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对外失败，是众所周知，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对外军事的失败。
刚开始，宋朝和辽国的军事实力是相差无几的，宋朝初期能统一南方诸国，也能灭亡北汉这样在辽国保护下的割据政权。可是，是从什么时候起宋朝的对外军事开始走向失败呢？
这就要从宋太宗的高梁河之战说起了，因此，有人专门为宋太宗取了一个雅号：高梁河车神。宋太宗堪称是历代太宗庙号中最弱的一位了，有点对不起这么文武齐备的庙号。
实际上，高粱河之战就在北宋灭北汉的同一年，或许这就是盛极而衰吧。宋朝灭北汉是宋朝军力的高光时刻，然而，高光还没持续多久，就即刻跌到了谷底，乐极生悲说的也不过如此吧。
高梁河之战在当时看来不过是一次对外战争的失败，可从后世的角度来看，这一场战争意义深远，从此以后宋朝再也不敢主动进攻对方，注定了宋朝的弱是从根源上开始的，一颗瘦弱的枝干是结不出强大的果实的。
所以，宋朝在以后的对外战争中，既打不过辽国这样的大国，也打不过金国这样的后起之秀，甚至连西北一隅的西夏都打不过，这简直是中国古代历代封建王朝的耻辱。
对辽国的战争就不说了，辽国本身军事实力是非常强大的，处处压制着宋朝。
西夏，作为夹在辽国和北宋之间的割据政权，本身是十分弱小的，可西夏凭借着左右逢源的本事，不仅将辽国玩弄于掌故之间，更是在和宋朝的几场战争中屡次取胜，宋朝多少是有点对不起自己大一统王朝的称号，不过，严格来说，宋朝并不是大一统王朝。
西夏对宋朝的战争主要有三场：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三次战争，皆以宋朝的失败而告终。最后，宋朝只能与西夏议和，在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与西夏达成协议，史称“庆历和议”。
本文主要写好水川之战，其他两次战争就不细说了，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次战争三川口之战可以说是宋朝没有做好准备，被西夏打败了，可是第二次好水川之战，宋朝已经调整了策略，任用了范仲淹、韩琦等人，可还是败给了西夏，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败了一次，还不够，第二次还能失败，别急，还有第三次……
三川口之战后的阴影
李元昊不比他的父亲李德明和其祖父李继迁，李继迁和李德明时期主张对宋朝和好，到了李元昊时期，一改前任政策，与宋朝交恶。
李元昊这个人野心勃勃，自命不凡，他不想做个被宋朝和辽国册封的夏王，他想做个皇帝。
李元昊
于是，在1038年的十月十一日，李元昊在兴庆府南郊筑坛，正式称帝，国号为“大夏”。从这个国号上看，李元昊的目标远远不止做西夏的皇帝，他想当中原王朝的皇帝。
众所周知，中国的第一个朝代是夏，汉族以前称华夏或者诸夏，李元昊将国号改为大夏，一方面是因为这里原本就是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的国土，二是因为夏是中华的雅称，李元昊在国号上就压了宋一头。宋是商朝的另一个存在，夏朝在商朝之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夏是压过宋朝的。
但是，在李元昊之前，西夏国主都是要得到宋朝或辽国的册封，李元昊称帝，想要得到宋朝的承认，宋朝自然是不能承认的。原本这里就是唐朝的领土，宋朝继承唐朝成为中原王朝之后，自然是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对待西夏，就像赵匡胤说的那样：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所以，在李元昊给宋仁宗上表，要求宋朝承认他皇帝身份的合法性之时，宋朝拒绝了。
李元昊称帝，对宋朝来说，就是一个造反的臣子。所以，毫无疑问，宋朝和西夏之间避免不了战争。
第一场战争就发生在李元昊称帝的次年，公元1040年的三川口之战，又称延州之战。
三川口之战
这一场战争，宋朝在战场上被西夏打败了，可宋朝也不算完全的失败，宋朝牺牲了刘平、石元孙、郭遵、万俟政将领，可最终延州保住了。战后，宋仁宗斩杀了都监黄德和，为刘平平了反，任命范仲淹，韩琦，庞籍等人经略西北。
1040年七月，范仲淹被升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一同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担任陕西安抚使夏竦的副手。八月，范仲淹兼知延州，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的方针，巩固西北边防。
范仲淹，我们熟悉中他是一名文学家，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诗文。可实际上，他也是军事家，这就与宋朝的文人领军政策密不可分了。
范仲淹
宋朝对武人是非常忌惮的，“杯酒释兵权”后，大部分武将是没有兵权的，反而是文人掌握了军队。这是宋朝的特色，也是宋朝最令人诟病的一点，术业有专攻，如果文人都去领兵了，那武人干嘛去？
所以说，宋朝的弱，是从根子上就注定了的，不改变重文抑武这一基本国策，宋朝是无法走向强大的，宋朝之前的唐，和宋朝之后的明朝，都是一样的汉族，可唐朝和明朝能强大，宋朝就不行，就是因为宋朝的重文抑武。
三川口之战后，宋仁宗知人善任，启用韩琦、范仲淹这样的人才，按理说，下一场与西夏的战争就不会失败了，可宋朝依旧败了，而且败的很惨，这就是好水川之战。
