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所反映的時代，是一個内憂與外患相結合的時代，這是這一時代的重要特征。
所謂内憂者：皇帝昏庸、奸相當權，朝廷已腐敗到極點；所謂外患者，異族不斷入侵，邊事頻繁，腐敗的朝廷無以為抗。照例說，一部寫西門慶故事的人情小說，完全不必涉及外患問題。
然而《金瓶梅》涉及到了不少外患問題。它要告訴讀者的，正是内憂如何導緻了外患，以緻封建王朝整個地無可挽救地走向滅亡這一必然規律。
而内憂與外患緊密結合嚴重威脅國家安全，正是嘉靖朝嚴嵩專政時期的時代特征。
且看《金瓶梅》是如何反映這一時代特征的。
《金瓶梅》第十七回首次寫及外患問題：茲因北虜犯邊，搶過雄州地界，兵部王尚書不發人馬，失誤軍機，……王黼、楊戬，本兵不職，縱虜深入，荼毒生民，損兵折将，失陷内地，……
為直罪蔡京，《金瓶梅》寫兵科給事中宇文虛中等，在皇帝面前參了蔡京一本：
今招夷虜之患者，莫如崇殿大學士蔡京者：本以邪奸險之資，濟以寡廉鮮恥之行，讒谄面谀；上不能輔君當道，贊元理化，下不能宣德布政，保愛元元，徒以利祿自資，希寵固位，樹黨懷奸，蒙蔽欺君，中傷善類，忠士為之解體，四海為之寒心；聯翩朱紫，萃聚一門。
迩者河湟失議，主議伐遼，内割三郡，……此皆誤國之大者，皆由京之不職也。……
數年以來，招災緻異，喪本傷元，役重賦煩，生民離散，盜賊猖獗，夷虜順犯，天下之膏腴已盡，國家之紀綱廢弛，雖擢發不足以數京等之罪也。……
伏乞宸斷，将京等……或置極典，以彰顯戮。……國法已正，虜患自消。
奏本中詳訴蔡京罪狀，這分明是一篇讨蔡檄文，将内憂與外患的關系講得十分深刻。
戴敦邦繪 · 蔡京
《金瓶梅》第六十四回借薛内相口雲：“昨日大金遣使臣進表，要割内地三鎮。依着蔡京老賊，就要許他。”
此處，《金瓶梅》作者又以外患問題，直罪蔡京。這一層意思是很清楚的。但一查宋史，又不對了。
其一、第十七回所言，“北虜犯邊，搶過雄州地界”，此事發生在宣和四年（1122）。
《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三《複燕雲》篇載：宣和四年“六月己醜，種師道退保雄州，遼人追擊至城下”。
又據同書卷四十九《蔡京擅國》篇載：宣和二年“六月戊寅，诏蔡京緻仕。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
蔡京以太師魯國公退相位，由王黼為太宰（左相）。這就是說“北虜犯邊，搶過雄州地界”事，發生在蔡京退位以後的兩年，可見此事與蔡京無涉。
《金瓶梅》所寫與史實不符。
其二、第六十四回稱：“大金遣使臣進表，要割内地三鎮。”此事發生在靖康元年（1126）。
《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金人入寇》篇載：靖康元年正月甲戌，……（帝）命棁使金軍。……斡離不謂之曰“……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
同書載：“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朝夕，尚何有三鎮?’”于是，帝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并持三鎮地圖示之”。可見決定割地者是欽宗帝，勸帝割地者為李邦彥，此事與蔡京又無涉。
且蔡京雖于宣和六年（1124）十二月重新起用“複領三省事”，第四次當國，但于宣和七年（1125）夏四月又免官。
割三鎮事發生在靖康元年，蔡京免官以後，這如何能算作他的罪行。
其三、第十七回稱“兵部給事中宇文虛中等”上本劾蔡京誤國縱虜，亦與史實不符。
據《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三《複燕雲》篇載，宣和四年，中書舍人宇文虛中曾上書，但所言為不宜出兵伐遼事，主張“罷将帥還朝，無滋邊隙”。
可見與《金瓶梅》所寫完全相違。作為文學作品，《金瓶梅》對這段史實作如此大的加工改造是完全可以的。問題是作者為什麼這樣做?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我認為，從表面上看作者意在獨罪蔡京，而實質上是獨罪嚴嵩。在這裡，作者将嚴嵩擅國時期内憂外患的嚴重局面揭露得十分深刻。
嘉靖朝世宗昏愦，嚴嵩誤國。嚴嵩大量侵吞軍費，“朝出度支之門，暮入奸臣之府，輸邊者四，饋嵩者六”。
守邊将官為賄賂嚴嵩以求升遷，亦大量克扣軍饷，士卒多次嘩變，邊防力量衰竭，縱使北部蒙古鞑靼部大肆入侵。
嘉靖二十五年，鞑靼騎兵進犯延安府，深入三原、泾陽等地殺掠；二十六年，鞑靼可汗俺答合衆入河套，謀犯延安、甯夏；二十七年，俺答進擾宣府；二十九年，進犯大同，又東去攻打古北口。
明軍失守，俺答直犯京師，在北京城下燒殺搶掠，大火沖天。明軍不敢出戰，京郊損失慘重。在如此邊患嚴重的時刻，嚴嵩仍不為國計而借計陷害異己。
嘉靖二十五年，總督三邊兵部侍郎曾銑力主收複河套，得到内閣首輔夏言的支援，并出擊取勝。而嚴嵩為謀奪夏言首輔位，進讒言。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八《議複河套》篇載：二十七年，“嚴嵩積憾言，且欲躐其首輔，于是因災異疏陳缺失，謂：‘曾銑開邊啟釁，誤國大計所緻。夏言表裡雷同，淆亂國事，當罪。’遂罷言，逮銑詣京。”後曾銑處斬。
冬十月，“值居庸報警，嵩複以開釁力持，竟坐與銑交通律，棄西市，言既死，大權悉歸嵩矣”。夏言、曾銑遭斬後，俺答又南侵直犯北京。
嚴嵩卻授計于兵部尚書丁汝夔說：“地近喪師難掩，當令諸将勿輕戰，寇飽自去。”（《嚴嵩用事篇》）
由此可見，《金瓶梅》第十七回對蔡京誤國，縱虜深入的叙述，不正是嚴嵩誤國，縱虜深入的真實反映嗎?
