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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美国旅游作家协会（the Society of American Travel Writers）揭晓了2021-2022年度洛厄尔托马斯旅游新闻奖，这是北美地区的一个重磅旅行写作奖项，Lonely Planet一篇关于珠峰大本营昆布地区夏尔巴人的报道获得了“多元社区”类别金奖。
这篇获奖报道上线于今年1月。大部分去尼泊尔的徒步者都曾得到过夏尔巴人的服务与帮助，但对于他们的真实生活，人们还知之甚少。
尼泊尔即将进入一年最好的徒步季，它正从2015年大地震与“Covid-19”的打击中逐渐复苏，并早已开放国境。我们翻译了这篇文章与你分享，此刻思绪已经飘向远方的喜马拉雅山脉。
坐在俯瞰尼泊尔东北部偏远山城南池市场（Namche Bazaar，以下简称南池）的木椅上，我看着一支驮着煤气瓶的骡车队朝大路走去。时近黄昏，在11月末如洗的碧天之下，横亘于镇子西侧的岗德里峰（Kongde Ri）和东侧的唐瑟古峰（Thameserkhu）巍然耸立，光芒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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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池是昆布地区（Khumbu）最大的城镇，也是珠峰南坡大本营的所在地。自从1953年昆布人丹增·诺尔盖和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爵士首次登顶以来，珠穆朗玛峰以一己之力把这里变成了尼泊尔的旅游重镇。昆布也是尼泊尔最大的夏尔巴族聚居地，500年前他们从中国西藏的东部迁居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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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人类第一次征服珠峰，昆布的数百名夏尔巴人开始在登山探险队中担任背夫、厨师和向导。他们在尼泊尔的登山和徒步游行业中是如此重要，以至于 “夏尔巴人”成为探险队工作人员的同义词，尽管并非所有的 “夏尔巴人”都是夏尔巴族。我从加德满都来到这里，希望了解夏尔巴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往往被外国登山者和到此一游的观光客忽略和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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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者的小镇
到达南池最流行的方式是登上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从加德满都飞往卢卡拉的丹增·希拉里机场（海拔2860米）。这里常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跑道只有527米。跑道南端与下方的山谷有600米的险峻落差，北端则是同样险峻的山峰，留给飞行员出错的空间可不多。这个地区没有机动车道，要想出行，就得做好徒步的准备。从卢卡拉到南迦巴瓦的徒步路线有19公里，一路蜿蜒起伏，沿途路过高耸的松树，杜鹃花林的山丘，以及宁静的夏尔巴人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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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池，从浴室瓷砖到大米都需要先从加德满都空运，再由人力肩背手扛运抵。但这里设施之齐备让人称奇，小镇狭窄的巷子里有很多咖啡馆，供应卡布奇诺和新鲜出炉的糕点。餐馆里能吃到汉堡、烤肉、披萨和布丁。街上有银行和诊所。商店既出售山寨版的北脸夹克，也出售正品冲锋衣，价钱是普通尼泊尔人月薪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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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货物在卢卡拉机场降落，我们就必须组织背夫和骡子，把东西运到这里来。”夏尔巴人咖啡馆（Sherpa Barista）的老板帕桑次仁·夏尔巴说。这家咖啡馆出品美味的蓝莓苹果派和巧克力泥蛋糕。“在南池做生意不容易，但跟我父亲的生计相比，我已经轻松多了。”
