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炮火纷飞的年代，家国大义大于一切，儿女情长只能放到一旁。传闻“十有九悲”的民国爱情中，王士光跟王新的结合无疑是幸运的。
他们因组建地下电台的任务，需要假扮夫妻。在这过程中，两人逐渐相知相爱，于1938年底正式结为夫妻。
王士光与王新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
出生豪门，胸怀热忱
王士光的父亲和母亲，一个曾留学日本，供职于北洋政府工商部，一个生于富商家庭，致力于妇女解放。除早逝的长子外，王家余下的10个子女都很争气，多毕业于清华、辅仁大学和协、协和医科大学等高校，后成为各类医学专家、飞行员和电机工程师。
生于1915年的王士光，在家中排行老四，他天资聪颖，先在天津读初中，高中就读于北师大附中，19岁时考入北大，在物理系就读。
之所以是物理系，是因为王士光少时就对数学和物理感兴趣，等到真的深入该学科，他却觉得这与想象中的有些不符。次年，他再次考入清华，在其中的机电系学习，正是如此果断的选择，让其与无线电得以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作为学生，王士光相当关注时局变化。为了收听国外电台的抗日广播，学习其中内容，他利用业余时间钻研无线电技术，拿出所有的零花钱去买电子元件，在家中组装无线电台和收音机。
在那个年代，无线电完全就是新技术。市面上没有中文书籍可学习参考，核心技术被严格封锁，只有在一些外国资料上，才找得到只言片语。从电台线路到零件，都是他一点点摸索组装出来的。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北平上千学生走上街头高呼救国口号，王士光也是其中一员。这次事件让他深有感触，不久就选择加入党的先锋队，在学校南迁之时，坚决留在敌占区，投身抗日活动。
1938年，23岁的王士光正式成为我方地下工作者。根据上级的指示，他要在天津，建立一个能够让河北跟延安联络的秘密电台。
建立电台不容易，想要长期运行更不容易。就拿上海来说，一到晚上就有特务与租界巡捕，把定向测试电台装在车上，一边兜圈子一边在路旁侦测秘密电台的方位，一旦我方同志有丁点不慎，就会被抓。
本想上阵杀敌的王士光，来到天津后被安排的住所，位于法租界的临街，旁边还有英军的兵营。这样人多眼杂的环境，很适合用来潜伏，也让他独居的样子，更容易引起有心人士的怀疑。
为了让电台能够长期隐蔽于此，在筹备建设过程中，王士光都是以“吴天厚”的名字，和方便购买电讯器材的“电料行技师”的身份行动。考虑到身份的真实性，上级还打算安排一位女同志配合他开展工作。
假扮夫妻，日久生情
在做决定之前，上面的接头人抛出过三个问题，“是否结婚，是否有对象，是否有目标”，王士光的回答就两个字，“三无”。在他心中，事业永远高于爱情，动荡的年代，不应该考虑个人问题。
与王士光并肩战斗的女同志，就是他后来名副其实的妻子王新。本名叫王兰芬的她，家境殷实，其父曾跟着张少帅检阅军队，由于时局变化，王父将女儿送到天津的亲戚家避难。作为当时的进步青年，这个年仅14岁的女孩，早就决定好自己要走的路。
本就是女同学会会员的王新，于次年加入中共，成为万千地下工作者的其中一人。在王士光来到天津之前，她曾向组织请求调到根据地无果，后来被安排到河北的抗大分校学习。女孩踌躇满志，但初次接到的任务就打了她个措手不及。
“太突然了，我的思想根本来不及转弯”，一想到要跟尚未谋面的男同志假扮夫妻，王新就摇摆不定。可仅凭“个人要无条件服从组织”这句话，她就没办法拒绝，只能化名为黄惠，同意与对方组成家庭。
两人的初次见面相当戏剧。“头发就像倒伏的麦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刚从监狱出来”，王新对“丈夫”的感官并不算好。那时，忙于搭建电台的王士光已经好几天没有正常休息，整个人邋遢不已，没有半点高材生的样子。看到眼前扎着长辫，比自己小6岁的小姑娘，他也忍不住说道，“这么小？”
