的百姓都知道，也就引起了张知县的关注。从许余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只不过是虚张声势，希望让张知县免了他的大差，并不想去平阳府乃至京城去投诉。要知道诉讼是有风险的，按照《大明律》的规定：“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笞五十。”不管你投诉之事是否属实，只要是越过本管官司，就要笞五十，若是到京城告御状，则要杖一百。再说了，诉讼也要收费，若是打赢官司，费用由被告出，要是打不赢，则要原告出，而在诉讼过程中的费用都要由原告先行垫付，这才有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理拿钱来之说。
以许余来说，去平阳府投诉是虚张声势，但在张知县看来，这个刁民真的有可能拼个鱼死网破，于是喝令衙役将许余带到大堂问罪。许余自恃有理，我母老子幼，就应该免去大差，所以毫不畏惧，依旧喋喋不休，惹得张知县恼怒，喝令皂隶将许余重责二十大板。古代《官箴》都讲当官者切戒胡乱用刑，因为受刑者如果没有钱给行刑皂隶，官长下令行刑，皂隶们往往不会顾人死活，在臀腿处狠打，轻者使受刑人残废，重者则立毙杖下。按照法律规定，这种情况即便是邂逅致死，也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许余连买免大差的钱都不肯出，当然也不会给皂隶们钱了，也就怪不得皂隶们下毒手了。
开始几板子，许余还能喊叫，渐渐地就悄无声息了。按照惯例，用刑的时候如果见血，就自动停止行刑，这叫作“见血而止”。问题是这些皂隶都练就了打人的功夫，板板都是内伤，就是不出血，县太爷也不好喊停止，毕竟是自己确定的责打数目。二十板打完以后，许余已经一动不动了，皂隶将手放在许余的鼻孔处，见没有了呼吸，便禀告云：“人犯不耐刑杖，已经身死。”事到如今，张知县也只能将错就错了，让皂隶将许余的尸体抬出去，交给许余的亲属安葬，从县库内支银十两，算是官给安葬费。
一个好好的大活人，居然被县太爷给打死了，许余的妻子如何能接受这个现实。许妻也不安葬丈夫，就在院子里搭个席棚，把棺材放在院中，自己身穿重孝，在棺材前哭诉一番之后，便向平阳府赶去，要找知府为丈夫申冤。许妻的所作所为，早就有人告诉了张知县，若是让她告到知府处，张知县难逃滥刑之罪。如果许余是强盗，或者是因为人命案件，是死罪，按例是可以进行刑讯的，而如今许余仅仅是以差徭细故，他就进行刑讯，显然是违反法律，即便是依法拷讯，邂逅致死，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但违律用刑，也难免被革职，这可是关系自己政治生命的大事，岂能让一个农妇给断送了？张知县派亲信骑马追赶，将许妻带到县衙。
张知县先是对许妻讲：“你丈夫是无理取闹，本官责罚他也是不得已的事，谁知道他身体如此脆弱，仅仅二十板就被打死了。本官也认为他可怜，不是拨官银十两给你安葬他了吗？你为什么不安葬丈夫，却要到府城去告状呢？别以为本官怕你告状，要知道你越诉有罪，到府衙就要笞你五十，你看你这柔弱的身体，如何受得了五十板呢？恐怕你也会命丧黄泉，那时候，不但你丈夫无人安葬，想必你也会被抛尸山野，岂不惨乎！本官劝你，还是把你丈夫安葬了，好好地过日子吧！”
当官的十两银子就能买一条命，许妻如何肯服，所以一面骂张知县无耻，一面仍然坚持要上控。张知县见软的不行，便来硬的，要给许妻用刑。此前让皂隶打许余二十大板，把许余打死了，如果再打许妻，恐怕也会要命的，张知县不敢再让皂隶打板子了，就让皂隶点起火盆，把烙铁烧红，烙许妻的身体。殊不知杖下能死人，在烙铁之下也能死人。许妻一是有丧夫之痛；二是有覆盆之冤；三是劳累一天，水米未打牙，身体已经是极度虚弱。故此烙铁加身，急火攻心，竟然一命呜呼了。
因为一件差徭之事，张知县竟然连毙二命，虽然于良心上也有些过意不去，但想到自己的官职，也就顾不上什么良心了。在张知县心里，民命事小，官运事大，所以在连毙二命之后，他并没有自觉举。所谓的自觉举，就是自我检举，如果是因为公事，是可以免罪的，若是因为私事，也是可以减等的，但自我检举以后，免罪不免罪，减等不减等，就不是自我检举的人所能决定的了，因此在一般的情况下，官员若遇到事情，大多数都愿意隐瞒，而不愿意自觉举。张知县除了饬令本县官吏等人不许胡乱传言之外，还把许余所在村庄的里长找来，要他安葬许余夫妇，并且约束本里之人，不许随便议论。
