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29日，在卡特總統歡迎鄧小平的國宴上，鄧小平說：“如果對政治上東山再起的人設立奧林匹克獎的話，我有資格獲得金牌。”
這不僅是中國政治史上，而且更是世界政治史上不可思議的奇迹，尤其是鄧小平第三次複出時已屆73歲高齡了。
而沒有這“三落三起”，也就肯定沒有後來的那個鄧小平。
“第一落”:挨餓的滋味
鄧小平曾在七裡村附近勞動過一段時間。對這一階段，鄧小平最深刻的記憶可能就是饑餓。
1931年，27歲的鄧小平來到政治陰霾密布的蘇區，擔任瑞金縣委書記。
1931年的瑞金在地理上夾在閩西反“社會民主黨”和吉安抓“AB團”兩大運動之間，屬于肅反擴大化的重災區，鄧小平來工作前，被錯殺的人不計其數。
這不能不使人聯想起，鄧小平二次複出時，所面對的“文革”紛亂局勢。
第一次“撥亂反正”
當年的蘇區老幹部劉家祁對往事記憶清晰:“第一次見到小平同志的時候，我19歲。小平來以前，光縣城對面的一座山上，就有100多個‘社黨’被殺，更多的幹部被關，全縣人心惶惶。”
據他回憶，鄧小平一上任，就立即着手制止肅反擴大化，公開懲辦了在肅反過程中犯有嚴重錯誤的原縣委書記，釋放了300多位被關押的冤屈幹部。
同時，鄧小平還迅速糾正了土改中的“左”傾錯誤。當時,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等土地政策已經在蘇區傳達，但鄧小平強調不能侵犯中農利益，也不要過分打擊富農。
瑞金市黨史辦副主任劉良對此曾作過專門研究，他說，這應當是鄧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較大規模的“撥亂反正”。劉良認為，年輕的鄧小平從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兩方面進行了“撥亂反正”，這和他40多年後的兩次“撥亂反正”有着不可忽視的關聯。
劉家祁老人至今仍記得鄧小平和他們一同蹲在闆凳上吃飯的情景:“小平同志和我們吃的飯菜是一樣的。小平見誰碗裡蕃薯多，就會樂呵呵地去他碗裡夾上一筷子。他還手把手教我瞄準射擊。走在路上，老遠看到我就喊‘小鬼，來來來，你們工作搞得怎麼樣?你槍法有沒有長進?’大家都很喜歡小平同志。”
“左”傾路線的受害者
1932年，政績斐然的鄧小平調任會昌中心縣委書記後，繼續抵制“左”傾錯誤路線。在當時，鄧小平無疑是個另類。
調閱當時蘇區中央局機關報《鬥争》，可以找到小平“第一落”的線索。
2月23日，《鬥争》第三期公開點名批判鄧小平和會昌中心縣委犯了“純粹防禦路線”的錯誤。文章刊發後，迫于博古等人的壓力，由李富春任書記的江西省委将鄧小平調到位于甯都縣七裡村的江西省委，任省委宣傳部長。專家認為，實際上，這是李富春對鄧小平的保護。
“左”傾路線的決策者決定繼續“批鄧”。劉家祁回憶道:“我們聽到小平被批判的消息，都驚詫莫名，同志們很難過，大家說如果不是小平同志，我們都會被肅清。然而，當時我們又都敢怒而不敢言。”
3月，鄧小平被博古、張聞天公開批判;4月15日，《羅明路線在江西》一文刊登在《鬥争》第八期，把“以鄧小平為首的機會主義上司”打成“羅明路線”在江西的主要代表人物;5月5日，在臨時中央和中央局派員主持的江西省委工作總結會議上，通過了《江西省委對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書的決議》，鄧小平被撤職繳槍，給予黨内“最後嚴重警告”處分。
鄧小平被迫寫下的檢讨書如今隻能找到隻言片語，但從發表在《鬥争》上的《試看鄧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評》一文中，可以看到，鄧小平隻承認工作中有錯誤和不足，堅決不承認參與逃跑路線和反黨組織。“不管他們怎樣殘酷鬥争，采取什麼樣的措施，我堅信我執行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确路線，正确的就要堅持。”
“吃不飽，肚子好餓”
批判之後，鄧小平被下放到靠近前線的樂安縣基層“改造”。不到10天，中共中央局認為，“鄧小平不應當放在那個地方，右傾逃跑主義者放到前線去，不是更容易到敵人那邊去?”
