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所反映的时代，是一个内忧与外患相结合的时代，这是这一时代的重要特征。
所谓内忧者：皇帝昏庸、奸相当权，朝廷已腐败到极点；所谓外患者，异族不断入侵，边事频繁，腐败的朝廷无以为抗。照例说，一部写西门庆故事的人情小说，完全不必涉及外患问题。
然而《金瓶梅》涉及到了不少外患问题。它要告诉读者的，正是内忧如何导致了外患，以致封建王朝整个地无可挽救地走向灭亡这一必然规律。
而内忧与外患紧密结合严重威胁国家安全，正是嘉靖朝严嵩专政时期的时代特征。
且看《金瓶梅》是如何反映这一时代特征的。
《金瓶梅》第十七回首次写及外患问题：兹因北虏犯边，抢过雄州地界，兵部王尚书不发人马，失误军机，……王黼、杨戬，本兵不职，纵虏深入，荼毒生民，损兵折将，失陷内地，……
为直罪蔡京，《金瓶梅》写兵科给事中宇文虚中等，在皇帝面前参了蔡京一本：
今招夷虏之患者，莫如崇殿大学士蔡京者：本以邪奸险之资，济以寡廉鲜耻之行，谗谄面谀；上不能辅君当道，赞元理化，下不能宣德布政，保爱元元，徒以利禄自资，希宠固位，树党怀奸，蒙蔽欺君，中伤善类，忠士为之解体，四海为之寒心；联翩朱紫，萃聚一门。
迩者河湟失议，主议伐辽，内割三郡，……此皆误国之大者，皆由京之不职也。……
数年以来，招灾致异，丧本伤元，役重赋烦，生民离散，盗贼猖獗，夷虏顺犯，天下之膏腴已尽，国家之纪纲废弛，虽擢发不足以数京等之罪也。……
伏乞宸断，将京等……或置极典，以彰显戮。……国法已正，虏患自消。
奏本中详诉蔡京罪状，这分明是一篇讨蔡檄文，将内忧与外患的关系讲得十分深刻。
戴敦邦绘 · 蔡京
《金瓶梅》第六十四回借薛内相口云：“昨日大金遣使臣进表，要割内地三镇。依着蔡京老贼，就要许他。”
此处，《金瓶梅》作者又以外患问题，直罪蔡京。这一层意思是很清楚的。但一查宋史，又不对了。
其一、第十七回所言，“北虏犯边，抢过雄州地界”，此事发生在宣和四年（1122）。
《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复燕云》篇载：宣和四年“六月己丑，种师道退保雄州，辽人追击至城下”。
又据同书卷四十九《蔡京擅国》篇载：宣和二年“六月戊寅，诏蔡京致仕。京专政日久，公论益不与，帝亦厌薄之”。
蔡京以太师鲁国公退相位，由王黼为太宰（左相）。这就是说“北虏犯边，抢过雄州地界”事，发生在蔡京退位以后的两年，可见此事与蔡京无涉。
《金瓶梅》所写与史实不符。
其二、第六十四回称：“大金遣使臣进表，要割内地三镇。”此事发生在靖康元年（1126）。
《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金人入寇》篇载：靖康元年正月甲戌，……（帝）命棁使金军。……斡离不谓之曰“……割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之地……”。
同书载：“李邦彦等力劝帝从金议”，“李邦彦等言：‘都城破在朝夕，尚何有三镇?’”于是，帝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书先往，“并持三镇地图示之”。可见决定割地者是钦宗帝，劝帝割地者为李邦彦，此事与蔡京又无涉。
且蔡京虽于宣和六年（1124）十二月重新起用“复领三省事”，第四次当国，但于宣和七年（1125）夏四月又免官。
割三镇事发生在靖康元年，蔡京免官以后，这如何能算作他的罪行。
其三、第十七回称“兵部给事中宇文虚中等”上本劾蔡京误国纵虏，亦与史实不符。
据《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复燕云》篇载，宣和四年，中书舍人宇文虚中曾上书，但所言为不宜出兵伐辽事，主张“罢将帅还朝，无滋边隙”。
可见与《金瓶梅》所写完全相违。作为文学作品，《金瓶梅》对这段史实作如此大的加工改造是完全可以的。问题是作者为什么这样做?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我认为，从表面上看作者意在独罪蔡京，而实质上是独罪严嵩。在这里，作者将严嵩擅国时期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揭露得十分深刻。
嘉靖朝世宗昏愦，严嵩误国。严嵩大量侵吞军费，“朝出度支之门，暮入奸臣之府，输边者四，馈嵩者六”。
守边将官为贿赂严嵩以求升迁，亦大量克扣军饷，士卒多次哗变，边防力量衰竭，纵使北部蒙古鞑靼部大肆入侵。
嘉靖二十五年，鞑靼骑兵进犯延安府，深入三原、泾阳等地杀掠；二十六年，鞑靼可汗俺答合众入河套，谋犯延安、宁夏；二十七年，俺答进扰宣府；二十九年，进犯大同，又东去攻打古北口。
明军失守，俺答直犯京师，在北京城下烧杀抢掠，大火冲天。明军不敢出战，京郊损失惨重。在如此边患严重的时刻，严嵩仍不为国计而借计陷害异己。
嘉靖二十五年，总督三边兵部侍郎曾铣力主收复河套，得到内阁首辅夏言的支持，并出击取胜。而严嵩为谋夺夏言首辅位，进谗言。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八《议复河套》篇载：二十七年，“严嵩积憾言，且欲躐其首辅，于是因灾异疏陈缺失，谓：‘曾铣开边启衅，误国大计所致。夏言表里雷同，淆乱国事，当罪。’遂罢言，逮铣诣京。”后曾铣处斩。
冬十月，“值居庸报警，嵩复以开衅力持，竟坐与铣交通律，弃西市，言既死，大权悉归嵩矣”。夏言、曾铣遭斩后，俺答又南侵直犯北京。
严嵩却授计于兵部尚书丁汝夔说：“地近丧师难掩，当令诸将勿轻战，寇饱自去。”（《严嵩用事篇》）
由此可见，《金瓶梅》第十七回对蔡京误国，纵虏深入的叙述，不正是严嵩误国，纵虏深入的真实反映吗?
