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钱钟书觉得林徽因私生活“不干净”，写文讽刺：“在一切有名的太太里，她请客的次数最多，他的丈夫最驯良，最不碍事……丈夫一人侍候她还嫌不够。”
钱家和林家同住清华园，两家是邻居。
钱钟书养了一只小猫，名叫花花儿，特别宝贝。
花花儿长得瘦瘦小小，经常被林徽因家的猫欺负。
爱猫心切的钱钟书，特地准备了一根长竹竿，倚在门口。
每每听到猫的惨叫，他就会操起竹竿，冲出屋外帮自己的猫打架！
杨绛怕伤了两家和气，便劝丈夫说：
“打猫要看主妇面！”
毕竟，那也是林徽因的宝贝猫，被她称为一家人的“爱的焦点”。
可是，钱钟书毫不退让，执意为猫报仇。
不仅如此，他干脆写了小说《猫》，以李太太来影射林徽因。
钱钟书笔下的李太太，是个爱办沙龙，爱“操纵”朋友、“掌握”朋友的交际花。
“在一切有名的太太里，她长相最好看，她为人最风流豪爽，她客厅的陈设最讲究，她请客的次数最多，请客的菜和茶点最精致丰富，她的交游最广。并且，她的丈夫最驯良，最不碍事。”
“她不但不服从丈夫，并且丈夫一个人来侍候她还嫌不够。 ”
“李太太并不是卖弄才情的女人，只爱操纵这许多朋友，好象变戏法的人，有本领或抛或接，两手同时分顾到七八个在空中的碟子。
颐谷私下奇怪，何以来的人都是近四十岁、久已成名的人？
他不了解这些有身家名望的中年人到李太太家来，是他们现在惟一经济保险的浪漫关系，不会出乱子，不会闹笑话，不要花钱，而获得精神上的休假，有了逃避家庭的俱乐部。”
众所周知，林徽因热衷于文化沙龙活动，她有许多陪伴一生的朋友，都是她沙龙中的座上宾。
林徽因家的客厅，被称为“太太的客厅”。
可是，太太的客厅从来没有钱钟书的影子。
钱钟书对此充满了不屑，觉得出席沙龙活动的人实在是太无聊了。
他分析了这群无聊的中年人的心理，得出一个结论：
“一群空虚苦闷的人，找一个虚妄的出口罢了。”
而且，钱钟书在《猫》里讽刺的人，大多可以对号入座：
齐颐谷仿佛指的是萧乾；
李建侯、爱默二人仿佛指的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爱慕女主人的诗人貌似影射的是徐志摩；
政论家马用中仿佛指的是罗隆基；
袁友春可能影射的是林语堂；
陆伯麟可能影射的是周作人；
科学家郑须溪似指周培源；
学术机关主任赵玉山大约是赵元任或胡适；
作家曹世昌似指沈从文；
文艺批评家傅聚卿貌似是朱光潜；
画家陈侠君仿佛是指常书鸿；
郑须溪可能影射的是金岳霖或梁宗岱。
一篇小说，几乎把当时名人都一网打尽了！
那么，钱钟书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方面，可能是看不惯林徽因的行事风格。
林徽因喜欢沙龙聚会，热闹高调；
钱钟书喜欢深居简出、冷静自守。
他不愿意拜访别人，也不愿意别人来打扰他。
这不，他说过一句话：
“不愿花不明不白的钱，不愿见不三不四的人，不愿听不痛不痒的话。”
另一方面，年轻的钱钟书又狂又傲，谁都不放在眼中。
1933年，钱钟书从清华大学毕业。
校长问他：
“学校准备保送你读研，你愿不愿意啊？”
钱钟书来了一句：
“整个清华，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没人有资格当我的导师！”
不仅如此，他还瞧不上同时期的文学家、学者——
对张爱玲，他认为她大节有亏；
对沈从文，他在小说中讥讽“非正途出身”；
对鲁迅，他说大先生只适合写短篇小说，《阿Q正传》便显得太长了，应加以修剪才好；
对王国维，他说“一向不喜欢此人著作”，又说王的诗词“笔弱词靡”；
对林语堂，他说：“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
对陈寅恪，他说，“不必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更不该花费那么多精力来讨论杨贵妃入宫时是否是处 女。”
他谁都敢调侃，写个小说调侃一番林徽因和她的仰慕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后来的钱钟书，渐渐磨平了他性格中的尖锐与狂妄，变得内敛起来。
他说：
“一个人到了20岁还不狂，这个人是没志气的；到了30岁还狂，则是没头脑的！”
只是，钱钟书的小说《猫》，或多或少都对林徽因造成了隐形的伤害。
不过，林徽因从来没有评议或提及过《猫》。
对虚妄的流言一笑置之，也是一种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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