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lter Van Beirendonck 2021秋冬系列命名 “ 前瞻性 ”（Future Proof），这个系列囊括了他过去四十多年的叙事主题，其中包括他的第一个系列“Sado”、另一条产品线“W.&L.T”中的超级外星人Puk Puk，以及以设计师本人为原型设计推出的卡通人物Walterman……它们都被详细地放在这个系列里进行了全新的演绎。
在接受Voguerunway采访时，Van Beirendonck提到为何要把旧档案唤醒的原因，“我在社交媒体的许多帖子中发现许多年轻人正在挖掘我在1990年代设计的一些作品。他们对那些都很兴奋，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些都是全新的东西。”
翻阅该系列的Lookbook，不难发现这位比利时设计师极具标志性的设计特征，他的作品向来都展现着一种独特且荒诞的卡通风格，无论是借助浮夸色彩在模特和衣服上进行填色，还是选择以对比强烈的印花和充满性虐意味的光感面料进行补充。戏剧性的表达方式所带来的怪诞与荒谬被赋予了一层童趣式的糖衣，让他能够持续地用一种戏谑视角和手段观察并审视当下。随之而来的尴尬是，当你用丰富多彩的设计去包装政治议题时，大多数人却没有严肃对待。
黑色羊毛大衣/Walter van Beirendonck 2014秋冬系列
黑色西裤/Walter van Beirendonck 2016春夏系列
黑人人偶项链、彩色编织人偶项链、腕表式装饰手环/Walter van Beirendonck 2018秋冬系列
银色箱型风衣外套/Walter van Beirendonck 2018秋冬系列
即便是当下，当我们介绍Walter Van Beirendonck 时，依旧需要以1980年代末期声名鹊起的“安特卫普六君子”的称号为他添加备注。这仿佛一道最为大众所熟知的昂贵前菜，足以让我们认证他在彼时是如何成为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时尚风格的构筑者之一。
安特卫普六君子的诞生与崛起，延续的是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闯巴黎时装界，掀起巨大浪潮的日本设计师团体——三宅一生、川久保玲、山本耀司等人。尤其是当后两位的解构主义设计传播至比利时的时候，激发了众多年轻设计师的狂热与野心。于是，六位毕业于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的设计师，Ann Demeulemeester、Dirk Bikkembergs、Dirk Van Saene、Dries Van Noten、Marina Yee、Walter Van Beirendonck临时组队，在1986年租用了一辆敞篷卡车前往英国参加伦敦时装周。在官方秀场外，他们用简陋的喇叭播放着响彻天空的音乐，气势汹汹地向秀场外的观众和记者们展现自己的设计。从此，这六位安特卫普的设计师一举成名，被英国媒体戏称为“安特卫普六君子”。
安特卫普六君子冲入国际时装周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令安特卫普的时尚终于有机会被当时的主流时尚核心体系发现，从而推动着这座比利时第二大城市逐渐成为了极其重要、但仍非常规的时尚之都。即使是今时今日，安特卫普依然是许多时尚爱好者不辞千辛万苦前去的朝圣之地。
Van Beirendonck 出生于1957年，成长在比利时的一座小村庄，父母一起经营着一家汽车修理厂和一座加油站。青少年时期深受David Bowie所塑造的Ziggy Stardust形象的影响，他在14岁时决定向家人坦白出柜。18岁时通过一本荷兰杂志《Avenue》，他第一次知道了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的时尚专业。第二年，他就顺利考入了这所学校，并完成四年的大学本科学业。毕业不过两年，他就推出了个人品牌的首个系列——“Sado”。又过了四年，29岁的Van Beirendonck发布了让他在伦敦时装周秀场外声名鹊起的系列——“Bad Baby Boy”（1986秋冬），比绝大多数同行提早探讨了“男性气概”的多样性。
