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写一封遗书。朋友第五次跟我说起这件事。有次是在他分手之后，我在他家翻抽屉，抽屉里都是表。我说这一柜子表给我儿子吧，反正你没有。他说行。其他的钱，他想捐给遗落在云南边境的老兵之类。我心想，你死的时候，老兵们早成精了。
朋友最近又说起遗书，在几天前，春天刚刚开始的时候。那天早上，朋友在微信里说，F去世了。F和朋友感情深重，和我算相识。这几个字，在我心里一颤，好像乌鸦嘴里的食物，从空中掉落，刺破湖面。
猝然，只是我们的感受。据说他自己早知自己的病情，并无告诉任何人。F有意设计了勇敢与洒脱，生命于他来讲，只是一趟开往春天的列车，朋友们上车又下车。当他猝然离去的时候，他像一座被偶然烧毁的图书馆——朋友们，争相叙述那些讲了半截的故事——逝去本身，变成和悲伤无关的浪漫事件。
F是上海人，豁达、谦逊、不叙述苦难，更不拉扯别人。我忘记自己是哪一天爱上上海的，最近一次记起，恐怕是他离开的那天。
小时候看一部电影，讲宫廷斗鸡的故事。有人寻遍天下，要找到最凶狠的那只鸡，打遍天下无敌手。这是鸡光荣，也是它的厄运。它一直赢，赢到输为止。人也一样，我们都在汹涌的潮水中翻滚。上海让人清醒，人不是鸡，不是沙泥，不是浪中之水。退潮之后，人还是人。当我在上海生活的时候，半夜出门跑步，我也会看看自己全身上下，有没有超过三个颜色。
世界杯开赛前，医生说，球王贝利要死了。现代医学的发达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和他的亲人慢慢告别。而世界杯结束后三周，他还活着，意识清醒，我在想，他和他的亲人们再见会尴尬吗？还不如像肯尼迪似的，被一个想出名的小崽子一枪打飞天灵盖，躺倒在自己老婆怀里，脑浆洒他老婆一脸。
我不知道如此看待死亡是否妥当，毕竟在中国文化里，死者为大，死亡意味着恐惧的禁忌，和终结。我总是遗憾自己没有宗教信仰，宗教相信轮回，有下辈子。天堂和地狱都是下辈子。这会给人一种暗示，我错过了去巴黎，下次再去。如果没有信仰，这辈子也没去成，就完蛋了。
所以，我假装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拥有信仰，那样会让人浪漫一些。假设有下辈子，像肯尼迪那样多半比普通人强，强不少。毕竟和玛丽莲·梦露相伴的人生，强过梦一场。
老人们总是说，春天是新的，充满希望，它是世界之门。我是一个被现实主义的母亲剪掉想象力的小孩，小时候总是在思考怎么撸铁，看几本书，写几篇稿，进而换多少钱。春天是被加热的季节，空气和姑娘都是温热的，而这些美好温热的约会，需要钱。
之所以说北京是一座（事业）梦想之城，因为北京的春天既不温热也不湿润。依然干枯的柳树在街边摇曳，男男女女行色匆匆，没有四目相交，他们没功夫睁开眼睛，风沙太大。等到内蒙古防护林起作用的时候，他们还是没功夫睁开眼睛，柳树交配之后，柳絮来了。
后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发明了陌生人社交软件。女孩下班回到家，拿着手机左滑右滑，滑过一张张五官立体或者肥头大耳的脸。她们好似在温热葱郁的大街上漫步，有时候低头疾行，有时候抬头看看，有时候转头再看一眼。那个五官立体的男孩恰好回头的时刻，也是他拇指右滑的时刻。这让我疑惑，中国的互联网之春曾经在北京发生，它算不算春天的故事。
我总是谈起我这个朋友，因为我和他像双生于世上的亲缘兄弟。我们拥有相似的触角，相似的技术，还有相似的幽暗与孤寂。他说这个春天，他的目标是谈恋爱。其实他不说我也知道，未来的每一个季节，都想谈恋爱。
生活不应该是一块煎饼，在锅里煎一面，翻过来再煎一遍。我们拥抱时时刻刻埋伏的陷阱，准备好冲锋，跟脏兮兮的欲念共舞。半夜惊醒，伸手摸枕头下的手机，骂一声，怎么才四点。命运像一头瞎了眼的大象，把人的生活踩得稀烂。爱就是比一双眼睛多一双眼睛，这双眼助我们躲开稀烂。
我是这个春天正式回到北京生活的，世界之门重新开了一次。以上，就是刚进门的时候，我所看到的，老人们从未提起的部分。
老人们还认为，不幸、贫穷、厄运都是生活的敌人；财富、名声、如云朵般绵密无边的幸福是生活的朋友。生活最好是一口水井，宇宙万物像北京7月的大雨，倾泻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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