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lter Van Beirendonck 2021秋冬系列命名 “ 前瞻性 ”（Future Proof），這個系列囊括了他過去四十多年的叙事主題，其中包括他的第一個系列“Sado”、另一條産品線“W.&L.T”中的超級外星人Puk Puk，以及以設計師本人為原型設計推出的卡通人物Walterman……它們都被詳細地放在這個系列裡進行了全新的演繹。
在接受Voguerunway采訪時，Van Beirendonck提到為何要把舊檔案喚醒的原因，“我在社交媒體的許多文章中發現許多年輕人正在挖掘我在1990年代設計的一些作品。他們對那些都很興奮，因為對他們而言這些都是全新的東西。”
翻閱該系列的Lookbook，不難發現這位比利時設計師極具标志性的設計特征，他的作品向來都展現着一種獨特且荒誕的卡通風格，無論是借助浮誇色彩在模特和衣服上進行填色，還是選擇以對比強烈的印花和充滿性虐意味的光感面料進行補充。戲劇性的表達方式所帶來的怪誕與荒謬被賦予了一層童趣式的糖衣，讓他能夠持續地用一種戲谑視角和手段觀察并審視當下。随之而來的尴尬是，當你用豐富多彩的設計去包裝政治議題時，大多數人卻沒有嚴肅對待。
黑色羊毛大衣/Walter van Beirendonck 2014秋冬系列
黑色西褲/Walter van Beirendonck 2016春夏系列
黑人人偶項鍊、彩色編織人偶項鍊、腕表式裝飾手環/Walter van Beirendonck 2018秋冬系列
銀色箱型風衣外套/Walter van Beirendonck 2018秋冬系列
即便是當下，當我們介紹Walter Van Beirendonck 時，依舊需要以1980年代末期聲名鵲起的“安特衛普六君子”的稱号為他添加備注。這仿佛一道最為大衆所熟知的昂貴前菜，足以讓我們認證他在彼時是如何成為一座城市乃至一個國家時尚風格的構築者之一。
安特衛普六君子的誕生與崛起，延續的是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闖巴黎時裝界，掀起巨大浪潮的日本設計師團體——三宅一生、川久保玲、山本耀司等人。尤其是當後兩位的解構主義設計傳播至比利時的時候，激發了衆多年輕設計師的狂熱與野心。于是，六位畢業于安特衛普皇家藝術學院的設計師，Ann Demeulemeester、Dirk Bikkembergs、Dirk Van Saene、Dries Van Noten、Marina Yee、Walter Van Beirendonck臨時組隊，在1986年租用了一輛敞篷卡車前往英國參加倫敦時裝周。在官方秀場外，他們用簡陋的喇叭播放着響徹天空的音樂，氣勢洶洶地向秀場外的觀衆和記者們展現自己的設計。從此，這六位安特衛普的設計師一舉成名，被英國媒體戲稱為“安特衛普六君子”。
安特衛普六君子沖入國際時裝周的故事，從某種意義上令安特衛普的時尚終于有機會被當時的主流時尚核心體系發現，進而推動着這座比利時第二大城市逐漸成為了極其重要、但仍非正常的時尚之都。即使是今時今日，安特衛普依然是許多時尚愛好者不辭千辛萬苦前去的朝聖之地。
Van Beirendonck 出生于1957年，成長在比利時的一座小村莊，父母一起經營着一家汽車修理廠和一座加油站。青少年時期深受David Bowie所塑造的Ziggy Stardust形象的影響，他在14歲時決定向家人坦白出櫃。18歲時通過一本荷蘭雜志《Avenue》，他第一次知道了安特衛普皇家藝術學院的時尚專業。第二年，他就順利考入了這所學校，并完成四年的大學大學學業。畢業不過兩年，他就推出了個人品牌的首個系列——“Sado”。又過了四年，29歲的Van Beirendonck釋出了讓他在倫敦時裝周秀場外聲名鵲起的系列——“Bad Baby Boy”（1986秋冬），比絕大多數同行提早探讨了“男性氣概”的多樣性。