对下固然可以实行高压，钳制言论，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水淤积到一定程度，一旦决口，就会不可收拾，更何况一个知县所管辖的地方有限，知县还有许多上司。知县虽然可以压制百姓，却挡不住上司彻查，更何况上司往往还在各地设有耳目。张知县的所作所为，被山西巡按访知，当即对张知县进行弹劾。宣德帝得知，即传谕山西巡按，速将张知县押解刑部审问明白。
在众目睽睽之下，用刑使两人丧命，罪证显著，事实清楚，但如何拟罪，刑部官员却出现了歧义。按《大明律》“杀一家三人”条规定，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应该凌迟处死，如今杀一家非死罪二人，减等也应该是斩首。但按照《大明律》“故禁故勘平人”条规定，张知县也是依法用刑，本意并不想杀死当事人，应该算是邂逅致死，按律应该免于追究刑事责任。不过，按照《大明律》“决罚不如法”条规定：“凡官司决人不如法者，笞四十；因而致死者，杖一百，均征埋葬银一十两。”虽然刑部大多数官员都倾向于以“杀一家三人”来量刑，将张知县斩首，但也有异议，就不得不奏请皇帝裁决。
宣德帝览奏之后批示道：“县令民父母，当爱民如子，今以私意杀一家二人，是民贼也。无故伤人畜产，食人瓜果，尚有罪，况杀人乎！斩之如律。”也就是说，作为知县，是民之父母官，就应该爱民如子，如今张知县竟然以自己的私意，杀了一家二人，就是残害人民的民贼。
要知道《大明律》的规定，“凡马、牛及犬有触抵踢咬人，而记号拴系不如法者”，其主人是要被治罪的。《大明律》的规定：“凡于他人田园，擅食瓜果之类，坐赃论。”吃了别人一些瓜果，所养畜产伤人，按律都应该予以治罪，更何况是杀人了，所以应该依照法律，将张知县处斩。宣德帝圣旨讲得很明白，残害人民的民贼以私意杀人，是不能轻易饶恕的，既然有相关的规定，就应该是杀三人以上者凌迟处死，杀二人者斩决，杀一人绞决，这原本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事情，刑部官员为什么还要将法律复杂化呢？所有持异议的刑部官员，均交部议处，罚俸三个月。在这种情况下，刑部只好遵旨，将张知县押赴西市斩首，持异议的官员予以罚俸。
有人会说：张知县固然是因为下令用刑，使一家二人死亡，但他下令用刑，并没有想置当事人于死地，是那些皂隶们下手太黑了，难道皂隶们就不承担责任了吗？皂隶们当然要承担责任了。按照《大明律》的规定：“行杖之人，各减一等”“其听使下手之人，各减一等，并罪坐所由”。如今张知县被判斩刑，皂隶们既是行杖之人，又是听使下手之人，按律应该减一等，自己则是绞刑，更何况听使下手之人还要罪坐所由，只是因为没有给钱就下黑手，则要加等量刑，是可以斩首的。罪坐所由要区分首从，首犯加等，从犯不加等。即便如此，这些下手的皂隶们也难逃一死，该斩的斩，该绞的绞。中国古代司法，在一般的情况下，都是一命一抵，唯独在官吏贪赃枉法的问题上是不遵循这个原则的，不管你们致死几命，只要是贪赃枉法，涉案的官吏不管多少，都会被处死的。
在朱元璋亲自督促下制定的《大明律》，不能说是十全十美，朱元璋因为自己的生活经历，对官僚很不友好，极其严格。朱元璋在位时，官员因贪腐被杀者不计其数。而且朱元璋深知子孙后代不会有自己那种品尝民间疾苦的经历，所以他命子孙守之，永世不得更改，群臣若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可以诛九族。
宣德帝有乃祖之风，他认为：“恩滥，民不贵而无所劝；刑滥，民必冤而无所措；由是不知兴于善，而有离畔之心矣。”滥加恩赏与滥用刑罚，都会失去民心，滥加恩赏使民不以恩赏为贵而难以以此劝他们向善，滥用刑罚使民有冤屈而无从申辩，不知所措，最终会使民不知向善的好处，到头来就是分崩离析，会威胁到王朝的统治。正因为此故，宣德帝对地方官滥刑杀人是深恶痛绝的，这里他称张知县为“民贼”，而绝不能法外开恩。史称宣德帝凡是知道有地方官酷虐殃民的，都不轻饶，不是按律予以处死，就是加等予以枭首示众，甚至是凌迟处死，可见宣德帝对酷吏的痛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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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