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红薯的回忆
我小时侯拾过红薯，那是初中毕业后在村劳动的那两年。
那时，在我的家乡襄陵镇，由于人多地少，加上当时农村的大锅饭政策，各家的粮食都不够吃。所以每年秋末冬初抬红薯便成了襄陵镇人填饱肚子的一条出路。从秋分过后到霜降前后，红薯可以拾二十多天到一个月。这是一场大活动，参与的人甚广，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只要跑得动、背得回的都参加。这场活动没有人发动，也不用号召，每年也不知道谁先开头，也不知道谁最后扫尾。一季下来，劳力少的户拾个五、六百斤，中等户七、八百斤，劳力多、身强力壮的户可拾到两、三千斤，有的甚至更多。拾回的红薯除了吃，有的人家还要卖给粉坊一部分。红薯给襄陵人最少补充两、三个月的口粮。这对普遍缺粮的农户，什么挣钱门路都不能干的当时是一个极好的致富门路。所以父亲常常用“现在拾红薯比什么都划帐”,鼓励我多拾红薯。
拾红薯的地方在汾河东岸的张礼、赵曲一带，路程近的三、五里，过河就是；远的要到十几里、二十多里。当时村里自行车很少，所有拾红薯的人全都步行。铁锨肩上扛，口袋锨上拴，拾红薯的人：都这幅装扮。红薯不管拾的多少(自然每个人都自己估摸着能背的重量，生怕扛不动时就早早收工了)，全靠人肩扛背驮，扛几十斤，走十几里，每个拾红薯的都是大汗淋漓，衣衫湿透。但，谁都不愿少拾。
拾红薯的季节，天越亮越迟，越黑越早，村里的人十月里天碗里转”。由于天气很短，所以拾红薯的人都起得很早又都回得很迟。天不亮就要吃完饭上路，家里点了灯才能回到家。
拾红薯者都不吃中午饭，一是没有地方去吃；二既便是有，也怕耽误工夫。饿了，有自己带的干粮压压饥。干粮大都一样，清一色的黄窝头片，又都在火鏊上烤成金黄，为的是在野外凉吃时不凉。也有个别人家可能家里粮食更缺，只好带些鏊子烤熟的红薯片。
红薯一般都比较好拾，只要有力气挖，总是有的。一方面因为旱地人(我们那里对河东人的统称)种红薯多；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都是集体干活，红薯出不干净是普遍的，有时常会挖出整窝的红薯来。为了不使每块红薯漏拾，拾红薯的人都同翻地一样，一锨挨着一锨地翻。或许是襄陵人不种红薯、或许是拾红薯的人都饿怕了、或许是有的人不怕浪费自己每一锨的力气、也或许是襄陵人就天生的仔细。凡是红薯，不管它多小、擺(挖碎红薯称乔了)成什么样，都要拾。有的红薯小的可爱、小的稀奇光滑、细嫩很象个小老鼠，所以大家就更不忍心扔。当然，有的红薯小的细的已经不能称作红薯，准确地说只能是个粗根。就这，在一些年龄大的人眼中，也是不愿扔的。他们常说：“吃这，要比吃淀粉窝窝强的多”。
其实，拾红薯并不只是能吃苦受累就行，有时还得受气。第一年拾红薯我就遭遇过一次：那是在燕村，正是村里吃早饭的时候，村东坡上红薯地里拾红薯的人成群结队，估摸有一、二百人，而那里的红薯地，有的地块已经出(正式收获叫出)完了，允许拾红薯的人进地；有的地块正在出，出红薯的人回家吃早饭了，这种地块最忌讳拾红薯的人进地。然而就有那么几个胆大的竟然到没有出完的红薯地里去“拾”。被村里老远处看红薯的人发现了，这下可闯下祸了！他们马上报告给了驻村的工作队，工作队两三个干部领着村里的大小队干部，气势汹汹的分成两路开始包围拾红薯的人。这时，不知哪个眼快的大喊声：“有人来了，快跑”。所有拾红薯的人见此状先是惊，纷纷抬起头向四处张望，待弄清怎么回事后，人群像是被捅了的马蜂窝“轰”的一下散开了，拾下的红薯来不及装进口袋，就分别向东、南、北三个方向跑去。只有那些年龄大的和年龄小的，以及确确实实是在老老实实拾红薯的人，依然原地站着，看工作队怎样发落，我就是其中一个。心里想：“你们是撵偷红薯的，我又没有偷，跑什么!”