模特故作童真地戴着紅色尖頂的帽子，穿着像是放大版童裝般的條紋上衣，展現出一種天真的姿态。寬松舒适的白色大毛衣，胸前裝飾有泰迪熊，泰迪熊脖頸間系着的蝴蝶結與毛衣領口的蝴蝶結相呼應着。另外還有身穿寬大皮大衣，腳踩黑色高筒皮靴的陽剛男子……非常直接坦率地講述着男性在不同氣質主題下的演變——即便放在當下，這個系列依舊是一份最好的答卷：無論是Baby，還是Boy，他們都可以被包裹在同一具男性軀殼之下。
隻不過，1980年代對男子氣概的讨論并非如現在我們如此嚴正以待地在“政治正确”的環境命題下的迎合，Van Beirendonck的演繹方式更像是他對盛行于當時的地下俱樂部亞文化現象所觀察到的本能反應。
1980年代的安特衛普，與柏林和倫敦正在爆發的青年亞文化非常接近。安特衛普六君子之一的Ann Demeulemeester 回憶起當時的一家很受歡迎的俱樂部 ——“Cinderella”，“那裡聚集了來自學院的學生和海港的朋克黨們”。這裡也誕生了比利時第一支朋克樂隊the Kids。Kris Van Assche曾告訴我，他在年少時就沉溺于安特衛普的地下俱樂部，“年輕人在那裡瘋狂跳舞，聽着the Kids的音樂。”毫無疑問，地下俱樂部文化的影響力正在這群才華橫溢者——包括Van Beirendonck——的心中逐漸生根發芽。
對Van Beirendonck而言，1980年代的倫敦俱樂部的影響力則更大。行為藝術家Leigh Bowery在倫敦開設的地下夜總會Taboo點燃了所有年輕人的反叛之心，也讓年輕一代設計師激動不已。這座城市的原始活力、狂歡夜生活和反體制的朋克搖滾樂隊吸引了他們。身為同行兼校友的Dries Van Noten在接受《紐約時報》的采訪時提到過倫敦對Van Beirendonck的影響，“Walter非常喜歡倫敦，他是《i-D》和《The Face》這類雜志的粉絲，他喜歡Katharine Hamnett和VivienneWestwood設計的朋克服裝，也是Adam和the Ants的超級粉絲。”另外，随着“酸室”文化的蔓延，以笑臉為代表的圖形表态文化元素與Van Beirendonck的設計相得益彰，也讓後者随着流行迅速傳播。
地下文化的蓬勃發展和極為強烈的沖擊力都呈現在Van Beirendonck的作品中。他也沉溺于對性關系的探讨中——盡管1980年代有許多藝術家、時尚創意人士因為感染艾滋而紛紛離世。當人們開始恐懼性，甚至害怕和反對LGBTQ群體時，他依然誠實且毫不避諱地在自己的作品中贊美亞文化和性。1985年秋冬系列“Paradise Pleasure Productions”的秀場裡，男模們穿着乳膠緊身衣，還有被制成陽具模樣的帽飾和配件，他使用了一種柔軟、色彩豔麗的材質取代了皮具，将S&M愛好者衣櫥帶入到他的設計中。1989年秋冬系列“Hardbeat”則呈現了帶有綁帶束縛的面具、過膝綁帶靴、束縛住身體的針織上裝和銀色光澤的漆皮上裝，他無所畏懼地展現出自己對于性虐、戀物癖等元素的喜好。
Van Beirendonck在1993年至1999年期間還成立過另一條産品線——“W. & L.T”，名字取自一句短語“Wild and Lethal Trash”（狂野且緻命的廢物）。W. & L.T 1995秋冬系列的釋出會上，再次出現了乳膠制成的面具和連體衣，每個模特都像是身着豔麗性玩具，與緊貼住身體的乳膠材質融為一體，成為一種新的存在。
我們不難發現Van Beirendonck一直都是将T台視為挑釁日常、倡導性别流動的表達場所，也在精神上貫徹着朋克主義、反叛且充滿自我的主張。買手店Triple Major的主理人Ritchie每次去男裝周幾乎不會錯過Walter Van Beirendonck的秀，“即便每一季的行程都很趕，我也會去看Walter的秀，從音樂到選角，到衣服本身，以及其共同傳遞出的資訊，整個現場非常有感染力。我覺得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他一直都向外界傳遞着一種非常強烈的個人态度和樂觀精神。”
