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评选谁是明末运气最好的人，那无疑是李自成。
崇祯十一年（1638年），李自成惨遭洪承畴和孙传庭的联手痛揍，仅率十八骑逃入陕西商洛山中。
曾经统帅千军万马，如今却变成了游击队长，这种落差显然是让人崩溃且绝望的。
不过，李自成的运气很好。
同年九月，多尔衮带着八旗军入塞。明廷迫不得已，将追剿义军的部队调往京师救火。
心腹之地一旦空虚，起义军便可趁机翻江倒海。
崇祯十三年，河南大旱。
李自成趁势杀出商洛山，在中原竖起“均田免赋”旗号，一时间又招揽了十几万之众。
面对一团糟的中原形势，崇祯将希望寄托在了孙传庭身上。
然而今时不同往日。
经过多年发展，李自成的部队渐渐正规化，早已不是曾经的流寇武装。
而官军则因为各种原因，精锐尽丧，孙传庭手上只剩下不入流的部队。
崇祯十六年十月，李自成击败孙传庭，取得决定性胜利。
直到此时崇祯才意识到，原来家贼要比八旗军更有威胁。然而为时晚矣。
次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继而挥师北进。
此时的明王朝，再也无法压制李自成的崛起之势。
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入北京，受够了十七年两线作战之苦的崇祯于煤山上吊自尽。明王朝就此灭亡。
常言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这话放在李自成身上，很贴切。
不过，李自成的这个后福是短暂的。
此时的大顺政权，虽然有开国之相，但却没有改朝换代的运势。
明末社会，阶级矛盾尖锐，老百姓和统治者间的矛盾无法调和。
可以说，底层和上层的矛盾是崇祯十五年之前的主要社会矛盾。
但到了崇祯在位的最后几年，情况就似乎不是这样了。
崇祯十五年，辽东精锐明军除了吴三桂的两万多人外，其余尽没于松锦会战。
这时候就连傻子都看得出来，八旗兵的战力是独一档存在。明朝和中原各路义军势力要想不被清朝一锅烩，就必须要联合起来，建立“统一战线”。
然而，在这个决定历史走向的重要抉择时刻，南明和李自成却都选择了错误的路线。
崇祯死后，马士英等人在南京拥护福王朱由崧继位，并祭出了愚蠢的联清灭顺政策。
李自成也缺乏大局观，竟然没有第一时间转换定位，笼络前朝官员和北方士绅阶级。
当时，李自成采纳智囊建议，向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等地派出了节度使、防御使，试图建立统治秩序，让大顺进化为又一个大明。
但李自成做的这些工作，只是流于表面。
在中央，李自成只留用了一小批官员。让大部分人直接靠边站了。
即便是留用和需要笼络的官员，大顺军上下对他们也不够尊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待吴三桂的态度。
地方上，李自成对前明地方官员的政策是一律不要，只选用明朝时期未曾出仕的举人。
除此之外，李自成还继续执行“均田免赋”，打压士绅的政策。
这一手操作，以私人感情而言，李自成还算有良心。没有因为自己吃上肉了，就忘本。
但以天下大势而言，这就只能用不合时宜评价了。
要知道，古代的地方衙门，只有知县、县丞等少数人才有资格吃皇粮。
乡下的统治秩序，朝廷需要依靠士绅维持。
不夸张的说，地方士绅对政权稳定的重要性，其实要高于基层官员。
李自成建国称帝后，不团结这些人，导致地方士绅对大顺政权抱有仇视心理。大顺的统治根基之薄弱，就可想而知了。
受《甲申三百年祭》影响，以往总结大顺政权失败的原因，常常归结于李自成进了北京城后，迅速腐化堕落，失去民心。
但考诸史册，我们不难发现，李自成失败的主要原因，恰恰是因为他不够腐化。