在《金瓶梅》第十七回中，作者借兵科给事中宇文虚中上本历数蔡京罪状，阐明内忧导致外患的深意，达到独罪蔡京的目的。
我认为这段文字指蔡京则不可（前已考明与史实不符），指严嵩则十分贴切。查明史，嘉靖二十九年，刑部郎中徐学诗上言：
外攘之备，在急修内治；内治之要，贵先正本原。今大学士嵩，位极人臣，贪渎无厌；内而勋贵之结纳，外而群小之趋承，辅政十年，日甚一日。
酿成敌患，其来有渐。而嵩泄泄自得，谬引“佳兵不详”之说，以谩清议。……今士大夫语嵩父子，无不叹愤，而莫有一人敢抵牾者，诚以内外盘结，上下比周，积久而势成也。……臣请亟罢嵩父子，以清本源。（《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
嘉靖三十二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论严嵩十大罪，略曰：
“夫大臣专政，孰有过于嵩者”，“人臣背君，又孰有过于嵩者”，“挟一人之权，侵百官之事”，“边事废坏，皆原于功罪赏罚之不明。……朋奸比党，……冒朝廷之军功”，“俺答犯内深入，……误国家之军机”，“乱黜陟之大柄”，“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塞外而在域中”，“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重则置之宪典，以正国法；轻则谕令致仕，以全国体。内贼去，而后外贼可除也”。（同上书）
将这两份疏本与《金瓶梅》中宇文虚中的疏本作些比较，不难发现，相同之处甚多：
一、历数严嵩（蔡京）罪状大同小异；
二、 阐明内忧导致外患的观点完全一致；
三、独罪严嵩（蔡京）的目的完全一致；四、 要求皇帝严加治罪的愿望亦相同。
可见《金瓶梅》中虚构的宇文虚中弹劾蔡京事，正是嘉靖时期，诸大臣弹劾严嵩事的艺术再现。
《明史记事本末》
那么，持“万历中期说”的研究者，是否也能从万历中期找出一人专政酿成内忧外患的局面的事实呢?我看是不可能的。
如前所述，万历中期并没有出现奸相专政误国事件，也没有北部边患问题。
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采取一系列措施一面加强边防，一面对俺答采取安抚睦邻政策，致使汉蒙两族通好互市，相安无犯。
据《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俺答封贡》篇载：
隆庆四年，“遂定盟，通贡马市，而诸部亦贪中国财物，咸从臾无间言”。
隆庆五年，“封俺答为顺义王，及其子弟部落为都督等官”。
万历元年，“颁顺义王俺答番经，并给镀金银印”。
万历二年，“顺义王俺答子宾兔求河西互市”。
万历四年，“俺答请开市茶马”。
万历九年，“顺义王俺答上表贡马”，“顺义王俺答死，赐祭七坛，采币十二双，布百匹。其妻三娘子率其子黄台吉上谢表，贡马”。
万历十一年，“黄台吉袭封顺义王”。
万历十五年，“封扯力克为顺义王，三娘子为忠顺夫人”。
万历四十一年，“逾年，告款塞上，乃始受封（卜失兔袭封顺义王，把汉比妓封忠义夫人），其部落多散失，遂不竞”。
由此可见，万历一朝北部边境，完全化干戈为玉帛。万历朝的外患是沿海倭乱。
《金瓶梅》中未出现倭乱问题，故当别论。
据上所考，《金瓶梅》中所写内忧外患问题，亦是明托徽宗朝事而实写嘉靖朝事。这既是对《金瓶梅》的时代背景“嘉靖说”的重要佐证，也是对“万历说”又一否定。
《周钧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文章作者单位：深圳市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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