等待鄧小平的是更大的苦難，他被安排到甯都縣賴村區石街村“蹲點”，實際隻是做一名普通的鄉幹部。
“文革”期間，鄧小平在下放期間，曾回到這裡。
此後，鄧小平曾在七裡村附近勞動過一段時間。對這一階段，鄧小平最深刻的記憶可能就是饑餓。
當地蘇區幹部危秀英在自述書中寫道:“鄧小平同志被撤職後，在甯都一個鄉裡勞動,他對我說:‘告訴蔡大姐,我在這裡吃不飽飯,肚子好餓。’我回去跟蔡大姐一說，蔡大姐讓我去她抽屜裡看看還有沒有錢。我一共找出二分，李富春也找出二分。蔡大姐讓我上街買二分錢的豬油，其餘錢買大蒜、辣椒。煮了一臉盆幹糧，叫我去找小平同志來。叮囑我們從廚房後門進，我跑回鄉裡，告訴小平。我們一前一後進了廚房，蔡大姐又叫我到後門放哨……”批鬥對象吃不飽的事在當時并不鮮見。
在以後的漫長人生中，鄧小平還多次遭受這樣的“左”傾迫害。也許就不難了解，到了晚年，他為什麼會強調，要警惕右，更主要是防止“左”。而他對饑餓的切身感受，是否也隐伏下了他實行農村改革、倡導包産到戶的思想基礎呢?
鄧小平後來被關押在瑞金紅軍總政治部駐地一間陰暗潮濕的拘留室。然而，在所謂“路線鬥争”的“大是大非”面前，他的妻子金維映卻拿着離婚報告“流着眼淚”到拘留室來找鄧小平簽字。鄧小平為使妻子不受到牽連，毅然地也是痛苦地在離婚報告上簽了字。
“但是,他那個時候受的這個打擊,他從來不講,我覺得他氣量很大的。”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回憶說,“這個人，他還堅持他的看法，一直堅持，最後證明他是對的。”
鄧小平在紅軍總政治部期間境遇有所改觀，他主動要求做一些實際工作，主持編印《紅星報》。
在瑞金城西的沙洲壩，可以找到當年紅軍總政治部的舊址。走上田埂，遠遠就能看見兩棟白房子伫立于水田之上。大的那棟就是總政舊址，小的那棟是共産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在瑞金的住所，人稱“獨立房子”。兩所房子相去不過百米。
鄧小平卧室兼《紅星報》編輯部就在白房子的右手第二間。房内一床一幾一凳，就是在這裡，陷入人生低谷的小平親自撰文、親手刻寫《紅星報》，平均5天出一期，共編寫了70多期，即使在一年後的長征途中，也沒有停刊，直至遵義會議前，鄧小平才調離《紅星報》，被任命為中央秘書長，完成平生“第一起”。
“第一落”造就的“第二起”
“文革”中，鄧小平第二次被打倒，被遣送到江西南昌以北的建立縣拖拉機修配廠勞動。
1972年8月,毛澤東批示,說到鄧小平同志“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鄧小平并不會想到，曆史會在40年後給予他補償。他的“第一落”，毛澤東整整記了40年。
1972年12月，在赴京出山之前執意要重到贛南“看一看”的鄧小平顯然意識到了曆史的關聯，在參觀當時毛澤東在會昌的故居時，鄧小平深有感慨地說:“毛主席當年也是受排擠的!”
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後來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認為，鄧小平之是以在第二次倒台後受到毛澤東的起用，除了毛認為鄧“人才難得”等因素以外，“30年代的‘鄧、毛、謝、古’事件的确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第二落”：老鄧做鉗工
“‘這裡有沒有紅衛兵?’他進廠四處看了看之後講的第一句話就是這個。”當年接鄧小平到江西建立縣拖拉機修配廠的陶端回憶說。
當時，這家縣辦工廠搞軍事建制，陶端是個排長，相當于現在的工廠中的房間主任，管理着40多人。
“我對他講，我們工廠中的房間以老勞工為主導，沒有紅衛兵。今後你在我這個工廠中的房間工作放心，勞工都是很有紀律的。”
“他點點頭:‘好，好。’”現年67歲的陶端說。
叫他“老鄧”
1966年，“文化大革命”要求打倒“黨内一小撮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國家主席劉少奇最後被迫害緻死，而鄧小平被解除職務後，于1969年10月下放到建立拖配廠勞動。