然而，“老实人总有吃亏的事”真让我赶上了。工作队长发话了：“都给我乖乖地回村，谁也别想跑……你们襄陵人真坏，看把我们的红薯偷成什么样子！”有几个上年纪的长者争辩道：“我们又没偷，你赶我们为什么?”工作队长声音更大了“谁知道你偷没偷?拾也不行！都统统给我走！”前面由村干部带路，旁边有几个干部看着，后边还有几个干部“断后”，我们像是被“押”解的俘虏兵，排成长长的一行队伍向村里走去。从东坡上的红薯地到村里，中间要经过一段沟，下坡路弯弯曲曲，人与人之间的
距离拉的又很大，机灵一点的不时有人溜走，有的躲进路旁人家的院子里，有的躲到路边的茅房里……看着队伍里的人越走越少，我几次想溜，但一直没有溜走的勇气。把人集中到一个生产队的库房院时，原来的五六十人只剩下二、三十人。工作队长要人们站好，他开始训话了拾红薯是不劳而获，社会主义是不允许的……有的人还偷，真坏！看把我们的地翻成了啥?你们襄陵人反正是爱翻地，今天我就让你们给我好好地翻……”工作队长看上去三十来岁，小分头梳的溜光，穿一身当时很时兴的学生蓝制服，其神态有一股老百姓最讨厌的“贫气”。
要翻的地在村里的河滩里，待走到地头，二三十个人又少了十来个。几位年长者私下议论：“咱们给他翻上响地，回去时还不让每人背一口袋红薯?”听到大人们议论，我也为真能背一袋红薯回去而暗自高兴。抱着这样的幻想，十几个人很卖力地翻了大大一响地，直到太阳落山，肚子又饿、口又渴时才收工。这时工作队长说：“算了吧！今天不罚你们了，你们襄陵人爱吃红薯，大队里给你们蒸了一大锅，吃完后回去吧！”一听这话，满以为能背袋红薯的喜悦一下子变成了满腔气愤，胸部一时蹩的喘不过气…我受不了这莫大的侮辱，想喊，想哭，想骂，但都没有，想跟他们没法讲理。但我知道，一个毛孩子，怎能讲过工作队呢?二话没说扛着铁铣，提着空口袋，气冲冲地直向回家的路上奔去。几位长者向工作队苦苦哀求，说着总想背点红薯的话，不时传进我的耳朵
回到家里，天已全黑，母亲问我拾了多少，我话未出口“哇”的一声先哭了。边哭，边说，边出气，结结巴巴，断断续续诉说着今天的遭遇…母亲见我气的厉害，不住地给我宽心。“做事哪能老顺当呢?只要我娃好好的，比啥都强…别哭了，锅里还给你馏着热红薯……”两个拾红薯的季节，我没有统计过究竟跑了多少路，也没有统计过究竟拾过多少红薯，也不去总结拾红薯究竟有多大收获，只知道父亲说：“福生子拾红薯为家里顶了一大杠”。后来，当我长大成人之后，才知道我现在的吃苦精神，勤俭意识同当年的拾红薯分不开。
一九六四年秋，我又上学了，从此再没有加入过拾红薯行列。后来，到学大寨最厉害的那阵子，听村里的人说拾红薯也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有的人偷着去拾被发现后还要挨批斗。
十一届三中全会犹如一声春雷，劈开了禁锢在中国农民头上的枷锁，亿万农民焕发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鼓舞下，他们将中国的农村翻了个个。整日为填饱肚子而奔波的家乡父老终于吃饱了肚子。我们村所有人家多少年没有见过的粮食堆满了院、装满了缸、垛满了屯。再到拾红薯的季节，人们都在自家的责任田紧张的忙碌，他们又是收秋，又是种麦，一家子劳力都嫌不够，哪能再叫人岀去拾红薯?再说，旱地人责任田的红薯挖的比哪年都干净，拾红薯的人也只能给人家白白翻一晌地，谁还愿干这赔本的买卖。
从那时起，拾红薯—这个曾经为襄陵人吃饱饭帮了大忙的好行当，在襄陵镇彻底中断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每当回忆当年拾红薯的岁月，总要勾起我许多许多的遐想…千思万绪，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愿我们的祖国从此更加富强，愿我们的人民再不受饥饿之苦，让拾红薯的年代一去永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