在《金瓶梅》第十七回中，作者借兵科給事中宇文虛中上本曆數蔡京罪狀，闡明内憂導緻外患的深意，達到獨罪蔡京的目的。
我認為這段文字指蔡京則不可（前已考明與史實不符），指嚴嵩則十分貼切。查明史，嘉靖二十九年，刑部郎中徐學詩上言：
外攘之備，在急修内治；内治之要，貴先正本原。今大學士嵩，位極人臣，貪渎無厭；内而勳貴之結納，外而群小之趨承，輔政十年，日甚一日。
釀成敵患，其來有漸。而嵩洩洩自得，謬引“佳兵不詳”之說，以謾清議。……今士大夫語嵩父子，無不歎憤，而莫有一人敢抵牾者，誠以内外盤結，上下比周，積久而勢成也。……臣請亟罷嵩父子，以清本源。（《明史紀事本末·嚴嵩用事》）
嘉靖三十二年，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論嚴嵩十大罪，略曰：
“夫大臣專政，孰有過于嵩者”，“人臣背君，又孰有過于嵩者”，“挾一人之權，侵百官之事”，“邊事廢壞，皆原于功罪賞罰之不明。……朋奸比黨，……冒朝廷之軍功”，“俺答犯内深入，……誤國家之軍機”，“亂黜陟之大柄”，“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塞外而在域中”，“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谕令緻仕，以全國體。内賊去，而後外賊可除也”。（同上書）
将這兩份疏本與《金瓶梅》中宇文虛中的疏本作些比較，不難發現，相同之處甚多：
一、曆數嚴嵩（蔡京）罪狀大同小異；
二、 闡明内憂導緻外患的觀點完全一緻；
三、獨罪嚴嵩（蔡京）的目的完全一緻；四、 要求皇帝嚴加治罪的願望亦相同。
可見《金瓶梅》中虛構的宇文虛中彈劾蔡京事，正是嘉靖時期，諸大臣彈劾嚴嵩事的藝術再現。
《明史記事本末》
那麼，持“萬曆中期說”的研究者，是否也能從萬曆中期找出一人專政釀成内憂外患的局面的事實呢?我看是不可能的。
如前所述，萬曆中期并沒有出現奸相專政誤國事件，也沒有北部邊患問題。
萬曆初年，張居正當國，采取一系列措施一面加強邊防，一面對俺答采取安撫睦鄰政策，緻使漢蒙兩族通好互市，相安無犯。
據《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俺答封貢》篇載：
隆慶四年，“遂定盟，通貢馬市，而諸部亦貪中國财物，鹹從臾無間言”。
隆慶五年，“封俺答為順義王，及其子弟部落為都督等官”。
萬曆元年，“頒順義王俺答番經，并給鍍金銀印”。
萬曆二年，“順義王俺答子賓兔求河西互市”。
萬曆四年，“俺答請開市茶馬”。
萬曆九年，“順義王俺答上表貢馬”，“順義王俺答死，賜祭七壇，采币十二雙，布百匹。其妻三娘子率其子黃台吉上謝表，貢馬”。
萬曆十一年，“黃台吉襲封順義王”。
萬曆十五年，“封扯力克為順義王，三娘子為忠順夫人”。
萬曆四十一年，“逾年，告款塞上，乃始受封（蔔失兔襲封順義王，把漢比妓封忠義夫人），其部落多散失，遂不競”。
由此可見，萬曆一朝北部邊境，完全化幹戈為玉帛。萬曆朝的外患是沿海倭亂。
《金瓶梅》中未出現倭亂問題，故當别論。
據上所考，《金瓶梅》中所寫内憂外患問題，亦是明托徽宗朝事而實寫嘉靖朝事。這既是對《金瓶梅》的時代背景“嘉靖說”的重要佐證，也是對“萬曆說”又一否定。
《周鈞韬<金瓶梅>研究精選集》
文章作者機關：深圳市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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