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濂生活的明代中期，“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已经禁锢人们百年时光。人们对这种“灭人欲”的理学禁锢深恶痛绝，即使是高居庙堂之上的皇帝，也对这种刻板的东西丧失了兴趣。
王阳明的“心学”，应运而生，很快取代了“程朱理学”。
“心学”的主张：“心明即是天理”，已经开始关注人的“心”，“心”即“我的灵明”，“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
作为人的主导的“心”，被突出出来。
这是一种重大的转向。
天理不再是第一位的，感受外界的“心”，成为第一位。
王阳明没有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他主张“去人欲而存天理”，去除过多的“人欲”，而让“心”澄明起来。
这种观念也比较保守。王阳明后来的弟子中，很快发展出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学派：“泰州学派”。
“泰州学派”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以“心”为第一位，他们反对束缚人性，提倡“自然人性”，“爱身如宝”，强调“自然和自我”。
人性要顺从自然，热爱自身，那么归属于人自身的“所有人性”，包含七情六欲，就被爱护起来，肯定起来。
这是中国历史上继“玄学”之后，第二次的主张“个性张扬”和“自我觉醒”，但被赋予了更加进步的思想，被称为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
由于人们对“程朱理学”的痛恨，宣传理教的理学家，门庭冷落，无人问津。而“泰州学派”在明代中后期被广泛接受，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整个思想解放潮流。《明史·儒林传》记载：
“王阳明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嘉、隆而后，笃信程朱……无复几人矣。”
高濂出生的时间，正是“泰州学派”思潮流行的时间。
在“泰州学派”肯定“人情”的思潮下，反对理教的人，举起了一面“情”的大旗，就是“情学”。
理学不是认为：人欲是社会混乱的主要原因吗？情学家和他们相反，认为：人的情感，才是维系万物的基础。
试想一个母亲，彻夜不眠照顾生病的孩子，支撑她的，到底是伦理道德，还是对孩子的情感？
很显然，是母亲对孩子的爱，这样的情感，给予母亲无比的动力。让她无论多么辛苦，都无怨无悔。这就是情的作用。
所以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情”的因素。
理学家最要断绝的，是男女之间的“情欲”。
情学家反对理教，他们高扬的武器，就是男女之间的“情欲”。
用著名的“情教教主”冯梦龙的话：“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
情学家把男女之间的“爱情”举得高高。他们觉得：来自人性深处的真情，具有无可遏制的力量，是战胜理教的最好武器。
“爱情”的作用越被肯定，面目可憎的“灭人欲”的理学就越荒谬，越可能被踩个稀巴烂。
这就是高濂生活的时代，新的文化思潮。
也就是说，情学作为哲学的时代，在文化思潮领域已经开启了。
现在，他们在等待一部艺术作品的产生，用生动形象的故事，来表达这种思潮。
这个任务，被高濂接过了。
高濂的《玉簪记》，举起的就是情学的大旗。
他要把理学家夺走的“人欲”，归还给人类，承认它的自然性和不可掠夺性。
高濂的《玉簪记》，是在情学思潮下，出现的第一部“反禁欲”的“情学”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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