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29日，在卡特总统欢迎邓小平的国宴上，邓小平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有资格获得金牌。”
这不仅是中国政治史上，而且更是世界政治史上不可思议的奇迹，尤其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已届73岁高龄了。
而没有这“三落三起”，也就肯定没有后来的那个邓小平。
“第一落”:挨饿的滋味
邓小平曾在七里村附近劳动过一段时间。对这一阶段，邓小平最深刻的记忆可能就是饥饿。
1931年，27岁的邓小平来到政治阴霾密布的苏区，担任瑞金县委书记。
1931年的瑞金在地理上夹在闽西反“社会民主党”和吉安抓“AB团”两大运动之间，属于肃反扩大化的重灾区，邓小平来工作前，被错杀的人不计其数。
这不能不使人联想起，邓小平二次复出时，所面对的“文革”纷乱局势。
第一次“拨乱反正”
当年的苏区老干部刘家祁对往事记忆清晰:“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的时候，我19岁。小平来以前，光县城对面的一座山上，就有100多个‘社党’被杀，更多的干部被关，全县人心惶惶。”
据他回忆，邓小平一上任，就立即着手制止肃反扩大化，公开惩办了在肃反过程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原县委书记，释放了300多位被关押的冤屈干部。
同时，邓小平还迅速纠正了土改中的“左”倾错误。当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土地政策已经在苏区传达，但邓小平强调不能侵犯中农利益，也不要过分打击富农。
瑞金市党史办副主任刘良对此曾作过专门研究，他说，这应当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刘良认为，年轻的邓小平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方面进行了“拨乱反正”，这和他40多年后的两次“拨乱反正”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
刘家祁老人至今仍记得邓小平和他们一同蹲在板凳上吃饭的情景:“小平同志和我们吃的饭菜是一样的。小平见谁碗里红薯多，就会乐呵呵地去他碗里夹上一筷子。他还手把手教我瞄准射击。走在路上，老远看到我就喊‘小鬼，来来来，你们工作搞得怎么样?你枪法有没有长进?’大家都很喜欢小平同志。”
“左”倾路线的受害者
1932年，政绩斐然的邓小平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后，继续抵制“左”倾错误路线。在当时，邓小平无疑是个另类。
调阅当时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可以找到小平“第一落”的线索。
2月23日，《斗争》第三期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文章刊发后，迫于博古等人的压力，由李富春任书记的江西省委将邓小平调到位于宁都县七里村的江西省委，任省委宣传部长。专家认为，实际上，这是李富春对邓小平的保护。
“左”倾路线的决策者决定继续“批邓”。刘家祁回忆道:“我们听到小平被批判的消息，都惊诧莫名，同志们很难过，大家说如果不是小平同志，我们都会被肃清。然而，当时我们又都敢怒而不敢言。”
3月，邓小平被博古、张闻天公开批判;4月15日，《罗明路线在江西》一文刊登在《斗争》第八期，把“以邓小平为首的机会主义领导”打成“罗明路线”在江西的主要代表人物;5月5日，在临时中央和中央局派员主持的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上，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邓小平被撤职缴枪，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邓小平被迫写下的检讨书如今只能找到只言片语，但从发表在《斗争》上的《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一文中，可以看到，邓小平只承认工作中有错误和不足，坚决不承认参与逃跑路线和反党组织。“不管他们怎样残酷斗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坚信我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正确的就要坚持。”
“吃不饱，肚子好饿”
批判之后，邓小平被下放到靠近前线的乐安县基层“改造”。不到10天，中共中央局认为，“邓小平不应当放在那个地方，右倾逃跑主义者放到前线去，不是更容易到敌人那边去?”
