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随着近现代欧洲主权国家的崛起和对外扩张，北非地区卷入了欧洲的殖民体系。在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之时，阿尔及利亚犹太社区正在繁荣地发展着，并且通过经济往来与地中海地区其他国家的犹太人联系起来。在法国政府和法国犹太人的干预之下，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和犹太社区逐步纳入了法国的体系之中。
法国犹太改革
整个19世纪，在法国犹太改革者和阿尔及利亚同化者的影响下，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犹豫不决地欣赏、接受和吸收法国文化。《克里米厄法令》是现代阿尔及利亚犹太历史上的关键节点，这是现代帝国进行的大规模的殖民地归化行为之一。从此，阿尔及利亚犹太人成为法国的公民。
这种身份的转变，对犹太人、阿拉伯人和其他本地人都产生了冲击。尽管法令本身并不会导致反犹主义出现，但获得公民权之后，阿尔及利亚犹太人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提高却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阿尔及利亚犹太人作为法国公民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19世纪末的阿尔及利亚民族构成复杂，既有本土的犹太人、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也有法国新移民和欧洲定居者，在大都市的建设中，他们追逐政治权利，也争夺经济优势。在殖民地的背景下，阿尔及利亚的反犹主义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既有宗教反犹，也有种族反犹。
尽管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公民选举出了国民议会的代表，但国民议会远在巴黎，殖民地内的反犹主义对他们公民身份的实践施加了最大的限制。在阿尔及利亚的内部，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柏柏尔人的矛盾是被抑制的、可控的，因此尽管犹太人遭遇反犹主义，但其地位并未严重恶化。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向法国政府要求获得公民权，进行政治参与。犹太人在几次反犹浪潮中意识到他们公民身份的脆弱，也建立了一些组织来捍卫他们的权利。反犹主义对犹太人的影响是复杂的，它既给犹太人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害，但同时也加速了他们的同化进程。
犹太人想要成为无可指责的法国人，他们积极回应了其他民族对自己爱国主义的攻击，指出犹太人在军队和行政方面为法国服务，对法国做出的贡献。但只要反犹主义存在于阿尔及利亚，就严重限制了犹太人作为法国公民所获得的权力，无论其反犹主义的来源是什么，他们都不会被允许完全是法国公民。
即使殖民地的犹太人移民到法国定居，他们的法国性仍然受到质疑，在法国人的眼中，无论他们怎么努力，阿尔及利亚犹太人都是边缘群体，而不完全是法国人。维希政权下阿尔及利亚的反犹主义达到了顶峰，阿尔及利亚殖民当局严格执行了维希政府的反犹法令。
阿尔及利亚犹太人曾试图向维希政权表现自己的同化精神，呼吁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恢复他们的法国公民身份，以此来逃避迫害。在这过程中，一些犹太人选择与非犹太人通婚，或者皈依天主教，这两种方式事实上都证明了维希制度反犹的僵化和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同化的局限。
他们在呼吁无果的情况下，转而组织地下运动，以此来帮助真正的法国。戴高乐和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恢复了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的公民权。当阿尔及利亚犹太人逐渐从维希政府的阴影下走出之时，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中，因为一些犹太领导人试图让他们的犹太社区保持在冲突的边缘，犹太人的身份和对阿尔及利亚的忠诚饱受质疑。
对于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的选择，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领导者都对此非常关注。在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后，随着阿犹矛盾的激化，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对犹太人认同的指责，犹太人在阿尔及利亚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移民潮。
在现代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的历史上，选择同化与坚守传统并存，捍卫公民权与抵抗反犹主义并行。对于阿尔及利亚犹太人来说，他们的解放无异是启蒙思想和大革命精神在北非地区的延续，在法国力量的介入下，他们开始了启蒙与解放。与西欧犹太人相比，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的生存环境较好，因此在解放初期并未表现出太大的热情。
两者相比，他们都是通过获得公民权的方式解放，在成为公民之后，他们的居住国不再以社团，而是以公民的准则来要求犹太人，独立的行政权和司法权不复存在。经济方面他们在职业上也有了更多的选择。
西欧犹太人的解放大多是通过政治革命或改良的方式，他们受大革命思想的影响更加深刻，积极主动地争取解放，而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则是由宗主国赋予公民权获得解放，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赋予犹太人公民权意味着解放、融合甚至社会地位的提升，但同时给他们带来了新的问题，面对犹太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冲突，犹太人始终处于矛盾和纠结之中。
在殖民地的背景下，犹太人作为少数族群而存在，他们面对的是传统与现代的纠葛，而对于阿尔及利亚人来说，面对的则是殖民与独立的矛盾。随着以色列建国，阿犹矛盾激化。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和犹太人关系不可避免地蒙上了政治和外交的阴影。阿尔及利亚犹太人获得公民权经历了曲折和反复的过程，这既与政权更迭和反犹主义密切相关，也表明了犹太人解放问题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