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炮火紛飛的年代，家國大義大于一切，兒女情長隻能放到一旁。傳聞“十有九悲”的民國愛情中，王士光跟王新的結合無疑是幸運的。
他們因組建地下電台的任務，需要假扮夫妻。在這過程中，兩人逐漸相知相愛，于1938年底正式結為夫妻。
王士光與王新之間有着怎樣的故事？
出生豪門，胸懷熱忱
王士光的父親和母親，一個曾留學日本，供職于北洋政府工商部，一個生于富商家庭，緻力于婦女解放。除早逝的長子外，王家餘下的10個子女都很争氣，多畢業于清華、輔仁大學和協、協和醫科大學等高校，後成為各類醫學專家、飛行員和電機工程師。
生于1915年的王士光，在家中排行老四，他天資聰穎，先在天津讀國中，高中就讀于北師大附中，19歲時考入北大，在實體系就讀。
之是以是實體系，是因為王士光少時就對數學和實體感興趣，等到真的深入該學科，他卻覺得這與想象中的有些不符。次年，他再次考入清華，在其中的機電系學習，正是如此果斷的選擇，讓其與無線電得以産生奇妙的化學反應。
作為學生，王士光相當關注時局變化。為了收聽國外電台的抗日廣播，學習其中内容，他利用業餘時間鑽研無線電技術，拿出所有的零花錢去買電子元件，在家中組裝無線電台和收音機。
在那個年代，無線電完全就是新技術。市面上沒有中文書籍可學習參考，核心技術被嚴格封鎖，隻有在一些外國資料上，才找得到隻言片語。從電台線路到零件，都是他一點點摸索組裝出來的。
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北平上千學生走上街頭高呼救國口号，王士光也是其中一員。這次事件讓他深有感觸，不久就選擇加入黨的先鋒隊，在學校南遷之時，堅決留在敵占區，投身抗日活動。
1938年，23歲的王士光正式成為我方地下工作者。根據上級的訓示，他要在天津，建立一個能夠讓河北跟延安聯絡的秘密電台。
建立電台不容易，想要長期運作更不容易。就拿上海來說，一到晚上就有特務與租界巡捕，把定向測試電台裝在車上，一邊兜圈子一邊在路旁偵測秘密電台的方位，一旦我方同志有丁點不慎，就會被抓。
本想上陣殺敵的王士光，來到天津後被安排的住所，位于法租界的臨街，旁邊還有英軍的兵營。這樣人多眼雜的環境，很适合用來潛伏，也讓他獨居的樣子，更容易引起有心人士的懷疑。
為了讓電台能夠長期隐蔽于此，在籌備建設過程中，王士光都是以“吳天厚”的名字，和友善購買電訊器材的“電料行技師”的身份行動。考慮到身份的真實性，上級還打算安排一位女同志配合他開展工作。
假扮夫妻，日久生情
在做決定之前，上面的接頭人抛出過三個問題，“是否結婚，是否有對象，是否有目标”，王士光的回答就兩個字，“三無”。在他心中，事業永遠高于愛情，動蕩的年代，不應該考慮個人問題。
與王士光并肩戰鬥的女同志，就是他後來名副其實的妻子王新。本名叫王蘭芬的她，家境殷實，其父曾跟着張少帥檢閱軍隊，由于時局變化，王父将女兒送到天津的親戚家避難。作為當時的進步青年，這個年僅14歲的女孩，早就決定好自己要走的路。
本就是女同學會會員的王新，于次年加入中共，成為萬千地下工作者的其中一人。在王士光來到天津之前，她曾向組織請求調到根據地無果，後來被安排到河北的抗大分校學習。女孩躊躇滿志，但初次接到的任務就打了她個措手不及。
“太突然了，我的思想根本來不及轉彎”，一想到要跟尚未謀面的男同志假扮夫妻，王新就搖擺不定。可僅憑“個人要無條件服從組織”這句話，她就沒辦法拒絕，隻能化名為黃惠，同意與對方組成家庭。
兩人的初次見面相當戲劇。“頭發就像倒伏的麥子，不知道的還以為他剛從監獄出來”，王新對“丈夫”的感官并不算好。那時，忙于搭建電台的王士光已經好幾天沒有正常休息，整個人邋遢不已，沒有半點高材生的樣子。看到眼前紮着長辮，比自己小6歲的小姑娘，他也忍不住說道，“這麼小？”
可事情緊急的程度，讓兩人沒有深入了解的時間，僅僅互相介紹過自己，就像真夫妻那樣同吃同住。除去他們，這個特殊的家庭還有兩位成員，即原是烈士家屬的“嬸母”和“弟弟”。