等待邓小平的是更大的苦难，他被安排到宁都县赖村区石街村“蹲点”，实际只是做一名普通的乡干部。
“文革”期间，邓小平在下放期间，曾回到这里。
此后，邓小平曾在七里村附近劳动过一段时间。对这一阶段，邓小平最深刻的记忆可能就是饥饿。
当地苏区干部危秀英在自述书中写道:“邓小平同志被撤职后，在宁都一个乡里劳动,他对我说:‘告诉蔡大姐,我在这里吃不饱饭,肚子好饿。’我回去跟蔡大姐一说，蔡大姐让我去她抽屉里看看还有没有钱。我一共找出二分，李富春也找出二分。蔡大姐让我上街买二分钱的猪油，其余钱买大蒜、辣椒。煮了一脸盆干粮，叫我去找小平同志来。叮嘱我们从厨房后门进，我跑回乡里，告诉小平。我们一前一后进了厨房，蔡大姐又叫我到后门放哨……”批斗对象吃不饱的事在当时并不鲜见。
在以后的漫长人生中，邓小平还多次遭受这样的“左”倾迫害。也许就不难理解，到了晚年，他为什么会强调，要警惕右，更主要是防止“左”。而他对饥饿的切身感受，是否也隐伏下了他实行农村改革、倡导包产到户的思想基础呢?
邓小平后来被关押在瑞金红军总政治部驻地一间阴暗潮湿的拘留室。然而，在所谓“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面前，他的妻子金维映却拿着离婚报告“流着眼泪”到拘留室来找邓小平签字。邓小平为使妻子不受到牵连，毅然地也是痛苦地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字。
“但是,他那个时候受的这个打击,他从来不讲,我觉得他气量很大的。”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说,“这个人，他还坚持他的看法，一直坚持，最后证明他是对的。”
邓小平在红军总政治部期间境遇有所改观，他主动要求做一些实际工作，主持编印《红星报》。
在瑞金城西的沙洲坝，可以找到当年红军总政治部的旧址。走上田埂，远远就能看见两栋白房子伫立于水田之上。大的那栋就是总政旧址，小的那栋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瑞金的住所，人称“独立房子”。两所房子相去不过百米。
邓小平卧室兼《红星报》编辑部就在白房子的右手第二间。房内一床一几一凳，就是在这里，陷入人生低谷的小平亲自撰文、亲手刻写《红星报》，平均5天出一期，共编写了70多期，即使在一年后的长征途中，也没有停刊，直至遵义会议前，邓小平才调离《红星报》，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完成平生“第一起”。
“第一落”造就的“第二起”
“文革”中，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被遣送到江西南昌以北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
1972年8月,毛泽东批示,说到邓小平同志“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邓小平并不会想到，历史会在40年后给予他补偿。他的“第一落”，毛泽东整整记了40年。
1972年12月，在赴京出山之前执意要重到赣南“看一看”的邓小平显然意识到了历史的关联，在参观当时毛泽东在会昌的故居时，邓小平深有感慨地说:“毛主席当年也是受排挤的!”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后来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认为，邓小平之所以在第二次倒台后受到毛泽东的起用，除了毛认为邓“人才难得”等因素以外，“30年代的‘邓、毛、谢、古’事件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第二落”：老邓做钳工
“‘这里有没有红卫兵?’他进厂四处看了看之后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当年接邓小平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的陶端回忆说。
当时，这家县办工厂搞军事建制，陶端是个排长，相当于现在的车间主任，管理着40多人。
“我对他讲，我们车间以老工人为主导，没有红卫兵。今后你在我这个车间工作放心，工人都是很有纪律的。”
“他点点头:‘好，好。’”现年67岁的陶端说。
叫他“老邓”
1966年，“文化大革命”要求打倒“党内一小撮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国家主席刘少奇最后被迫害致死，而邓小平被解除职务后，于1969年10月下放到新建拖配厂劳动。
