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古木之
编辑|古木之
前言：
余华的六篇作品中，都有大量的儿童意象。
本文以余华的小说为切入点，试着探寻余华作品中的孩子们的共同特征和个性特征，并从孩子们身上发掘出作家对家庭和社会的深刻感悟。
一、同一性与变化性
余华描写的孩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老套角色，他们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但由于他们的性格和经历的差异，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的。
一个人的思维是有一致性的，因此，同一位作者在他的不同的著作中，不可避免地会有某些相同的地方。
余华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其小说中，他笔下的孩子们在家庭背景和生活境遇上都有许多相同之处。
而且，有些孩子的名字还和父母的名字有很大的关系，让人从余华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了浓浓的爱意。
余华的作品中，孩子的姓名折射出他们父母的经济条件和个性特征。
在《活着》中，福贵的长女被命名为“凤霞”，凤霞是福贵家最富有的时候，“霞”和“凤”就是最好的证明。
福贵之子有庆，是福贵败光了家业后所生，“庆”与“祝贺”、“恭喜之物”的意思，“有庆”两个字，反映了福贵一家人急切盼望脱离贫困的心理。
凤霞、友青二人之死，则是福贵家从富裕走向衰败的生动写照。余华的作品中，孩子的姓名和爸爸的姓名也有对应关系。
《许三观卖血记》中，主角的名字叫做许三观，其中的“观”字，代表着看法和看法。
恰巧许三观的三个儿子名为一乐、二乐、三乐，他们的名字里都带着一个“乐”，这个“乐”就是许三观和他妻子内心深处的一种积极情绪。
两个孩子的名字和两个孩子的名字一样，都是一个“观”字，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来，余华在刻画这个角色的时候非常用心。
另一方面，孩子的名字也反映了家长的个性。李兰在电影《兄弟》中曾说过：“虎父无犬子，宋钢继承了他老爹的忠义与仁义。”
这段文字把宋钢与自己的父亲划在了一个界限，让人下意识地认为宋钢是一对好父子。李光头的真名叫李光，李光头的妈妈叫他李光头，这也是因为他从爸爸那里学来的风流成性。
李光头和他的父亲，在女厕所里偷看女人的事情，被村子里的人耻笑，李兰在村子里一直都是被人耻笑的对象。
监狱里的囚犯因为在监狱里要被剃头发，因此“光头”这个象征和囚犯的身份关系密切，也就意味着“光头”这个象征具有某种谴责的意味。
这个名字，可以理解为性格柔弱的李兰，在向亡夫诉苦，也可以理解为，她用这个名字，来表达自己对李光头和他父亲偷看的不满。
余华的作品中，孩子的名字不仅仅是孩子们自己的一个暗号，孩子的名字还成为了作家对父母角色的一种间接的刻画方式。
孩子和父母之间的联系不仅是血脉上的联系，在名字、性格和社会地位上也有很高的联系。
余华的六部小说中，有三十多个孩子的图像。其中，农夫之家的孩子就有12个，工农之家的孩子则有13个。
这样的设置说明，孩子们生活在一个把吃穿放在第一位的贫困家庭里。当来自不同家族的人相遇时，一种阶级层次的感觉便在孩子们的心里生根发芽。
城市中的人们和农村中的人们一样，都在吃着咸菜，但是在城市中，在面对相同的事物时，会利用添加物来表现出城乡的差别。
越是常见的事物，就越能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孩子们只能被动地接受现实的冲击。
这是一种通过生活间接的方式，暗示了由于家庭出身的不同而造成的对待差异，在孩子普遍进入到社会交往的话语体系中时，他们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生来就是不平等的。
孙伟的老爸在“文革”初期风光无限，后来老爸被认定为“资本家”，老爸也跟着倒霉了。
因为父亲身份的变化，孙伟从一个受人尊敬的小流氓，变成了一个垂头丧气，低调的孩子，孙伟的变化，反映出了这个世界上，人们追求的是权势和金钱。
余华作品中的很多孩子都来自于生活在最底层的家庭，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有限的社会资源，注定了他们要经历种种苦难。
余华6本小说中，很多孩子的童年生活都是波澜壮阔的。
从物质上来说，由于社会的生产力很低，家庭成员很多，父母的收入也很少，所以大部分孩子都要忍受着饥饿的煎熬，或者是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而战斗。
许三观把自己的血液卖完之后，就带着一家人到饭店里吃面条，因为卖血赚不到什么，而且一乐的身份也不一般，所以许三观对一乐很是反感，他一个人在那啃着地瓜过日子。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身体状况，还有一部分孩子的心理状况。
《文城》里，小美因为生活拮据，被父母卖到了沈家，成为了一个童养媳。小美的父母这么做，一来是为了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二来也是为了给他们和沈家的联姻争光。
从小生活在别人家的小美，在阿强妈妈的控制和管教下，小美的本性被压制，就像是一件华丽的婚纱，被深深的埋在了衣橱里，根本不能展现出她最美丽的一面。