“當我投入到自己的設計工作中時，它讓我逃離了所有的黑暗，我也試圖給世界帶來一些光明。這正是我們現在所擁有的，當我們面對一個黑暗的世界時，我們希望至少有一些希望。”
2001年，在Mode 2001 Landed-Geland期間，Van Beirendonck以策展人身份策劃了一個名為“MUTILATE？-VERMIN？”（殘缺？－損害？）的時尚展，由他與B-architecten共同設計，展覽以當時的時尚現象為線索，結合了世界各地的曆史、民族傳統、社會和宗教原因等内容，探讨它們如何影響時尚界。該展主要以民族學和人類學為核心，對時尚現象進行嚴肅的分線，其中包括緊身胸衣、人體穿刺、人體刺青等改造身體的領域。值得關注的是，這場展覽的海報中，有一張的畫面是他在臉上畫上了毛利人刺青圖案。
澳洲國立大學的性别、文化研究系博士Shameem Black認為，當“我們看到一種文化所表達的價值觀與來自這種文化的人在特定社會中的價值觀和待遇觀之間出現分歧”銀色箱型風衣外套 Walter van Beirendonck 2018秋冬系列 時，問題就會出現，尤其是“從任何部落文化中獲得靈感的設計作品都需要更多的敏感性”——這是我們當下對于“文化挪用”的界定，而這一話題在當下也成為了為了政治正确必然面對的前提。将部落文化以某種裝飾物的形式被拿來引用，于當下的語境而言是一種非常危險的行為，稍有不慎，就會陷入“文化挪用”的泥沼。
但顯然，Van Beirendonck對異域文化議題始終有着出奇的熱烈關注。
2009秋冬系列“Glow”的主題海報和秀場上都出現了象征非洲部落文化風格的面具，它們被穿戴在模特的身上，以浮誇且華麗的色彩呈現在衆人面前。相似的内容也出現在2017春夏系列“Why Is A Raven Like A WritingDesk？”裡，那兩套利用梳子和發夾制成的部落面具形象被時尚評論家描述為“Future Folk”。
最具争議的莫過于2012秋冬系列的“Lust Never Sleeps”（欲望永不眠）。他在這場秀中啟用了全部黑人模特的陣勢，并且以一種諱莫如深的方式給其中的數位套上了金屬圓環。他曾在采訪中介紹這一季的靈感來自“伏都教和未來的纨绔主義”，“我想給這個系列營造一種精神上的氛圍。我給黑皮膚的模特戴上皮膚色的面具，讓人産生一種相當緊張的感覺。”
在藝術作家亞當·蓋奇（Adam Geczy）的著作《時尚的藝術與批評》中，他對這季設計提出了非常嚴厲的評價，他提到Van Beirendonck在刻畫這一季時“用了一種殖民時期的潛台詞”，其中甚至帶着未置可否的“奴隸制”暗示。蓋奇理由是Van Beirendonck從1980年代以來就與攝影師Robert Mapplethorpe相交甚好，後者以拍攝黑人的身體并對其進行情欲化的視覺展示而聞名遐迩。如果以迷戀黑人身體為思路的話，很難不認為Van Beirendonck是在對一種有色人種的身體冒犯。但這種評價太過主觀，是一種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觀點，或許可以将其視為評論家對于時裝秀的過度解讀，其本身沒有對錯之分。
從另一方面而言，黑人與纨绔主義着裝的結合可以在非洲剛果金沙薩和布拉柴維爾的次文化La Sape（薩普）看到精彩且生動的演繹。La Sape現象起源于法國人殖民非洲時期，當地人給法國殖民者作奴仆，得到的不是金錢，而是一些從歐洲帶來的二手衣物。1920年代開始，非洲反殖民運動逐漸成熟，西非殖民地的人民鼓勵剛果本地人從殖民主義中掙脫出來重獲自由。而La Sape則在許多年輕人群體裡成為一種着裝打扮，它的成員往往被稱為Sapeur，看起來光鮮亮麗的他們并非是上流社會的富人階級，相反可能都是來自底層階級的勞工與農民。
這種現象的背後反映的是種族、階級之間的巨大沖突。那麼，Van Beirendonck究竟是在影射種族問題還是在抗議階級沖突？他似乎故意保留了這些未知性，提供給讀者更多的解讀空間。