那一次，是陶端头一回见到邓小平，“虽然以前没见过，但名字都晓得，是个大官啊，中央首长”。此后的3年5个月，陶排长和他“天天在一起劳动”。
“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他来我们这个厂，我们思想上也很紧张。”他回忆说。
当时的厂领导罗朋曾是邓小平在太行山带兵打仗时的一名部下。老首长要来了，这位党总支书记、革委会主任认为“应该给他一个平静的环境”，于是将厂里“打倒刘邓”等“会刺激邓小平”的标语大字报全部清洗掉。
陶排长说:“如果没有他(罗朋),我们很多事情都拿不准,包括怎么称呼邓小平。”
最后，罗朋对工人们说，就叫“老邓”，也没什么坏意。
当钳工干起老本行
安排老邓做什么还颇费了一番周折。陶排长一开始让这位65岁的“中央首长”用油清洗零件，这也是车间里最轻的活儿。但他很快发现，邓小平做这件需要蹲着做的工作时间一长，起都起不来。
调换几次后，邓小平终于有了固定的工作:钳工。这正是邓小平年轻时在法国雷诺汽车厂学会的手艺。
陶排长给了邓小平一副工作手套，另外放了一把椅子在他身边，好让站着做工的他休息的时候坐一坐。
工人们原以为像邓小平这样的人物来厂里劳动只是一个形式，未料他“劳动就是真的劳动”，按时来，到时走，其间很少休息，大热天也不喝一口水，天冷天热出一身汗。邓小平对劝自己休息的陶排长说:“不用休息，出点汗舒服。”
邓小平在车间劳动时不抽烟不喝水，甚至让陶排长误以为他根本不抽烟，直到有一次跟卓琳聊天，才得知邓小平不仅抽烟还喝酒，当时喝的是米酒。
邓小平工作的认真劲儿让工友们“想不到”:不管刮风、下雨、飘雪花，邓小平始终坚持每天到工厂做工;本来他从事的工序是有一个公差范围的，但他却十分认真，做的工“都不要检的”(即免检)。
新建县拖配厂当时年产25部拖拉机，每部车的4个轮胎各需要6个螺丝。用一把钢锯和一把锉刀，每天上半天班的邓小平几乎独立完成了全厂的生产量。
“感觉他的胸怀不是一般的”
虽然是被下放，但邓小平的心情在陶端看来是好的，“他每天来上班，一进门就说‘同志们好’，走的时候都要对大家说‘明天见’。”
邓小平话不多，也不主动跟人讲话。陶端等人就有意找话题跟他聊，“老不讲话也不好”。
一次，车间一位浙江小伙子有意问邓小平:你在北京当什么官啊?陶端记得，邓小平严肃认真地说:“当大官。”
当年的副排长涂宗礼就没这样跟邓小平“开玩笑”了。他曾私下问邓小平中苏战争打不打得起来，邓告诉他“打不起来”。他又问西哈努克为什么长期在中国，邓解释，这说明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真心实意支持柬埔寨人民。
在那3年多时间里,陶端从未听邓小平提起“文化大革命”,也从未见过邓小平像其他一些下放老干部那样发脾气、发牢骚。
“感觉他的胸怀不是一般的。”陶端说。
因为在车间是邓小平的领导,陶端跟他的交流比较多,还要关心他的生活,问他每月口粮定量多少。邓小平说:每月26斤米。问:够吃吗?邓小平:吃蔬菜多一点,26斤米就够了。
邓小平曾对陶端讲，自己刚到新建县拖配厂时，白天晚上都要吃安眠药，过了一段时间白天可以不吃了，再过了一段时间，晚上也可以不吃了。
1971年11月5日上午,在拖配厂的职工食堂里,邓小平聆听了影响他政治命运的一次中央文件传达。这个食堂现已更名为“小平会场”。
陶端回忆说,邓小平听传达时,一本正经地坐着,“两个小时都不动一下”，也没有左顾右盼。
1973年2月，邓小平携妻将雏，祖孙近十口人，悄声离开新建县。他们要返回北京。临行前，他让卓琳带着孩子到厂里向大家致谢。陶端等十几名工人闻讯赶去送行，邓小平从一个小纸箱中拿出云南麻糖招待大家。
“发展生产才能解决你们的问题”
工人们回忆说，邓小平话虽不多，但人很随和，在跟大家谈到当时新建县的疫病血吸虫病时，他说要重视，加强粪便管理，但也不要紧张。
在江西劳动期间,已瘫痪的邓朴方也来到了父母身边。有一天,邓小平问陶端,邓朴方在家中没有事做,有没有无线电修理之类的活让他做一做?陶端说,厂里没人有收音机啊。邓小平说,实在没有就算了。
陶端有4个孩子，当时的月工资是38元，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邓小平说:你们这里工人的生活情况我是知道的。想解决你们的问题，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解决的，也不是哪个领导就能解决的，非要把生产搞上去，你们的问题才能解决。
工人们说，现在想来，这或许就是他在基层时对“解放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的切身感受吧?