借用明史专家顾诚先生的观点：大顺政权之所以站不住脚，不是它腐化了，失去了底层民众的支持；恰恰相反，李自成的失败，正是由于他没有彻底背叛群众，没有与明朝统治阶级合作，引起广大缙绅的强烈不满，导致当时的中原各阶层人士未能结成抗清的一致势力。
前朝统治集团不支持大顺，李自成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对抗清朝。
那他有实力对抗吗？显然是没有的。
松锦会战后，清朝可动员的兵力约15万。
其中，八旗满洲约6万人；蒙古、察哈尔八旗2万人左右；汉军八旗近3万人。
外藩蒙古（如科尔沁部）约3万余人；
另有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四部人马，合计1万人左右。
一眼看去，清军的兵力并不多。
然而这个兵力相较于李自成，实际上是有优势的。
因为清军的15万人，都是实打实的精锐。
而李自成的军队，虽然规模很大，但精兵却不多。
崇祯十七年的大顺军，大体为三部分：
一是李自成从商洛山带出来的老兵，约万余人。
这些人不仅是李自成的死忠粉，军事素质也相当过硬，有较好的组织纪律性，战斗力强悍。
二是李自成杀出商洛山后，在中原各地征召的贫苦老百姓。
这些兵大多是穷苦出身，数量也较为庞大，是李自成建国称帝的根基。
但由于李自成一直处在流动作战状态，对新招募的义军缺乏系统整训。
因而，这些农民兵的军事素质和忠诚度存在参差不齐问题。
有一些人对李自成忠心耿耿，大多则是风使舵的乌合之众。
第三是李自成进攻北京期间，一路上陆续招降的明朝降兵。合计三十万之众。
明军的战斗力，尤其是边军的战斗力，向来是不低的。
士兵们其实都很能打，关键看军饷能不能足额发到位。
崇祯自缢前，朝廷没钱，各地明军纷纷向大顺军投降。
当李自成收编了明军后，他也面临了崇祯曾经的困惑。
这些朝廷官军，一旦发不出军饷。他们就会兵变，甚至是反叛。
总体来看。虽然李自成有几十万军队，但能征善战的精兵不多。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吴三桂打跑了李自成派去接收山海关的唐通，宣布与大顺政权不共戴天。
在争取吴三桂这件事上，李自成需要承担一定责任。
一方面，他始终认为明朝官员人人皆有原罪，吴三桂也不例外。这让吴三桂很不爽。
在吴三桂看来，自己手握数万人马，同时还占据战略要地。按理应该是大顺主动派人来求自己，结果却变成了热脸贴冷屁股。
另一方面，吴三桂隐约也能看出，李自成貌似打不过多尔衮。
吴三桂可不想先投降李自成，受一次辱。等到李自成被多尔衮打败了，再投降清朝，又受一次羞辱。
再辱之耻，何与一辱？
得知吴三桂拒绝归顺，李自成亲率六万精兵攻打山海关。
四月十九日，大顺军与吴三桂交战，吴军败得一塌糊涂。
四月二十日，多尔衮接到吴三桂的求援信，率部连夜赶往山海关。
清军抵达后，多尔衮故意按兵不动，试图待价而沽。
四月二十一日，在大顺军的持续进攻下，吴三桂陷入绝望，只好派人出关谈判，答应了多尔衮提出的所有归顺条件。
四月二十二日，吴三桂率部剃发降清。
同一天，清军悄悄入关，并趁着李自成与吴三桂厮杀之机，偷袭大顺军。
清军的这波攻势相当凌厉，顺军大将刘宗敏在战斗中身负重伤。
李自成见情况不妙，立即下令鸣金收兵。
四月二十三日，李自成收拢败兵，感觉反扑山海关无望，只得下令撤退。
山海关大战失利后，李自成回到北京。
一开始，李自成还想在北京与八旗军拼一下，便下令整备北京防御工事。
但没过多久，他就收到消息，顺军士兵在城内洗劫街市。
李自成让官府弹压，效果并不好。
见固守已无可能，李自成在四月二十九日于紫禁城举行登基仪式，然后颁布了登基后的第一道圣旨——大顺军全部撤出北京。
四月三十日，顺军全部退出北京。
根据清朝史料《爝火录》记载，大顺军撤退前，李自成下令烧毁了紫禁城的部分宫殿。
这则史料是否有杜撰成分，目前还有待考证。
七月，李自成抵达西安，开始筹划防御事宜。
在大顺军回撤期间，多尔衮采纳了范文程的三条建议：
一，打出旗号，杀李自成，为崇祯报仇。