《紐約時報》在2019年發表了一篇名為《Walter Van Beirendonck的奇異宇宙》的報道，記錄了這位具有争議的設計師的一番告白，“當我投入到自己的設計工作中時，它讓我逃離了所有的黑暗，我也試圖給世界帶來一些光明。這正是我們現在所擁有的，當我們面對一個黑暗的世界時，我們希望至少有一些希望。”
中國人已經習慣将“嚴師出高徒”視為真理，然而“嚴厲”的界定标準也伴随着整個世界政治大環境的改變而變得難以把控。這就有點像是小時候，老師打不聽話的孩子，很多家長會說“打得好”。然而現在的老師卻萬萬不敢，因為“體罰”如同#metoo、PUA，成了偏激的辭藻。如果我們認為Van Beirendonck就是一位暴君教授，那麼是否也可以認為現在的年輕人過于情感脆弱了呢？
Walter Van Beirendonck的另一個身份是時裝教育工作者。1984年，從安特衛普藝術學院畢業四年後，他重返母校成為了時裝院系的教師，并在2007年升任為時裝系主任。但近幾年他的教學方針和教學理念的争議将他推上了風口浪尖。他的頑童本性裡是否過于瘋癫？
BoF在2018年的一篇報道中提到了安特衛普藝術學院時裝系的一名學生自殺事件，其原因“恐與學院的嚴苛教學方式所造成的抑郁症有關”。在後續的采訪中，BoF對該校的14名學子（包括畢業生和在校生）進行了通路，他們給出的回答是，“學校制定的教學計劃過于嚴格，導緻學生濫用藥物、産生抑郁症狀，并患上PTSD。”學生們對時裝系主任Walter Van Beirendonck都頗有微詞，“他被認為是某種上帝，不允許别人對他的意見進行反駁。”
對該事件，Van Beirendonck拒絕置評。但學校教務長Johan Perth PAS表示将會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學生自殺。在談到對VanBeirendonck的指控時，PAS說：“作為時裝部門負責人，他負責對政策做出決策。當然，（自殺事件）的最終責任在于我，我正計劃對此負全部責任。”
然而，2019年有一位匿名畢業生向媒體透露，Van Beirendonck是他在校期間的導師，但他的所作所為正如先前BoF的報道那樣，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指出Van Beirendonck的教學方式相當嚴格，一旦在課堂上遇到他自己不喜歡的設計，就會對學生大發雷霆，要求學生立刻全部推翻重做。“如果課堂作業中有違背他個人審美的設計的話，不管你是否真的能夠闡明觀點，他都會直接劈頭蓋臉地罵你一頓，然後要求你按照他的要求重新來一遍，不給你任何自由發揮的空間。”
中國人已經習慣将“嚴師出高徒”視為真理，然而“嚴厲”的界定标準也伴随着整個世界政治大環境的改變而變得難以把控。這就有點像是小時候，老師打不聽話的孩子，很多家長會說“打得好”。然而現在的老師卻萬萬不敢，因為“體罰”如同#metoo、PUA，成了偏激的辭藻。如果我們認為Van Beirendonck就是一位暴君教授，那麼是否也可以認為現在的年輕人過于情感脆弱了呢？
我們很難對一個普适性的成功人士做出清晰且客觀的評價，這裡有太多的因素需要衡量和篩選。但抛開上述的争議，Walter Van Beirendonck毫無疑問是一個時代美學的偉大創造者，甚至憑借着他和其他五位安特衛普設計師之力，喚起了大衆對安特衛普時尚影響力的關注和對本土時尚的覺醒。他在關乎亞文化、政治議題相關的内容上有着獨樹一幟的看法和解讀方式，也憑借着天馬行空的創意盡情向外界輸送着自己的态度和訊息。但無論是多麼才華橫溢的創造者，我們都不該将其進行完全的神化。無論是當下還是未來，面對這些充滿時代濾鏡之光的設計師，我們都應該保持着警醒的态度，一邊思考學習，一邊批判着前行。
攝影-Hiro造型-戚茂盛編輯-戚茂盛新媒體編輯-錦鯉撰文-徐小喵、戚茂盛模特-張緻嘉@龍騰精英、董成偉@東方賓利化妝、發型-Ted攝影助理-張鑫、李鑫特别鳴謝-買手店Ya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