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官方规定的正祀有两种：祀典明确规定或符合“祭法”标准，但未被纳入祀典的祠祀。明代生祠虽未被官方纳入祀典，但其符合“祭法”标准。由此来看，生祠属于正祀，因此也成为了明代地方人物祠祀体系的补充。
明清官方主导的地方人物祠祀体系是宣扬国家政教理念的重要部分，首重名宦、乡贤。明人潘高在《正祀典跋》中称：“名宦、乡贤之有祠也，虽非祀典所秩，而稽诸礼文则协也。”
究其原因，在于乡贤、名宦祠“可以显忠良，可以仰眷德，可以维风教”的社会教化作用。还包括对具有人格神属性的神明以及前朝、当朝之人的崇祀。主要以地方庙学为中心展开，包括乡贤祠、名宦祠、忠义孝悌祠、节孝祠与一些乡贤专祠等，供奉的都是由官方认定的对前朝、当朝的先贤、英雄祠祀，依靠官方资助。
明代对地方人物祠祀的规定始于明初。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诏令中书省下群县“访求应祀神祇、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具实以闻，著于《祀典》。”天下学校遂建先贤祠，左祀贤牧，右祀乡贤，春秋仲月附祭孔庙后。此后“至于仕于其地，而有政迹惠泽及于民者，谓之名宦；生于其地，而有德业学行传于世者，谓之乡贤”。
洪武三年又（1370）谕省臣曰：“民者，国之本也，今天下已定而民数未核实。于是，户部置户籍、户帖，各书户之乡贯、丁口、名岁，以字号编为勘合，用半印钤记，籍藏于部，帖给于民，仍令有司岁记其户口之登耗以闻，著为令。”
可以看到，明初严格的户口制度，以及前元轻视科举取士，减弱了士大夫阶层的流动性，反而催化了士大夫阶层的地方认同。于是，明代地方的自我属性逐渐凸显，将先贤祠区分为名宦祠与乡贤祠，地域归属意识进一步得到强化。
以生祠的祠祀对象来看，生祠属于地方人物祠祀。名宦祠、乡贤祠、生祠之建都为歌颂贤吏的政绩善举，并有“以风有位”，激励后继官员的动机。这些祠主都是“仁义礼智”、德之典范、忠孝等儒家理念的践行者。而名宦、乡贤定论于异时，生祠激扬于当时，弥补了乡贤、名宦不能实现地方官员“生有荣号”的缺失，他们共同构成了地方上的人物祠祀体系。同时，生祠成为地方官员可以入祀到乡贤祠、名宦祠的重要依据。翻阅方志，许多生前被立生祠的官员，殁后大多都被纳入了当地的名宦祠、乡贤祠。
再者，国家祀典神祇中的社稷祠、忠臣祠等官方色彩浓烈，极易与地方民众信仰脱节，甚至祀典在地方民众信仰中有边缘化的趋势，在地方祈祷中逐渐衰落。而生祠却有着地缘的亲近感，随着地方社会的口耳相传获得了民众信仰力量的支持，成为地方上实实在在的人物祠祀。因此，生祠这一制度，与其说是自下而上的创制，不如说是用朱子学的理念对其进行整序化，以此在国家祭祀制度中获得一席之地，并成为地方人物祠祀的重要补充。
明人亦认为生祠属于私祠，“前任周良翰时啚民为立生祠于东门之内，周不敢任，改为子来亭，而肖文昌像于中，其地基三峰寺僧所献也，后任尹志伊以宽厚得一二士心，乃改祠尹，而迁文昌像于学宫，然实供佛像，尹特附主而已，余既建关庙乃议迁佛像于旧阁空祠堂为遗爱，公所自知，县戴镗以下凡有功地方者，从众议，立主以存士民忠厚之意，然戴镗实宜入名宦，不止私祠而已。”
虽将名宦祠、乡贤祠与生祠区分开来，但只将生祠归属于私祠，并未指其为祸乱风俗之淫祠。“正徳己巳，仇钺任定远将，追流贼，定远赖已全活，士民德之，谋建生祠未果，从祀名宦祠。”可见生祠与名宦祠、乡贤祠虽地位不同，但是同质。
生祠即与名宦祠、乡贤祠同质，为什么没有受到像名宦、乡贤祠的重视？其一：生祠是为活人祭祀，这有违儒家的“血食理论”。其二：前朝从未将生祠纳入官方祀典，明朝延续了历朝的传统。其三：生祠是为在世官员祭祀，这种对在世之人的“偶像崇拜”易在官场之中形成争夺。其四：地方上建立乡贤祠与名宦祠的目的是“以风示位”，作为中央、官方的“人物典范”树立在地方。
生祠是地方上的民间行为，是民众价值观与价值选择的体现，虽属于朝臣崇拜，但波及范围有限，德政教化的作用相较于乡贤祠、名宦祠较小。地方人物祠祀体系与国家祭祀系统互为表里，都是朝廷教化、引导民众的政策。名宦祠、乡贤祠、生祠各有侧重，互为补充，一体构成对乡邦贤达的表彰以及对后进官员的激励。
明代生祠徘徊于正祀与淫祀之间，他们与现实政权、法律制度、伦理道德之间可能存在摩擦。但尚不足以导致地方官府或朝廷下令打击。同时，生祠的灵应程度与信众群体的力量亦未能使其进入祀典或获得封赐。生祠祠庙最终因功德、灵应而香火旺盛，或因官员去世、灵应衰谢而终结。
生祠祠主、建立目的等虽与儒家伦理相符合、是地方的自我表述，在人物神的层面获得了国家的默认，但自始至终没有被列入国家祀典。正因为其处于这种既受鼓励，又无法获得实际法律保障的尴尬地位，生祠处于正祀与淫祀之间的中间地带。有时，生祠甚至会极力向代表王朝正统标签的“正祀”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