工厂后院外面那条现已广为人知的“小平小道”，是当年陶端和车间的40多名工人以及厂领导花了一天时间修整出来的。这条田埂小路让邓小平步行上下班的时间由原来的40多分钟减少到20多分钟。
“第三落”:见证历史的院子
在北京东城区宽街路口西北角有一个门牌为“地安门东大街43号”的四合院,从灰墙灰瓦的外观看,和邻近的其他居民大院没多大区别,但是稍加留意,只要看看那宽阔高大的门楼、门口那一左一右两个精雕细刻的石墩和暗示着地位身份的5层台阶，以及两扇紧闭的朱红大门，就不难想象在这历经沧桑的大门里一定也掩藏着许多故事。
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时,就住在这里。
软禁生活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愈演愈烈。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写到:“身体已经极度衰弱的毛泽东，作了以下指示:‘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但毛泽东仍然指示不能让人冲击邓小平。汪东兴于是安排把邓小平从宽街的家中转移到东交民巷。
4月7日，中央警卫局的人来接邓小平。毛毛写到:“我们全家老老少少近十口人，年轻的扶着老的、大人抱着孩子，一起给父亲送行。邓楠灵机一动，在最后的一刻，想起往父亲的中山服口袋里放进了一副扑克牌……泪水涌上了我们的眼睛。也许，这就是与父亲的永诀啊!”
邓小平被转移到了东交民巷17号，实际上被禁锢了起来。
相依为命的日子
邓小平住过的17号院由灰色的高大砖墙围绕着，墙顶由屋脊状灰瓦覆盖，灰色的门楼坐北朝南，是非常简朴的三间结构。墨绿色的铁门上有着方形的望口，透过不时打开的西边小门，可以看到一条笔直的甬道通向尽头，甬道的西侧散落的几栋别墅式的小灰楼，被院内浓密的法国梧桐掩映着。
附近的居民较少，只有21号院是北京市委的宿舍大院。正是在这里，邓小平与卓琳相依为命。一开始，他们自己打扫卫生和洗衣做饭，后来，警卫找来了原来的厨师，帮助做午晚两餐。寂寞之中，二老思念孩子们。
不久,卓琳因病住院了,剩下了邓小平一个人。实在没事可做，他就拿出扑克牌，一个人在桌子上摆牌开牌。这副全新的扑克牌，到了最后，已被用得牌角都磨白了。
直到7月19日，邓小平才被允许搬回宽街的住宅，与家人团聚。
但软禁仍没有解除。闲得无聊时,邓小平想找点体力活干,便找了一把大剪刀去剪院子里的杂草。毛毛回忆到,71岁的邓小平,穿着一件破了好几个洞的老头衫，在毒毒的日头下，一剪刀一剪刀地认真剪草，汗水从额头上流下来，湿透了衣衫。
唐山地震时，全家人搬到屋外，在种丝瓜的竹竿架子上搭了几块塑料布，做成“防震棚”，邓小平和小孙子就坐在下面。
让时间牢记一切
毛毛对这个陪伴父亲政治生命起伏的院子作了深情的描述:“院子四四方方，却空空荡荡，连棵草都没有，一刮风，就满院子尘土飞扬。父亲最爱种树种花种草……刚来的时候，院子里面光秃秃的，而现在，满院都是青草绿树和鲜花。两年前我们种下的月季花现在开得正盛，花繁叶茂，五彩缤纷。”
邓小平在附近老百姓的眼中还是神秘的,虽然近为他的邻居,也鲜有人见过他。一位姓张的老奶奶说:“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虽然知道邓小平是我们的邻居,也曾无数次见过他车进车出,但从没见过面。”
邓小平的“第三起”，是1977年7月的事了。此时，距粉碎“四人帮”已过去了9个月。毛毛在书中写到:“这个复出，是民望所归的复出，是对中国的前途命运至关重要的复出，是一个光辉的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