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開講#
官方規定的正祀有兩種：祀典明确規定或符合“祭法”标準，但未被納入祀典的祠祀。明代生祠雖未被官方納入祀典，但其符合“祭法”标準。由此來看，生祠屬于正祀，是以也成為了明代地方人物祠祀體系的補充。
明清官方主導的地方人物祠祀體系是宣揚國家政教理念的重要部分，首重名宦、鄉賢。明人潘高在《正祀典跋》中稱：“名宦、鄉賢之有祠也，雖非祀典所秩，而稽諸禮文則協也。”
究其原因，在于鄉賢、名宦祠“可以顯忠良，可以仰眷德，可以維風教”的社會教化作用。還包括對具有人格神屬性的神明以及前朝、當朝之人的崇祀。主要以地方廟學為中心展開，包括鄉賢祠、名宦祠、忠義孝悌祠、節孝祠與一些鄉賢專祠等，供奉的都是由官方認定的對前朝、當朝的先賢、英雄祠祀，依靠官方資助。
明代對地方人物祠祀的規定始于明初。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诏令中書省下群縣“訪求應祀神祇、名山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于國家及惠愛在民者，具實以聞，著于《祀典》。”天下學校遂建先賢祠，左祀賢牧，右祀鄉賢，春秋仲月附祭孔廟後。此後“至于仕于其地，而有政迹惠澤及于民者，謂之名宦；生于其地，而有德業學行傳于世者，謂之鄉賢”。
洪武三年又（1370）谕省臣曰：“民者，國之本也，今天下已定而民數未核實。于是，戶部置戶籍、戶帖，各書戶之鄉貫、丁口、名歲，以字号編為勘合，用半印钤記，籍藏于部，帖給于民，仍令有司歲記其戶口之登耗以聞，著為令。”
可以看到，明初嚴格的戶口制度，以及前元輕視科舉取士，減弱了士大夫階層的流動性，反而催化了士大夫階層的地方認同。于是，明代地方的自我屬性逐漸凸顯，将先賢祠區分為名宦祠與鄉賢祠，地域歸屬意識進一步得到強化。
以生祠的祠祀對象來看，生祠屬于地方人物祠祀。名宦祠、鄉賢祠、生祠之建都為歌頌賢吏的政績善舉，并有“以風有位”，激勵後繼官員的動機。這些祠主都是“仁義禮智”、德之典範、忠孝等儒家理念的踐行者。而名宦、鄉賢定論于異時，生祠激揚于當時，彌補了鄉賢、名宦不能實作地方官員“生有榮号”的缺失，他們共同構成了地方上的人物祠祀體系。同時，生祠成為地方官員可以入祀到鄉賢祠、名宦祠的重要依據。翻閱方志，許多生前被立生祠的官員，殁後大多都被納入了當地的名宦祠、鄉賢祠。
再者，國家祀典神祇中的社稷祠、忠臣祠等官方色彩濃烈，極易與地方群眾信仰脫節，甚至祀典在地方群眾信仰中有邊緣化的趨勢，在地方祈禱中逐漸衰落。而生祠卻有着地緣的親近感，随着地方社會的口耳相傳獲得了群眾信仰力量的支援，成為地方上實實在在的人物祠祀。是以，生祠這一制度，與其說是自下而上的創制，不如說是用朱子學的理念對其進行整序化，以此在國家祭祀制度中獲得一席之地，并成為地方人物祠祀的重要補充。
明人亦認為生祠屬于私祠，“前任周良翰時啚民為立生祠于東門之内，周不敢任，改為子來亭，而肖文昌像于中，其地基三峰寺僧所獻也，後任尹志伊以寬厚得一二士心，乃改祠尹，而遷文昌像于學宮，然實供佛像，尹特附主而已，餘既建關廟乃議遷佛像于舊閣空祠堂為遺愛，公所自知，縣戴镗以下凡有功地方者，從衆議，立主以存士民忠厚之意，然戴镗實宜入名宦，不止私祠而已。”
雖将名宦祠、鄉賢祠與生祠區分開來，但隻将生祠歸屬于私祠，并未指其為禍亂風俗之淫祠。“正徳己巳，仇钺任定遠将，追流賊，定遠賴已全活，士民德之，謀建生祠未果，從祀名宦祠。”可見生祠與名宦祠、鄉賢祠雖地位不同，但是同質。
生祠即與名宦祠、鄉賢祠同質，為什麼沒有受到像名宦、鄉賢祠的重視？其一：生祠是為活人祭祀，這有違儒家的“血食理論”。其二：前朝從未将生祠納入官方祀典，明朝延續了曆朝的傳統。其三：生祠是為在世官員祭祀，這種對在世之人的“偶像崇拜”易在官場之中形成争奪。其四：地方上建立鄉賢祠與名宦祠的目的是“以風示位”，作為中央、官方的“人物典範”樹立在地方。
生祠是地方上的民間行為，是群眾價值觀與價值選擇的展現，雖屬于朝臣崇拜，但波及範圍有限，德政教化的作用相較于鄉賢祠、名宦祠較小。地方人物祠祀體系與國家祭祀系統互為表裡，都是朝廷教化、引導群眾的政策。名宦祠、鄉賢祠、生祠各有側重，互為補充，一體構成對鄉邦賢達的表彰以及對後進官員的激勵。
明代生祠徘徊于正祀與淫祀之間，他們與現實政權、法律制度、倫理道德之間可能存在摩擦。但尚不足以導緻地方官府或朝廷下令打擊。同時，生祠的靈應程度與信衆群體的力量亦未能使其進入祀典或獲得封賜。生祠祠廟最終因功德、靈應而香火旺盛，或因官員去世、靈應衰謝而終結。
生祠祠主、建立目的等雖與儒家倫理相符合、是地方的自我表述，在人物神的層面獲得了國家的預設，但自始至終沒有被列入國家祀典。正因為其處于這種既受鼓勵，又無法獲得實際法律保障的尴尬地位，生祠處于正祀與淫祀之間的中間地帶。有時，生祠甚至會極力向代表王朝正統标簽的“正祀”靠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