模特故作童真地戴着红色尖顶的帽子，穿着像是放大版童装般的条纹上衣，展现出一种天真的姿态。宽松舒适的白色大毛衣，胸前装饰有泰迪熊，泰迪熊脖颈间系着的蝴蝶结与毛衣领口的蝴蝶结相呼应着。另外还有身穿宽大皮大衣，脚踩黑色高筒皮靴的阳刚男子……非常直接坦率地讲述着男性在不同气质主题下的演变——即便放在当下，这个系列依旧是一份最好的答卷：无论是Baby，还是Boy，他们都可以被包裹在同一具男性躯壳之下。
只不过，1980年代对男子气概的讨论并非如现在我们如此严正以待地在“政治正确”的环境命题下的迎合，Van Beirendonck的演绎方式更像是他对盛行于当时的地下俱乐部亚文化现象所观察到的本能反应。
1980年代的安特卫普，与柏林和伦敦正在爆发的青年亚文化非常接近。安特卫普六君子之一的Ann Demeulemeester 回忆起当时的一家很受欢迎的俱乐部 ——“Cinderella”，“那里聚集了来自学院的学生和海港的朋克党们”。这里也诞生了比利时第一支朋克乐队the Kids。Kris Van Assche曾告诉我，他在年少时就沉溺于安特卫普的地下俱乐部，“年轻人在那里疯狂跳舞，听着the Kids的音乐。”毫无疑问，地下俱乐部文化的影响力正在这群才华横溢者——包括Van Beirendonck——的心中逐渐生根发芽。
对Van Beirendonck而言，1980年代的伦敦俱乐部的影响力则更大。行为艺术家Leigh Bowery在伦敦开设的地下夜总会Taboo点燃了所有年轻人的反叛之心，也让年轻一代设计师激动不已。这座城市的原始活力、狂欢夜生活和反体制的朋克摇滚乐队吸引了他们。身为同行兼校友的Dries Van Noten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提到过伦敦对Van Beirendonck的影响，“Walter非常喜欢伦敦，他是《i-D》和《The Face》这类杂志的粉丝，他喜欢Katharine Hamnett和VivienneWestwood设计的朋克服装，也是Adam和the Ants的超级粉丝。”另外，随着“酸室”文化的蔓延，以笑脸为代表的图形表态文化元素与Van Beirendonck的设计相得益彰，也让后者随着流行迅速传播。
地下文化的蓬勃发展和极为强烈的冲击力都呈现在Van Beirendonck的作品中。他也沉溺于对性关系的探讨中——尽管1980年代有许多艺术家、时尚创意人士因为感染艾滋而纷纷离世。当人们开始恐惧性，甚至害怕和反对LGBTQ群体时，他依然诚实且毫不避讳地在自己的作品中赞美亚文化和性。1985年秋冬系列“Paradise Pleasure Productions”的秀场里，男模们穿着乳胶紧身衣，还有被制成阳具模样的帽饰和配件，他使用了一种柔软、色彩艳丽的材质取代了皮具，将S&M爱好者衣橱带入到他的设计中。1989年秋冬系列“Hardbeat”则呈现了带有绑带束缚的面具、过膝绑带靴、束缚住身体的针织上装和银色光泽的漆皮上装，他无所畏惧地展现出自己对于性虐、恋物癖等元素的喜好。
Van Beirendonck在1993年至1999年期间还成立过另一条产品线——“W. & L.T”，名字取自一句短语“Wild and Lethal Trash”（狂野且致命的废物）。W. & L.T 1995秋冬系列的发布会上，再次出现了乳胶制成的面具和连体衣，每个模特都像是身着艳丽性玩具，与紧贴住身体的乳胶材质融为一体，成为一种新的存在。
我们不难发现Van Beirendonck一直都是将T台视为挑衅日常、倡导性别流动的表达场所，也在精神上贯彻着朋克主义、反叛且充满自我的主张。买手店Triple Major的主理人Ritchie每次去男装周几乎不会错过Walter Van Beirendonck的秀，“即便每一季的行程都很赶，我也会去看Walter的秀，从音乐到选角，到衣服本身，以及其共同传递出的信息，整个现场非常有感染力。我觉得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他一直都向外界传递着一种非常强烈的个人态度和乐观精神。”