好水川之战：再败
从宋朝和西夏皇帝对待战争的态度上来看，宋朝是无法战争西夏的。
李元昊可以亲自率军队出征，可宋朝的皇帝自从宋太宗高粱河一战失败后就再也不敢御驾亲征了，仅有的一次是宋真宗被寇准逼着亲临澶州，最后和辽国签订了一个澶渊之盟，还要以自欺欺人的泰山封禅来雪耻。
三川口之战后，西夏对宋朝西北边的骚扰是越来越频繁，李元昊以为宋朝软弱好欺负，能抢一点是一点，最好能占领中原。宋朝的反击也是有声无力，1041年正月，宋仁宗本来想采纳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的建议，拟发泾原、鄜延两路兵反击。因同为副使的范仲淹持反对意见，仁宗命诸臣再议。
宋仁宗
这就是宋朝皇帝仁慈的坏处了，皇帝做个决策，另一个大臣反对，皇帝就让重新再议？如此议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打个比方来说，如果唐太宗要灭突厥，一些大臣赞成，一些大臣反对，皇帝就让他们再议，到最后，突厥恐怕都要兵临城下了，还没有个统一意见。
或许这就是一些人口中所谓的宋朝的优点吧，可这优点也太忽略民族大义了吧。人家李元昊早就亲率大军来攻城了，你宋朝的君臣还在商议是战是和？这不明摆着是战吗？对方都来进攻了，你还要去议和？你想和人家还不想和呢？
所以，实际上，这一次好水川之战，宋朝的失败也在于自身。李元昊就是趁着宋朝进兵未决之时，毫不犹豫的再次进攻。
1041年二月，李元昊率领十万大军南下，主力埋伏在六盘山下的好水川口，另一部分至怀远，并声称要打渭州，目的是诱宋军深入。
李元昊不仅是一个战略家，也是一个作战英勇的士兵。在李德明时代，李元昊就多次领兵上战场，后来更是亲自灭了甘州回鹘，扩充了西夏的版图。
相比起李元昊丰富的战场经验，无论是韩琦、还是范仲淹，更像是一介书生了，这并不是说书生不能领兵，古代也有书生领兵打胜仗的时候，但这次，宋朝的这帮文人将领真的碰到对手了。
韩琦一听李元昊来攻，赶紧让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数万，自镇戎军经怀远城、得胜寨，抵达羊牧隆城，出西夏军之后，伺机破敌。如果不利于战，就据险设伏，等到西夏军回师时截击。任福与泾原驻泊都监桑怿率轻骑数千先出发了，钤辖朱观、都监武英等后继。
二月十三日，进至捺龙川，听说镇戎军西路都巡检常鼎等正与西夏军战于张义堡以南，于是转道南进，赶到双方交战处，杀死几千西夏军，西夏军佯败，诱宋军追击。任福不知是计，脱离辎重，轻装尾随追击。追至好水川，朱观、武英部屯笼洛川。相约次日会兵川口，合击夏军。
二月十四日，任福、桑怿引军循川西行，至羊牧隆城东五里处，发现道旁放置数个银泥盒，将盒打开，百余只带哨家鸽飞出，这其实是西夏军发出的合击信号。宋军还未成型，就遭了西夏骑兵的冲击。
宋军顿时陷入混乱，西夏军阵中忽树两丈余大旗，挥左左伏起，挥右右伏起，居高临下，左右夹击，宋军死伤甚众，任福的部下劝他突围逃走，任福说：“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耳! ”遂手自扼咽喉自杀死。
好水川之战
这一场战争，宋军伤亡10300余人，任福、其子任怀亮、桑怿、刘肃、武英、王珪、赵津、耿傅均战死。可以说宋军全军覆没，因为随后宋军派兵来增援，李元昊就撤军了。
好水川之战可以说是宋朝和西夏之间的一次正面对决，宋军不仅战斗力不比西夏军队，连战术都不比西夏，去年在三川口刚败了一次，今年又接着再败，简直是奇耻大辱。
这一场战争足以证明宋军失败的武力，别说面对辽国了，即便是面对西北边陲的小小西夏，宋朝都能一败再败。
好水川之战后，李元昊踌躇满志，声称“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之语。
宋军退兵中途，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几千人，持故衣纸钱为烈士招魂，噩耗传到东京，“关右震动，仁宗为之旰食”。宋仁宗怒贬户部尚书、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和韩琦、范仲淹。宰相吕夷简连连惊呼“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
重文抑武：导致宋朝党争严重
实际上，夏竦、韩琦、范仲淹被贬斥，是庆历党争的一部分，正是因为宋朝朝堂之上党派之争如此严重，面对李元昊的进攻，大臣们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这才让李元昊才钻了空子。战场上的失败，并没有让宋朝君臣认真反省，战后，宋朝继续上演着一次又一次的党争。
当初仁宗想要启用夏竦为枢密使，范仲淹攻击夏竦，说他是奸邪，仁宗不得不罢用夏竦，启用杜衍。
再后来仁宗启用夏竦为陕西安抚使，范仲淹和韩琦为副使，这三人之间并不是很和谐，对西夏是战是和也没有达成统一意见，好水川之战后，此三人都被罢相了，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党争。
到了宋神宗时期，宋人文人再次大力攻击王安石，形成了党争的再一次高峰。
王安石
宋朝的党争对国家危害极大，或许有些人就说了，有党争说明宋朝政治包容。但宋朝的党争发展到互相攻讦的地步，早已不是政治之争了，而是个人恩怨。文人在宋朝过得太好，以至于忘乎所以，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反而对国家百害而无一利。
宋朝对外军事的失败，也是宋朝政治制度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