可事情紧急的程度，让两人没有深入了解的时间，仅仅互相介绍过自己，就像真夫妻那样同吃同住。除去他们，这个特殊的家庭还有两位成员，即原是烈士家属的“婶母”和“弟弟”。
“夫妻俩”对外宣称其中一人染过肺结核，以此解释婚房中有两张单人床的理由。两人本是娇生惯养长大，又相识不久，现在要挤到一间房，难免有些不习惯。好在王士光的性格幽默风趣，他把中间的八仙桌和椅子比作“黄河”，常常笑自己与王新，是“以黄河为界”。
每天白天，王士光去当技师，为客人修理收音机。等到凌晨一两点，他就把门窗关严，用被绒布包裹着的发报机电键收发消息，传递一些较长的文件。由他一个人运行的电台机关，是天津的核心部门，连接着武汉、延安和晋察冀地区。
一开始，王士光用的是效率低，稳定性差，噪音大，使用时还会迸发火花的国外产机器。为了工作效率着想，他让交通员去自己六弟那里，取出大学时制造的新式电子管电台。
“丈夫”外出上班时，王新会处理地下事务，顺便像普通的家庭妇女一样，跟“婶母”在家忙里忙外。她会在阳台跳绳，或竖起一根竹竿，“告诉”归来的王士光，家里和电台没有异常。他们会一起去附近的公园散步，小声谈论“一定要完成任务”之类的话题。
为了减轻“丈夫”的工作压力，对无线电一窍不通的王新，慢慢开始自学相关知识，尽量当一个合格的助手。用不到自己时，她就会到楼下，跟房东太太或另一个租户聊天，以此掩护王士光的行动。
这对因共同目标与理想组成的“夫妻”，一个主内一个主外，从性格到行事作风都相当契合。短时间内，两人还没看清自己的心，直到经历过更大的风浪，才发现对方早已是自己不可或缺的灵魂伴侣。
同甘共苦，终成眷侣
王士光为电台殚精竭虑，身体一度负荷到持续高烧，在他意识模糊躺床上时，是王新衣不解带于一旁精心照顾。这样温馨的小事实在发生过太多次，两人都没察觉出自己的心有什么变化，直到一次危机的到来。
当时的天津堪称危机四伏，四处有日本的检测视线和机器，探查秘密电台。几个月来，由于“夫妻俩”的谨慎，一切都没出现异常，直到王士光某天下班回来，发现住所附近突然多出不少陌生面孔，才意识到，他们可能暴露了。
借着夜色的掩护，两人带着设备，躲到一家旅馆中，商讨接下来的办法。出于自己的考虑，他们都想留下断后，让对方带着电台离开。两种提议，自然哪一样都没有通过，好在这事是虚惊一场，后来敌人并没有发现藏在楼中的电台。
转危为安后，王新意识到，自己对那个看似邋遢的“丈夫”产生了真感情。她按捺住自己的心意，想等着同样存在心思的王士光先开口，直到终于忍不住了，才问对方，“你的‘三无’怎么样了？不要脸红，老实交代！”
趁此机会，王士光也大胆表白道，“因为已经有你”，并向王新提出结为伴侣的请求。这一年年底，两人在上级的批准下，由战友变为夫妻。
1939年8月，已经运行一年多的秘密电台，因日渐严峻的形势停止工作。王士光和王新给自己重新取名，一同回到平西根据地，开展无线电和妇女工作。在新地方，两人依旧恩爱，还被战友们打趣是“大王”和“小王”。
次年春天，因局势有变，王士光与妻子不得不分开，跟随各自的部队转移去别处。他没想到，王新这一走就是音讯全无，任凭自己如何打听都无济于事，甚至还有对方早已牺牲的消息传来。
王士光无法接受这一结果，整个人的精神变得很差，嘴巴干裂，眼窝深陷，吃饭全凭心情，衣服又脏又乱的也不管。与王新失联的7年里，他拒绝过无数次女同志的表白，没有遵从“夫妻3年音信全无就可再次成家”的不成文规定。
王士光把所有精力都花在电子设备的研究上，随着“电信大王”的称号越发响当当，报纸上刊登过不少关于他的事迹。也正是报纸，才让始终坚信“虽然没有见面，也应该等待”的王新，在1947年，从牡丹江再次走到丈夫面前。
两人携手走过大半生，直至头发花白也爱念叨，再见时一起抽烟的场景。本来是好酒诉衷肠，在他们那里却不太一样。2003年6月，王士光因病去世，自退休后就患有老年忧郁症的王新，此后常做的事情，就是坐在轮椅上发呆。
谁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在怀念，以前丈夫亲手栽种，剪下来送到自己面前的那些月季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