“当我投入到自己的设计工作中时，它让我逃离了所有的黑暗，我也试图给世界带来一些光明。这正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当我们面对一个黑暗的世界时，我们希望至少有一些希望。”
2001年，在Mode 2001 Landed-Geland期间，Van Beirendonck以策展人身份策划了一个名为“MUTILATE？-VERMIN？”（残缺？－损害？）的时尚展，由他与B-architecten共同设计，展览以当时的时尚现象为线索，结合了世界各地的历史、民族传统、社会和宗教原因等内容，探讨它们如何影响时尚界。该展主要以民族学和人类学为核心，对时尚现象进行严肃的分线，其中包括紧身胸衣、人体穿刺、人体刺青等改造身体的领域。值得关注的是，这场展览的海报中，有一张的画面是他在脸上画上了毛利人刺青图案。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性别、文化研究系博士Shameem Black认为，当“我们看到一种文化所表达的价值观与来自这种文化的人在特定社会中的价值观和待遇观之间出现分歧”银色箱型风衣外套 Walter van Beirendonck 2018秋冬系列 时，问题就会出现，尤其是“从任何部落文化中获得灵感的设计作品都需要更多的敏感性”——这是我们当下对于“文化挪用”的界定，而这一话题在当下也成为了为了政治正确必然面对的前提。将部落文化以某种装饰物的形式被拿来引用，于当下的语境而言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文化挪用”的泥沼。
但显然，Van Beirendonck对异域文化议题始终有着出奇的热烈关注。
2009秋冬系列“Glow”的主题海报和秀场上都出现了象征非洲部落文化风格的面具，它们被穿戴在模特的身上，以浮夸且华丽的色彩呈现在众人面前。相似的内容也出现在2017春夏系列“Why Is A Raven Like A WritingDesk？”里，那两套利用梳子和发夹制成的部落面具形象被时尚评论家描述为“Future Folk”。
最具争议的莫过于2012秋冬系列的“Lust Never Sleeps”（欲望永不眠）。他在这场秀中启用了全部黑人模特的阵势，并且以一种讳莫如深的方式给其中的数位套上了金属圆环。他曾在采访中介绍这一季的灵感来自“伏都教和未来的纨绔主义”，“我想给这个系列营造一种精神上的氛围。我给黑皮肤的模特戴上皮肤色的面具，让人产生一种相当紧张的感觉。”
在艺术作家亚当·盖奇（Adam Geczy）的著作《时尚的艺术与批评》中，他对这季设计提出了非常严厉的评价，他提到Van Beirendonck在刻画这一季时“用了一种殖民时期的潜台词”，其中甚至带着未置可否的“奴隶制”暗示。盖奇理由是Van Beirendonck从1980年代以来就与摄影师Robert Mapplethorpe相交甚好，后者以拍摄黑人的身体并对其进行情欲化的视觉展示而闻名遐迩。如果以迷恋黑人身体为思路的话，很难不认为Van Beirendonck是在对一种有色人种的身体冒犯。但这种评价太过主观，是一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观点，或许可以将其视为评论家对于时装秀的过度解读，其本身没有对错之分。
从另一方面而言，黑人与纨绔主义着装的结合可以在非洲刚果金沙萨和布拉柴维尔的次文化La Sape（萨普）看到精彩且生动的演绎。La Sape现象起源于法国人殖民非洲时期，当地人给法国殖民者作奴仆，得到的不是金钱，而是一些从欧洲带来的二手衣物。1920年代开始，非洲反殖民运动逐渐成熟，西非殖民地的人民鼓励刚果本地人从殖民主义中挣脱出来重获自由。而La Sape则在许多年轻人群体里成为一种着装打扮，它的成员往往被称为Sapeur，看起来光鲜亮丽的他们并非是上流社会的富人阶级，相反可能都是来自底层阶级的工人与农民。
这种现象的背后反映的是种族、阶级之间的巨大矛盾。那么，Van Beirendonck究竟是在影射种族问题还是在抗议阶级矛盾？他似乎故意保留了这些未知性，提供给读者更多的解读空间。
