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古印度的佛教传播通常会被分为“北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北传佛教来自北印度，经由中央亚细亚传入，再由中国传入日本，朝鲜等地。中国是北传佛教的中心。
按照语言又可将中国佛教划分为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巴利语佛教（南传佛教）。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诸多地区的民族特点。中国唐朝是汉传佛教的巅峰时期，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唐时期的汉传佛教成为佛教在吐蕃地区的发展，演化的重要助力。
一、吐蕃苯教和佛教的融合
佛教在吐蕃（西藏）地区的地方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藏传佛教具有两个重要的源头，一是来自于尼泊尔，古印度地区，二是来自于唐朝中国内地。佛教在唐朝吐蕃地区传播过程中又和西藏地区的本土宗教（苯教）相互影响，融合渐渐发展成具有吐蕃特色的藏传佛教。
藏文史书《韦协》对佛教在吐蕃的发展历程有着较为全面的描述，初始阶段的佛教并未在吐蕃受到重视，佛经仅仅被叫做“年波桑瓦”，一种从天而降的神秘礼物。松赞干布执政时期佛教才开始在吐蕃产生社会影响。
松赞干布在求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时，也将佛教带入到吐蕃。佛教首先面对的是吐蕃王室所拥护的苯教，苯教作为吐蕃的“护持国政”，长期被雅隆王室信仰。
一个崭新的“信仰”势必会遭到“旧势力”的反对。在修建大昭寺和小昭寺时就能明显的体现出佛教和苯教的博弈状况。其主要表现为吐蕃旧有苯教信徒对于佛教寺院的破坏，和对于携带释迦牟尼佛像的文成公主进行诋毁。
松赞干布在意图让吐蕃接受佛教时，就注意开始让佛教融合苯教的内容。例如在大昭寺修建时，在四面门画上满拏啰表达对苯教上师的尊重；柱子上画金刚杵满足苯教咒师们的心愿；在四角上画雍仲字以安抚苯教信徒们。
松赞干布除了无法延续苯教作为“护国国政”继续被信仰，其他各种政策都保护了苯教教徒的利益。
佛教与苯教之间的交锋反而促进了两者的融合，在松赞干布的支持下佛教开始在吐蕃立足。
二、唐朝汉传佛教对吐蕃佛教的影响
唐中宗景龙四年金成公主出嫁吐蕃到唐德宗真元八年吐蕃发生渐顿之争，在这长达八十年的时间里，汉传佛教给予了吐蕃佛教较为重要的影响。是佛教在吐蕃本土化的重要历史时期。
（一）金成公主和亲吐蕃，重新供奉了12岁释迦牟尼等身佛像
唐中宗时期，金城公主远嫁吐蕃赞普赤德祖赞，正赶上吐蕃佛教再度复兴之际，“都松芒布杰隆囊执政期间，建造了朗地日孜佛堂。赤德祖赞在位时，迎娶金城公主后，又分别在钦普囊热、扎玛噶曲、麻贡等地修建了佛堂”。
金城公主协助赞普建立了多个佛教祠堂，特别是把姑姑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释迦牟尼佛像重新带入大昭寺进行供奉，成为永久的信仰和佛教在吐蕃立足兴盛的象征。
（二）唐代汉传佛教经典“十善法”传入吐蕃
赤松德赞的王子四岁时，大唐君主派遣使臣马竇给王国献厚礼。马竇有个儿子叫做甲楚噶堪桑喜，成为了王子的玩伴。
他们在池塘中游玩时，从淤泥里爬出一些长长的红色虫子，王子询问桑喜“如果你的父亲马竇射死四只鸽子是很大的罪孽，那现在我们踩死虫子算不算罪孽？”
桑喜答复到：“如果这些虫子没有伤害我们就杀死它是很大的罪孽，如果这些虫子伤害我们再去杀死它，小草就可以得到滋养，就不算罪孽”。
桑喜接着说中原有部经书叫做《呼尔加经》，里面的十善法讲到过这样的事迹。这在吐蕃是广为流传的典故。王子开始对“十善法”产生兴趣，也演变成后来的《佛说受十善戒经》
（三）汉传佛教经典被翻译成吐蕃文字
赤德祖丹早年以弘扬佛法为己任，“从汉地京师取得《金光明经》、《分别业缘律经》等”并由桑喜，甲·梅果、印度的阿难陀以及所有的学者一起翻译。