妈妈把杨飞生下在列车卫生间，他不小心跌倒在铁轨上，杨飞一出生便没有妈妈的照顾。而义父也因为杨飞终生未嫁，在杨飞幼年时代，他的家人一直都是支离破碎的。
还有一些孩子，由于父母的不负责任，他们受到了精神上的折磨。许一乐的生父正是何小勇，许三观在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后，将所有的愤怒和不甘都发泄在了一乐的头上。
一乐被许三观辱骂，被克扣，被许玉兰赶出家门，被何小勇拒绝，因为他的身份，他从小就在家族中经历过感情的磨难，被最亲的人拒绝，一次又一次地打击着他。
余华作品中的孩童，在性别名称、家庭背景和经历上都有着许多相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既反映了作家的创作习性，又体现了余华对于现实生活的整体总结。
社会生活常常是由各种不同的个体生活交织和汇聚而来，因此，作家们的这些具有鲜明个性的角色的人生体验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华的小说中，有很多的孩子，在这里，我们将重点选择一些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孩子来进行分析。
余华的小说中，有许多孩子的角色，他们的角色都呈现出了成人的趋势。
孩子们的成人化趋势有两个特点：一是孩子对成人世界中存在的规则认识不足，二是孩子个性迅速演化为“超我”。
而这种预先购买香烟以收买司机的技巧，则是因为他幼年时随妈妈周游各地的经验。虽然他还很年轻，但他已经开始赚钱自立了。
他对女生一见钟情，便抱着一丝期待上门求婚，虽然在女生家长眼中只是个笑话，但对他来说，却是“社会人士”该做的事。在社交活动中，由于实际情况的限制，一些孩子不得不预先去适应成年人的交往秩序，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受到成年人的排斥和压制。
他们对成年人的模仿，也反映了孩子在社交活动中的软弱性。
在弗洛伊德的“人格体系”中，最高层次的人格是“自我”。
在实质上，超我是指人类从他人那里继承来的影响力，它是一种值得赞赏的、值得效仿的社会理想。由于发烧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丧失了听力的凤霞成了家里的负担。
当有庆要进学校的时候，福贵夫妻打算将凤霞送人养大，以减少家里的开销。凤霞的服从并不代表她完全支持这一决策，一方面，她很有同情心，知道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她很乐意付出自己的代价来提高家人的生活水平。
而她又深谙“在家从父”的道德礼教，在他强大的统治之下，她的抱怨、抱怨都是白费力气。从外人的角度来看，凤霞这种愿意自我牺牲的精神，恰恰是她性格向“超脱”发展的标志。
在余华的作品中，余华的孩子们不仅有着不同的生长背景，而且他们所处的生存环境，也构成了孩子们在作品中的“王国”。
二、农村与城市儿童形象
孩子的生存空间可以被划分为两个类型，一个是作为家人而存在的家庭环境，一个是作为社会成员而存在的社会环境，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在这两个类型的环境中，孩子的形象所反映出来的深刻含义。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家长对孩子的养育是主要的，这就造成了孩子对家长的依赖。
经济供应与亲情是子女与父母亲的纽带，但在一些特定情境中，由于情感紧密，这种纽带会被重新界定，家长对子女的压抑也会被多种因素所打破。
在孩子没有真正参与到社会的生产性劳动中去之前，他们的生活一直依赖于他们的父母。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孩子们在家里的地位是如此之低，以致他们不得不听从家长的命令。
《活着》里，友青因为反对把妹妹嫁给一个外人而被傅贵痛揍了一顿，最后还恳求自己的父亲原谅。在这样巨大的实力差距之下，有庆只能听从自己父亲的安排。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在家里，父母是如何用暴力来维持自己的权力的。当孩子们做了错事，或需要他们帮助时，他们往往会向他们的父母献殷勤。
《许三观卖血记》里，许三观在知道一越并非自己的亲骨肉之后，对一越的感情从疼爱变成了憎恨，一越为了平息父亲的怒火而极力讨好自己的老爹。
孩子的“讨好”与“哀求”，是大人对孩子“言辞”的压抑，“求爱”则是孩子一方为了缓解父母之间的距离而做出的努力。
大人们从他们的奉承中得到了满足和软弱，让孩子们更加被大人们控制。
结语
余华作品中的儿童具有一定的共同点，但又有各自的特点。虽然孩子们的社会活动很少，但读者还是可以通过孩子们的生命轨迹来窥探某个时期的人的生存状态，体会到社会生活的复杂性。
在余华的作品中，我们对孩子的家庭、社会和人的自我进行了新的检视，这也许正是余华作品中“孩子”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余华：《兄弟》
[2]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纲要》
[3]余华：《许三观卖血记》
[4]余华：《文学与文学史》
[5]姜瑀,宋剑华：《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市民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