《纽约时报》在2019年发表了一篇名为《Walter Van Beirendonck的奇异宇宙》的报道，记录了这位具有争议的设计师的一番告白，“当我投入到自己的设计工作中时，它让我逃离了所有的黑暗，我也试图给世界带来一些光明。这正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当我们面对一个黑暗的世界时，我们希望至少有一些希望。”
中国人已经习惯将“严师出高徒”视为真理，然而“严厉”的界定标准也伴随着整个世界政治大环境的改变而变得难以把控。这就有点像是小时候，老师打不听话的孩子，很多家长会说“打得好”。然而现在的老师却万万不敢，因为“体罚”如同#metoo、PUA，成了偏激的辞藻。如果我们认为Van Beirendonck就是一位暴君教授，那么是否也可以认为现在的年轻人过于情感脆弱了呢？
Walter Van Beirendonck的另一个身份是时装教育工作者。1984年，从安特卫普艺术学院毕业四年后，他重返母校成为了时装院系的教师，并在2007年升任为时装系主任。但近几年他的教学方针和教学理念的争议将他推上了风口浪尖。他的顽童本性里是否过于疯癫？
BoF在2018年的一篇报道中提到了安特卫普艺术学院时装系的一名学生自杀事件，其原因“恐与学院的严苛教学方式所造成的抑郁症有关”。在后续的采访中，BoF对该校的14名学子（包括毕业生和在校生）进行了访问，他们给出的回答是，“学校制定的教学计划过于严格，导致学生滥用药物、产生抑郁症状，并患上PTSD。”学生们对时装系主任Walter Van Beirendonck都颇有微词，“他被认为是某种上帝，不允许别人对他的意见进行反驳。”
对该事件，Van Beirendonck拒绝置评。但学校教务长Johan Perth PAS表示将会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学生自杀。在谈到对VanBeirendonck的指控时，PAS说：“作为时装部门负责人，他负责对策略做出决策。当然，（自杀事件）的最终责任在于我，我正计划对此负全部责任。”
然而，2019年有一位匿名毕业生向媒体透露，Van Beirendonck是他在校期间的导师，但他的所作所为正如先前BoF的报道那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指出Van Beirendonck的教学方式相当严格，一旦在课堂上遇到他自己不喜欢的设计，就会对学生大发雷霆，要求学生立刻全部推翻重做。“如果课堂作业中有违背他个人审美的设计的话，不管你是否真的能够阐明观点，他都会直接劈头盖脸地骂你一顿，然后要求你按照他的要求重新来一遍，不给你任何自由发挥的空间。”
中国人已经习惯将“严师出高徒”视为真理，然而“严厉”的界定标准也伴随着整个世界政治大环境的改变而变得难以把控。这就有点像是小时候，老师打不听话的孩子，很多家长会说“打得好”。然而现在的老师却万万不敢，因为“体罚”如同#metoo、PUA，成了偏激的辞藻。如果我们认为Van Beirendonck就是一位暴君教授，那么是否也可以认为现在的年轻人过于情感脆弱了呢？
我们很难对一个普适性的成功人士做出清晰且客观的评价，这里有太多的因素需要衡量和筛选。但抛开上述的争议，Walter Van Beirendonck毫无疑问是一个时代美学的伟大创造者，甚至凭借着他和其他五位安特卫普设计师之力，唤起了大众对安特卫普时尚影响力的关注和对本土时尚的觉醒。他在关乎亚文化、政治议题相关的内容上有着独树一帜的看法和解读方式，也凭借着天马行空的创意尽情向外界输送着自己的态度和讯息。但无论是多么才华横溢的创造者，我们都不该将其进行完全的神化。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面对这些充满时代滤镜之光的设计师，我们都应该保持着警醒的态度，一边思考学习，一边批判着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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