吐蕃佛经的翻译包括从梵文翻译为吐蕃文，和从汉文翻译为吐蕃文两部分。翻译汉文佛经的译师有阐喀·列恭等人；先对《佛说业报差别经》进行翻译，之后又翻译了《佛说稻杆经》，《金刚经》等众多经典佛经。
益喜旺波（《巴协》作者）临终前还曾说道：“现因众僧人摈弃顿门之言，皆在倾心学经，无法承担取经之责。本欲把天竺全部佛经取来译之，昔日释利那烂陀寺遭遇火烧，经典佛经被焚毁。时至今日，佛法在汉地兴起，佛典保存完整，但不曾翻译汉地佛典，心甚不安。”
在这里主要突出两点，其一，本想把天竺的所有梵文佛经翻译为藏文，可惜那烂陀寺遭遇火灾，梵文经典业已不全；其二，汉文佛经经典十分完整，可惜自己未能从事该项事业，成为心中一大遗憾。为后续工作者提出翻译汉文佛经为目标的努力方向。
（四）吐蕃早期寺院修建借鉴五台山菩萨图样
《韦协》称：“桑喜听闻和尚们说真桑佛堂被拆，内心感到非常的惋惜。为了可以将真桑佛堂更好的重新修缮，就去了五台山圣文殊菩萨大殿求取图样。”《册府元龟》“外臣部请求”的记载更加清楚：“穆宗长庆四年九月甲子，灵武节度使李进诚上奏，吐蕃地区信仰佛教，前来的使者想要求得五台山菩萨的图像，回去临摹佛像使用”两部史书相互印证了确有其事。
（五）金成公主将“七七之祭”带入吐蕃
“又为蕃地亡灵的福祉，公主一改不向佛像供奉食物的习俗，开创了称之为‘茨’的祭祀亡灵的仪轨”，七七之祭是中原人为悼念亡人举办的祭祀典礼，也随着金成公主传入吐蕃。
这一习俗从此扎根于西藏并且流传了上千年之久，成为西藏传统文化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韦协》也称此风俗是“赞普赤德祖赞在位时其佛法业绩也仅此而已”。
三、佛教在吐蕃地方化的实践
佛教在吐蕃地方化的过程有着较为清晰的实践方法，例如以下几种手段。
（一）使用藏语而非梵语传法
《韦协》记载中，桑耶寺建好后，寂护便开始用印度语讲授佛法，但是琛·隆思等尚论的众多子侄们因为语言不通学习起来十分吃力。寂护大师“领悟”到吐蕃人的“阿爸阿妈话”（吐蕃人的母语）也能表达佛法的意思。便采取了吐蕃语继续佛法传教。对于现实需要的应变，给创制未久的藏语提供了一个佛教文化创造的机会。激发了吐蕃百姓学习佛教的热情。
（二）以吐蕃人作为原型塑造佛菩萨像
佛教诞生于古印度，佛菩萨像使用印度人形象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这里存在一个各地审美差异以及百姓心里接受度的问题 。为了更好的将佛教融入吐蕃，寂护问赞普：“造像，依天竺人还是蕃人的体貌？”“按蕃人的体貌去塑造吧，以利诸黑道门徒从此皈依佛法之愿”。这是《韦协》记录的一段史料，赤松德赞决定了以吐蕃人为原型塑造佛菩萨形象，并且由汉人负责完成了佛菩萨的雕塑。
（三）融入吐蕃文化的佛堂建筑
西藏地区最早的正规寺庙桑耶寺，并非完全按照天竺的寺庙样式所建，而是有借鉴有创新，创新部分包括唐朝内地汉式和吐蕃地方的藏式。桑耶寺共计建筑三层，第一层采用藏族风格为主，第二层以汉式风格为主，最顶层则采用印度风格。这种融汇三国的建筑风格非常罕见，所以又将其称之为“三样寺”
（四）选择适合吐蕃的佛经进行翻译
吐蕃对于佛经的翻译是根据当时西藏地区的实际情况而定的，并没有按照佛经经典的先后顺序和重要程度去翻译。这一举措是佛教本土化较为重要的一环。
《韦协》记载翻译的印度佛经有根本四部教典。因知其中的大众部、上座部和正量部等三者于食肉方面的戒律较宽，并不适用于吐蕃，所以未译。《阿努瑜伽》当时是对印度低贱种姓宣讲的，吐蕃多所忌讳而不译等。这里的佛经翻译充分考虑了吐蕃的饮食文化和心理需求，这一手段加快了佛教本土化的进程。
结语：
佛教在西藏地区本土化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过程，除了融合了吐蕃苯教之外，也深受唐朝时期汉传佛教的影响，吐蕃历代支持佛教的君主也采取相应的措施，最终成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藏传佛教。也让佛教在西藏地区发挥了应有的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韦协》
《吐蕃僧诤记》
《历代法宝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