帕桑次仁·夏尔巴和他的咖啡馆；©Monika Deupala/Lonely Planet
像同辈中的许多人一样，帕桑的父亲曾给登山和徒步旅行装备商当过背夫。“那时人们没有什么选择，只能做背夫赚点钱，”他说，“但正是这些辛苦赚来的钱，奠定了你今天看到的南池的繁华。”探险旅游曾经是小镇的命脉，但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行业内的其他方向比如酒店业，更有利可图也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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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山区
在南池呆了两天后，我动身徒步去往西边的塔梅腾村（Thameteng）。山路开始时有一段短而陡的爬升，高大的杜鹃花树随即让位给低矮的刺柏灌木。我已经接近林线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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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塔梅腾是为了寻找安·恩吉米·夏尔巴（在尼泊尔以自己民族的名称作为姓氏很常见）。登山运动为昆布地区的人们提供了急需的就业机会，但并非没有代价。在过往一百多年的探险活动中，共有312人死于珠峰，其中99名是夏尔巴人，占死亡总数的三分之一。2014年4月，一场雪崩横扫因事故频发而臭名昭著的昆布冰川，夺走了16名夏尔巴人的生命，安·恩吉米的丈夫是其中之一，彼时这名四个孩子的父亲已经做了六年的登山向导。
向去世的登山者表示哀悼的纪念碑；©Eugene Ga/shutterstock
我到达了过夜的塔梅村（Thame，海拔3800米）。它坐落在一个宽阔的平坦山谷中，位于岗德里峰（海拔6187米）和腾康波切峰（Tengkangpoche，海拔6550米）脚下。从这里出发，再走20分钟就可以到达塔梅腾村。第二天，当我走到塔梅村和塔梅腾村之间的山顶时，一位叫卡米·瑞塔·夏尔巴的人给我指了安·恩吉米家的方向。40岁的卡米说，他从16岁开始做背夫，到2021年4月已经13次登顶珠峰。在春季（3-5月）和秋季（10-11月）两个登山季节之外，卡米像其他人一样从山上回到村子，在田里帮忙，照料牦牛。
被雪覆盖的塔梅村；©Moralist, CC BY-SA 3.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来到安·恩吉米家门前，发现门锁着，我的心一沉。村里的人说她可能已经去了山上的另一个牧场放牧牦牛。这时我听到有人从屋后长满刺柏的陡峭山坡上跑下来。那是安·恩吉米。她穿着一件深灰色的chupa，尼泊尔山区许多民族都穿这种传统服饰。
穿着传统服饰的安·恩吉米; ©Monika Deupala / Lonely Planet
她说她没有时间交谈，因为儿子在南池的学校生病了。“这个村里手机没有信号，我得去别的地方打电话，”她说，“如果他病得很重，我得马上出发去南池。”“现在去南池不会太晚了吗？”我问道。从这里出发得走4个小时。但她已经消失在下山的路上。
南池的学生们；©Gerd Eichmann,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当我终于找到安·恩吉米时，她正站在一家为徒步旅行团提供伙食和基本住宿的旅馆门前。旅馆里有村中唯一一部电话，她是来打电话的。看到我走过来，她擦了擦眼泪，笑了。儿子只是有些发烧，她可以等到明天早上再去南池。
珠穆朗玛峰的寡妇们
在旅馆灯光明亮的餐厅里，喝着美味的甜茶，安·恩吉米说起她是如何独自抚养四个孩子，如今他们分别是20岁、18岁、16岁和14岁。她说：“我从来不喜欢我丈夫的工作。每次他离开家去登山探险，我都会很焦虑，担心他的安全，夜里睡不着。”
安·恩吉米；©Monika Deupala/Lonely Planet
丈夫去世后，她收到了100万卢比（约合8370美元）的保险赔偿。雇用她丈夫的Alpine Ascents公司也承担了她孩子的教育费用。在2014年春季的灾难性雪崩导致16名登山向导死亡后，当地政府将珠峰向导的强制性最低保险额从100万卢比提高到150万卢比。
飘扬的祈祷旗帜；©Monika Deupala/Lonely Planet
即便如此，突然失去家中的顶梁柱意味着安·恩吉米不得不在这偏远、荒凉的山区抓住任何机会讨生活。“我种土豆卖，上山割草卖给养牲口的人，还要照顾牦牛。在登山季，我领着牦牛运物资去珠峰大本营。”安·恩吉米说，“这当然不容易，但在山里过活什么时候容易过？”