那一次，是陶端頭一回見到鄧小平，“雖然以前沒見過，但名字都曉得，是個大官啊，中央首長”。此後的3年5個月，陶排長和他“天天在一起勞動”。
“在當時那種政治環境下,他來我們這個廠，我們思想上也很緊張。”他回憶說。
當時的廠上司羅朋曾是鄧小平在太行山帶兵打仗時的一名部下。老首長要來了，這位黨總支書記、革委會主任認為“應該給他一個平靜的環境”，于是将廠裡“打倒劉鄧”等“會刺激鄧小平”的智語大字報全部清洗掉。
陶排長說:“如果沒有他(羅朋),我們很多事情都拿不準,包括怎麼稱呼鄧小平。”
最後，羅朋對勞工們說，就叫“老鄧”，也沒什麼壞意。
當鉗工幹起老本行
安排老鄧做什麼還頗費了一番周折。陶排長一開始讓這位65歲的“中央首長”用油清洗零件，這也是工廠中的房間裡最輕的活兒。但他很快發現，鄧小平做這件需要蹲着做的工作時間一長，起都起不來。
調換幾次後，鄧小平終于有了固定的工作:鉗工。這正是鄧小平年輕時在法國雷諾汽車廠學會的手藝。
陶排長給了鄧小平一副工作手套，另外放了一把椅子在他身邊，好讓站着做工的他休息的時候坐一坐。
勞工們原以為像鄧小平這樣的人物來廠裡勞動隻是一個形式，未料他“勞動就是真的勞動”，按時來，到時走，其間很少休息，大熱天也不喝一口水，天冷天熱出一身汗。鄧小平對勸自己休息的陶排長說:“不用休息，出點汗舒服。”
鄧小平在工廠中的房間勞動時不抽煙不喝水，甚至讓陶排長誤以為他根本不抽煙，直到有一次跟卓琳聊天，才得知鄧小平不僅抽煙還喝酒，當時喝的是米酒。
鄧小平工作的認真勁兒讓工友們“想不到”:不管刮風、下雨、飄雪花，鄧小平始終堅持每天到工廠做工;本來他從事的工序是有一個公差範圍的，但他卻十分認真，做的工“都不要檢的”(即免檢)。
建立縣拖配廠當時年産25部拖拉機，每部車的4個輪胎各需要6個螺絲。用一把鋼鋸和一把锉刀，每天上半天班的鄧小平幾乎獨立完成了全廠的生産量。
“感覺他的胸懷不是一般的”
雖然是被下放，但鄧小平的心情在陶端看來是好的，“他每天來上班，一進門就說‘同志們好’，走的時候都要對大家說‘明天見’。”
鄧小平話不多，也不主動跟人講話。陶端等人就有意找話題跟他聊，“老不講話也不好”。
一次，工廠中的房間一位浙江小夥子有意問鄧小平:你在北京當什麼官啊?陶端記得，鄧小平嚴肅認真地說:“當大官。”
當年的副排長塗宗禮就沒這樣跟鄧小平“開玩笑”了。他曾私下問鄧小平中蘇戰争打不打得起來，鄧告訴他“打不起來”。他又問西哈努克為什麼長期在中國，鄧解釋，這說明中國人民是愛好和平的,真心實意支援高棉人民。
在那3年多時間裡,陶端從未聽鄧小平提起“文化大革命”,也從未見過鄧小平像其他一些下放老幹部那樣發脾氣、發牢騷。
“感覺他的胸懷不是一般的。”陶端說。
因為在工廠中的房間是鄧小平的上司,陶端跟他的交流比較多,還要關心他的生活,問他每月口糧定量多少。鄧小平說:每月26斤米。問:夠吃嗎?鄧小平:吃蔬菜多一點,26斤米就夠了。
鄧小平曾對陶端講，自己剛到建立縣拖配廠時，白天晚上都要吃安眠藥，過了一段時間白天可以不吃了，再過了一段時間，晚上也可以不吃了。
1971年11月5日上午,在拖配廠的職工食堂裡,鄧小平聆聽了影響他政治命運的一次中央檔案傳達。這個食堂現已更名為“小平會場”。
陶端回憶說,鄧小平聽傳達時,一本正經地坐着,“兩個小時都不動一下”，也沒有左顧右盼。
1973年2月，鄧小平攜妻将雛，祖孫近十口人，悄聲離開建立縣。他們要傳回北京。臨行前，他讓卓琳帶着孩子到廠裡向大家緻謝。陶端等十幾名勞工聞訊趕去送行，鄧小平從一個小紙箱中拿出雲南麻糖招待大家。
“發展生産才能解決你們的問題”
勞工們回憶說，鄧小平話雖不多，但人很随和，在跟大家談到當時建立縣的疫病血吸蟲病時，他說要重視，加強糞便管理，但也不要緊張。
在江西勞動期間,已癱瘓的鄧樸方也來到了父母身邊。有一天,鄧小平問陶端,鄧樸方在家中沒有事做,有沒有無線電修理之類的活讓他做一做?陶端說,廠裡沒人有收音機啊。鄧小平說,實在沒有就算了。
陶端有4個孩子，當時的月工資是38元，生活的艱難可想而知。鄧小平說:你們這裡勞工的生活情況我是知道的。想解決你們的問題，不是一句話兩句話能解決的，也不是哪個上司就能解決的，非要把生産搞上去，你們的問題才能解決。
勞工們說，現在想來，這或許就是他在基層時對“解放生産力”、“發展是硬道理”的切身感受吧?