二，严整军纪，禁止八旗军劫掠老百姓。
三，笼络明朝军阀和士绅。有本事的人，均可封王封侯，子子孙孙，永世茅土。
这三招很厉害，不仅让南明的一帮庸人误以为清朝是朋友。更是让李自成损失惨重。
比如当时的大同，李自成留了一万顺军精锐驻扎。听说清朝发布高额悬赏后，原明朝大同总兵姜瓖立马反水，指挥明军干掉了一万大顺军。
其他地方也是如此。一些士绅和明军前脚还溜须拍马，极力讨好李自成派来的大顺官员。但当听说李自成兵败山海关后，马上就翻脸不认人，挥起屠刀大肆屠杀。
李自成手上的可战之兵本来就不多，被明军和士绅们这么一通屠杀，他与多尔衮就显然已经不是一个层次的对手了。
十月十九日，见李自成的威胁大不如前。多尔衮下令南征令，任命多铎为定国大将军，会同孔有德、耿仲明等部南下，攻打南明；
同时，又任命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会同吴三桂、尚可喜等部，攻打李自成。
两路清军出动后，约两万大顺军在山西垣曲发动攻势，连克河南济源、孟县。
多尔衮闻讯，立即修改计划，命令多铎调转方向，会同阿济格夹攻西安，先解决李自成。
十二月二十九日，清军抵达潼关。刘宗敏率军出击，潼关战役爆发。
这一天的战斗，战况激烈，但刘宗敏未能击败多铎。
休息几天后，大顺军将领刘芳亮领兵再战，也未能击败多铎。
得知两战皆败，李自成决定亲自出马，将西安的所有兵力调往潼关。
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初六，李自成与多铎在潼关城下大战，依旧没能取胜。
正月初九，清军的大杀器，红衣大炮运到。
面对红衣大炮的轰击，李自成指挥顺军“凿重壕，立坚壁”，一面加固潼关防线，一面派骑兵反击，同时又调遣部分兵马迂回到清军阵后搞偷袭。
但忙活了几天，战争形势仍旧没有改善。
如果说，顺军在山海关被清剿击败，有清军偷袭，运气不佳的成分。
那这场潼关之战，顺军上下输的是心服口服。
就在李自成全力与多铎激战时，阿济格率军突破了大顺军的陕北防线。
前面说了，大顺军主力被李自成全部调往潼关一线，西安是一座空城。
如果不及时撤退，顺军留在西安的物资，以及大顺政权的文武官员，很可能会被阿济格一锅端。
于是在得知陕北方向的军报后，李自成立即下令撤退。
正月十二日，清军再次攻打潼关，驻守潼关的顺军将领马世尧率所部七千人投降。
潼关失守，关中肯定也待不下去了。
可若是放弃关中，又该退去哪里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自成召集众将开会。
在会上，多数人的建议是经蓝田、商洛，向襄阳方向转移。然后东征南京，在江南再开辟新根据地。
既然多数人都主张东下，那就这么办吧。
正月十三日晚上，李自成带领兵马、部分文职官员、家属和财物，总计13万人，按预定计划撤出关中。
五天后正月十八，多铎率军占领西安。
不久，阿济格也抵达西安。
两路清军会合后，多尔衮再次调整部署：阿济格负责追击李自成；多铎不再参与后续对顺军的追剿行动，改为攻击南明。
阿济格领命后，兵分两路，一路尾随追击李自成。一路清剿驻守兰州、陕北的大顺军。也就是未能与李自成一起撤退的大顺军。
由于阿济格的动作很快，第一时间截断了退路。所以顺军也就因此分成了东、西两路军。
东路军是李自成从西安带出来的十三万军队和官员。
西路军是李自成侄子李过和大将高一功率领的十万顺军。
李自成这一路，磕磕绊绊抵达襄阳后，与驻守当地的七万顺军会和。
这时候，李自成面临一个抉择——要不要放弃荆襄四府，全员东下。
如果不放弃荆襄，他有一个还算稳固的后方能为自己提供钱粮兵马。
并且襄阳的七万驻军也不少，足可以与阿济格周旋一阵子。这无疑能为李自成东征南京争取时间。
但不带上荆襄驻军，李自成觉得自己拿下南京的把握不太大。
因为南明的江北四镇和镇守武昌的左良玉部，合计大约十几万可战之兵。（号称百万）
李自成从关中带来的十三万人，除去文职和军队家属，能用之兵也就七八万。