©Gerd Eichmann, CC BY-SA 4.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我上午开始从塔梅徒步去塔莫（Thamo），于下午到达。午饭安排在珠峰2号营地的一家旅馆，老板是70岁的昂日库·夏尔巴。昂日库的丈夫2014年也在珠峰上，当时发生了致命的雪崩。他的尸体从未被发现。那次致命的珠峰探险本该是昂日库丈夫最后一次进山，他已计划退休并与妻子一起经营旅馆。
昂日库·夏尔巴和她经营的旅馆；©Monika Deupala Lonely Planet
现在，旅馆只剩下昂日库独自经营，从做饭到打扫什么都干。季节更迭，屋外的小花园轮番结出胡萝卜、土豆、花椰菜、萝卜和南瓜。准备午餐时，她从花园里摘了菠菜和胡萝卜，做了一道蔬菜咖喱。“我丈夫本来该和我一起，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有时确实非常孤独。”她边说边开始哭，“如果有游客的话，日子还比较容易过些。但在过去的两年里，游客变得很少，我有了更多的时间。这让我更想他了。但生活总得继续，直到停止，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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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昂日库的旅馆对面的扎西德勒（Tashi Dele）餐厅，我见到了拉姆曲吉·夏尔巴。她的丈夫于2010年在巴伦策峰（Baruntse，海拔7162米）山顶附近被雪崩击中后失踪了。他有19次登顶珠峰的经历，是一位著名的登山家，他的死震惊了昆布紧密相连的夏尔巴族社区。身后他留下了两个儿子，现在分别是24岁和22岁。
拉姆曲吉·夏尔巴；©Monika Deupala/Lonely Planet
拉姆是一个平静、说话温和的女人，她坚持我们先喝一点东西再谈。她还要求我不要询问她丈夫死亡的细节。明显的，她的悲痛仍然很深。她告诉我，丈夫活着的时候他们住在加德满都，孩子也在那里上学。如今，她靠着小旅馆和在淡季时卖土豆来维持生计。她的一个儿子会从美国寄钱回来，2018年他靠奖学金去的美国。
©Monika Deupala/Lonely Planet
在我离开前，我问拉姆她对登山这个职业的看法。她说："我明白很多人没有选择，只能在山上工作，但这个职业让他们的家人经历了许多精神和情感上的痛苦，在最坏的情况下，变成无法忍受的悲痛。"
走出悲痛
尼玛卓玛·夏尔巴来自昆布地区最大的村庄昆琼村（Khumjung）。在动身去昆布前，我在加德满都遇到她。她的丈夫也在 2014 年的珠穆朗玛峰探险中去世。“他的死让我几乎垮掉。”她说， “好些尼泊尔和外国记者采访了我，当时我告诉他们我再也不想看到山了。”
尼玛卓玛·夏尔巴；©Monika Deupala/Lonely Planet
在丈夫去世两年后，尼玛搬到了加德满都，好离她在城里上学的孩子们近一些。2017年，由于无法在大山之外找到合适的工作，她开始担任徒步向导。“做向导时，我开始思考丈夫登顶珠穆朗玛峰的梦想。”她说， “他在实现梦想之前就去世了，我认为纪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登顶珠峰，所以我开始做准备。”经过数月的体能和心理训练，2019 年5 月，尼玛和另一位登山者的遗孀登上了世界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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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池的最后一个早晨，我起得很早，最后一次在镇上闲逛。大多数商店仍然没开门。半睡半醒的人们忙着收拾餐厅，准备迎接前来吃早餐的游客。在一条逼仄的小巷里，我看到一位老妇人弯下腰来焚烧刺柏枝叶，这是夏尔巴人的日常仪式。
夏尔巴妇女的日常生活；©Sumita Roy Dutta, CC BY-SA 4.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在返回卢卡拉的途中，我遇到了一群从学校回家的夏尔巴少年。我问他们长大后想做什么。一个人说他想成为一名医生；另一个说教师；一个人说他想去纽约；第四个咯咯笑着说他想成为一名飞行员。没有一个人提到成为一名登山向导。
一个年轻僧人；©Monika Deupala/Lonely Planet
*原文标题为“Tragedy and resilience among the Sherpa people of the Himalaya”，作者为Tsering Ngodup Lama，他是一位生活在加德满都的旅行和美食记者，受邀为Lonely Planet撰写这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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