工廠後院外面那條現已廣為人知的“小平小道”，是當年陶端和工廠中的房間的40多名勞工以及廠上司花了一天時間修整出來的。這條田埂小路讓鄧小平步行上下班的時間由原來的40多分鐘減少到20多分鐘。
“第三落”:見證曆史的院子
在北京東城區寬街路口西北角有一個門牌為“地安門東大街43号”的四合院,從灰牆灰瓦的外觀看,和鄰近的其他居民大院沒多大差別,但是稍加留意,隻要看看那寬闊高大的門樓、門口那一左一右兩個精雕細刻的石墩和暗示着地位身份的5層台階，以及兩扇緊閉的朱紅大門，就不難想象在這曆經滄桑的大門裡一定也掩藏着許多故事。
鄧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時,就住在這裡。
軟禁生活
1976年1月，周恩來去世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愈演愈烈。
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寫到:“身體已經極度衰弱的毛澤東，作了以下訓示:‘據此開除鄧的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但毛澤東仍然訓示不能讓人沖擊鄧小平。汪東興于是安排把鄧小平從寬街的家中轉移到東交民巷。
4月7日，中央警衛局的人來接鄧小平。毛毛寫到:“我們全家老老少少近十口人，年輕的扶着老的、大人抱着孩子，一起給父親送行。鄧楠靈機一動，在最後的一刻，想起往父親的中山服口袋裡放進了一副撲克牌……淚水湧上了我們的眼睛。也許，這就是與父親的永訣啊!”
鄧小平被轉移到了東交民巷17号，實際上被禁锢了起來。
相依為命的日子
鄧小平住過的17号院由灰色的高大磚牆圍繞着，牆頂由屋脊狀灰瓦覆寫，灰色的門樓坐北朝南，是非常簡樸的三間結構。墨綠色的鐵門上有着方形的望口，透過不時打開的西邊小門，可以看到一條筆直的甬道通向盡頭，甬道的西側散落的幾棟别墅式的小灰樓，被院内濃密的法國梧桐掩映着。
附近的居民較少，隻有21号院是北京市委的宿舍大院。正是在這裡，鄧小平與卓琳相依為命。一開始，他們自己打掃衛生和洗衣做飯，後來，警衛找來了原來的廚師，幫助做午晚兩餐。寂寞之中，二老思念孩子們。
不久,卓琳因病住院了,剩下了鄧小平一個人。實在沒事可做，他就拿出撲克牌，一個人在桌子上擺牌開牌。這副全新的撲克牌，到了最後，已被用得牌角都磨白了。
直到7月19日，鄧小平才被允許搬回寬街的住宅，與家人團聚。
但軟禁仍沒有解除。閑得無聊時,鄧小平想找點體力活幹,便找了一把大剪刀去剪院子裡的雜草。毛毛回憶到,71歲的鄧小平,穿着一件破了好幾個洞的老頭衫，在毒毒的日頭下，一剪刀一剪刀地認真剪草，汗水從額頭上流下來，濕透了衣衫。
唐山地震時，全家人搬到屋外，在種絲瓜的竹竿架子上搭了幾塊塑膠布，做成“防震棚”，鄧小平和小孫子就坐在下面。
讓時間牢記一切
毛毛對這個陪伴父親政治生命起伏的院子作了深情的描述:“院子四四方方，卻空空蕩蕩，連棵草都沒有，一刮風，就滿院子塵土飛揚。父親最愛種樹種花種草……剛來的時候，院子裡面光秃秃的，而現在，滿院都是青草綠樹和鮮花。兩年前我們種下的月季花現在開得正盛，花繁葉茂，五彩缤紛。”
鄧小平在附近老百姓的眼中還是神秘的,雖然近為他的鄰居,也鮮有人見過他。一位姓張的老奶奶說:“我在這兒住了幾十年,雖然知道鄧小平是我們的鄰居,也曾無數次見過他車進車出,但從沒見過面。”
鄧小平的“第三起”，是1977年7月的事了。此時，距粉碎“四人幫”已過去了9個月。毛毛在書中寫到:“這個複出，是民望所歸的複出，是對中國的前途命運至關重要的複出，是一個光輝的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