用几万人对付十几万，李自成没把握。
思来想去，他决定赌一把：放弃荆襄四府，集中全力对南明发动猛攻。
李自成做出决定后，顺军将领齐声反对。
大家的反对理由很简单，一旦放弃荆襄四府，大顺军就又会回到无后方作战的流寇形态。
并且，如果攻击江南不利，清军又从北面截断退路。到那时候，进不能进，退无可退，大军就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很显然，顺军众将的反对是有道理的。
自古以来，无论是守江南，还是取江南，先决条件都是先据守江南上游的荆州。
没有荆州作为屏障，长江下游根本无力固守。
李自成可以东征，阿济格拿下襄阳后，难道就不能东征了吗？
所以说，李自成决定放弃荆襄，无疑是昏了头的想法。充分展现了他缺乏身为开国之君该有视野和境界。
大家强烈反对，但李自成一意孤行。最终顺军一枪未放，主动放弃了经营两年时间的根据地。
三月底，李自成率军攻取武昌。
在此之前，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先走一步，以清君侧为由，带着七十万军队和随军家眷杀向南京。
左良玉临行之前，下令焚烧武昌城。
这导致李自成占领武昌后，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
二十万顺军，放弃大后方，结果只夺下一座无粮的废墟城市。这无疑严重挫伤了士气。
此时，李自成又面临了二选一：
到底是继续东征南京，还是南下经略湖南。
四月，就在李自成还在犹豫时，阿济格率军杀至武昌。
相比于当初明朝围剿李自成，阿济格相当有效率。
李自成刚刚放弃襄阳，清军就杀到了襄阳。
李自成刚刚拿下武昌，清军就追到了武昌。
清军在追击过程中，穷追猛打，一点喘息之机也不留给李自成。
并且在追击期间，阿济格还很重视招降纳叛。
李自成离开关中后，阿济格招降了镇守在延绥、宁夏、甘肃、固原等地的六万明军。
李自成放弃荆襄后，阿济格又陆续招降了当地数万明军和大顺军。
吸纳了这些武装力量，阿济格实力大增，仅凭一己之力就足以荡平李自成了。
面对突然杀至的数万清军，李自成命令刘宗敏、田见秀领兵应战。
但顺军此时士气低迷，无心作战，结果被打得丢盔弃甲。
看到形势不妙，李自成随即做出决定，放弃武昌，沿江东下。
阿济格见状，指挥清军急追，在九江附近水域追上大顺军。
一通激战过后，顺军损失惨重。不仅刘宗敏，宋献策等一众高层被俘，就连李自成为东征而准备的几万条船只也被清军缴获。
船只没了，大顺军东下南京的计划自然也泡了汤。
不得已下，李自成只得改变进军方向，计划穿过江西北部山区，转入湖南，与李过的西路军会合。
实事求是的说，李自成如果能摆脱追击，与李过会合，他其实还是有可能在大西南站稳脚跟，打出一片新天地的。
但人算不如天算。
五月初四，李自成率军行至湖北通山的九宫山下时，阴沟里翻船，被当地民团武装打死。
自打起事以来，李自成多次遭遇危险，靠着霸王色运气，多次死里逃生。
正因如此，他也养成了喜欢冒险的性格。每每遇到难处时，就会孤注一掷豪赌。
但这一次，老天爷没有再眷顾他。
李自成死后，顺军余部分为两支继续抗清，分别由郝摇旗、刘体纯和李过、高一功率领。
顺治三年（1646年）九月，两支顺军先后在湖南、湖北与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湖北巡抚堵胤锡接上联系，接受南明节制，联明抗清。
可是，大顺军的主心骨是李自成。没有李自成的领导，大顺军的发展始终不温不火，远不如大西军。
顺治八年（1651年），刘体纯、郝摇旗、李来亨等人率领的大顺军余部转移到川东地区，与当地抗清武装相结合，组成了著名的“夔东十三家”。
康熙三年（1664年），在清军的重兵围堵下，坚守了十多年的夔东十三家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