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春季，开学不久，在包头第十七中学读初三的我，经历了一件奇葩事。
学校号召学生报名上山下乡。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有对邢燕子、董加耕这两位下乡知识青年的事迹和他们的日记的宣传，尤其是董加耕那：
”身居茅屋，眼看全球；
脚踩污泥、心怀天下。”
至今记忆犹新。最重要的是毛主席的“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的“，更是打动了我的心，于是我报了名。
当然，这还有一个说服家人的过程，就不细述了。
得到批准后，我的户口迁移到了巴彦淖尔盟临河县。
全校报名并批准的共有三十多人。学校开了表彰会，每人戴了大红花，会了歺，还发了奖品。
同学中平时关系好的送个笔记本，扉页上写上一句祝愿的话；印象最深的是政治课老师纪振国送给我一本《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现在，我仍然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而且在看待历史事件和人物时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待的。
管后勤的王景荣老师送给我一幅他用宣纸亲笔书写的，毛主席的《采桑子-重阳》。
这位王老师年近六旬，听说他在一次包头市书法比赛中得过第二名。（第一名叫张传慧，已作古，有字帖传世）。那时繁华街道上的商家店铺往往请人写店名，东河区解放路的“四明药房”就是他给写的。药房往东不远处景新池澡堂的“景新池“三字，据说是那年吴佩孚在北京当寓公，与幕僚旅游到包头时，正好这位郭姓掌柜，来此建了一座澡堂，将要开业，赶上了，请吴佩孚写的。
在我们这批待下乡的学生中，有个叫韩贵生的，他的父亲是我的语文老师韩绍侠，韩老师在包头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写了他送儿子下乡的感受，受此影响，我也向包头日报投了稿，写了我下乡的感受，豋出来了。
我又发现包头人民广播电台有个征文广告，标题是“前进中的包头“，正好我弟弟班里有个同学腿有残疾，每天上、下学需人扶送，他们几个同学承担了这个任务，每天上、下学扶送这位同学到校和回家。我把这件事写出来寄到包头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播出那天，吕祖庙街小学组织全校师生在院里听了广播。我还得了个征文二等奖。
于是一发而不可收，为”包头文艺“写了篇”在草原钢城“的征文，短篇小说《兴文的故事》。这次寄出稿子后，再没有了回音。（后来听说，全国文艺界反右倾，停了许多家刊物，也包括“包头文艺“。）
我们这几十个人随时待命，只等上级通知一到，立即出发。但是却迟迟接不到出发的通知。
在这段时间里，我父亲教会了我针灸。我父亲是中医，他让我学会针灸，到临河后，可为乡亲们解决一些病痛，义务看病不收费，可和乡亲们处好关系，打成一片。
我原来背过《医学三字经》，如：”医之始，本歧黄，灵枢作，素问详……“；背过《医家四要》中的药性：”试观犀角之功，清热利痰治吐血，羚羊之效，定晴明目理拘挛……“
但我因看不懂医书，欲通过背一些古诗词提高古文水平时，却走了“偏道”，多背诗词，而荒废了背医书。
这次，我父亲交给我一本《伤寒论》，要求我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开方治病还早着呢。只能先速成针灸。
因为以前我已经掌握了扎针的方法，这时交给我一本中医学院的教材，大本的《针灸学》，让我先迅速背会“四总穴“（肚腹三里求，腰背尾中留……）、十二经脉歌诀（一手太阴是肺经，臂内拇侧上下循……）、马丹阳十二神针（三里膝眼下，三寸两筋间……）；了解阿是，邻近取穴，循经取穴，懂得顺经与逆经，补与泻，懂得“后背薄如饼，肚子深如井”等禁忌；懂得人中、湧泉等急救方法。初步就可入手，然后再逐步提高。
就在我们这些人，心都已经在临河了，只想着到了那里以后，怎么干的时候，学校忽然通知，大家都回到原班级继续上学。户口很快会迁回来，这件事结束了。
这些人一听炸了，这是怎么回事？老师回答，上级说学生在上学期间停学是不合适的。以后再说。
我们又都回原班上课，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毕业后也再没提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