“夫妻倆”對外宣稱其中一人染過肺結核，以此解釋婚房中有兩張單人床的理由。兩人本是嬌生慣養長大，又相識不久，現在要擠到一間房，難免有些不習慣。好在王士光的性格幽默風趣，他把中間的八仙桌和椅子比作“黃河”，常常笑自己與王新，是“以黃河為界”。
每天白天，王士光去當技師，為客人修理收音機。等到淩晨一兩點，他就把門窗關嚴，用被絨布包裹着的發報機電鍵收發消息，傳遞一些較長的檔案。由他一個人運作的電台機關，是天津的核心部門，連接配接着武漢、延安和晉察冀地區。
一開始，王士光用的是效率低，穩定性差，噪音大，使用時還會迸發火花的國外産機器。為了工作效率着想，他讓交通員去自己六弟那裡，取出大學時制造的新式電子管電台。
“丈夫”外出上班時，王新會處理地下事務，順便像普通的家庭婦女一樣，跟“嬸母”在家忙裡忙外。她會在陽台跳繩，或豎起一根竹竿，“告訴”歸來的王士光，家裡和電台沒有異常。他們會一起去附近的公園散步，小聲談論“一定要完成任務”之類的話題。
為了減輕“丈夫”的工作壓力，對無線電一竅不通的王新，慢慢開始自學相關知識，盡量當一個合格的助手。用不到自己時，她就會到樓下，跟房東太太或另一個租戶聊天，以此掩護王士光的行動。
這對因共同目标與理想組成的“夫妻”，一個主内一個主外，從性格到行事作風都相當契合。短時間内，兩人還沒看清自己的心，直到經曆過更大的風浪，才發現對方早已是自己不可或缺的靈魂伴侶。
同甘共苦，終成眷侶
王士光為電台殚精竭慮，身體一度負荷到持續高燒，在他意識模糊躺床上時，是王新衣不解帶于一旁精心照顧。這樣溫馨的小事實在發生過太多次，兩人都沒察覺出自己的心有什麼變化，直到一次危機的到來。
當時的天津堪稱危機四伏，四處有日本的檢測視線和機器，探查秘密電台。幾個月來，由于“夫妻倆”的謹慎，一切都沒出現異常，直到王士光某天下班回來，發現住所附近突然多出不少陌生面孔，才意識到，他們可能暴露了。
借着夜色的掩護，兩人帶着裝置，躲到一家旅館中，商讨接下來的辦法。出于自己的考慮，他們都想留下斷後，讓對方帶着電台離開。兩種提議，自然哪一樣都沒有通過，好在這事是虛驚一場，後來敵人并沒有發現藏在樓中的電台。
轉危為安後，王新意識到，自己對那個看似邋遢的“丈夫”産生了真感情。她按捺住自己的心意，想等着同樣存在心思的王士光先開口，直到終于忍不住了，才問對方，“你的‘三無’怎麼樣了？不要臉紅，老實交代！”
趁此機會，王士光也大膽表白道，“因為已經有你”，并向王新提出結為伴侶的請求。這一年年底，兩人在上級的準許下，由戰友變為夫妻。
1939年8月，已經運作一年多的秘密電台，因日漸嚴峻的形勢停止工作。王士光和王新給自己重新取名，一同回到平西根據地，開展無線電和婦女工作。在新地方，兩人依舊恩愛，還被戰友們打趣是“大王”和“小王”。
次年春天，因局勢有變，王士光與妻子不得不分開，跟随各自的部隊轉移去别處。他沒想到，王新這一走就是音訊全無，任憑自己如何打聽都無濟于事，甚至還有對方早已犧牲的消息傳來。
王士光無法接受這一結果，整個人的精神變得很差，嘴巴幹裂，眼窩深陷，吃飯全憑心情，衣服又髒又亂的也不管。與王新失聯的7年裡，他拒絕過無數次女同志的表白，沒有遵從“夫妻3年音信全無就可再次成家”的不成文規定。
王士光把所有精力都花在電子裝置的研究上，随着“電信大王”的稱号越發響當當，報紙上刊登過不少關于他的事迹。也正是報紙，才讓始終堅信“雖然沒有見面，也應該等待”的王新，在1947年，從牡丹江再次走到丈夫面前。
兩人攜手走過大半生，直至頭發花白也愛念叨，再見時一起抽煙的場景。本來是好酒訴衷腸，在他們那裡卻不太一樣。2003年6月，王士光因病去世，自退休後就患有老年憂郁症的王新，此後常做的事情，就是坐在輪椅上發呆。
誰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在懷念，以前丈夫親手栽種，剪下來送到自己面前的那些月季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