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西莫格、鲁罗宾逊
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Acemoglu），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曾任教于伦敦政经学院。
2005年获颁克拉克奖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这个奖专为四十岁以下对经济学思想与知识有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而设，是仅次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荣耀，也是未来最热门的诺贝尔奖人选。
2016年再获BBVA基金会前沿知识奖（BBVA Frontiers of Knowledge Award），表彰他在经济、财务金融与管理学上的杰出贡献。
艾塞默鲁是全球经济学文献引用次数最多的前十名经济学者，他的论文产量惊人，是经济学界最猛悍的新秀。
詹姆斯·A. 罗宾逊（James A.Robinson）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既是政治学家也是经济学家。
他是世界知名的非洲与拉丁美洲专家，目前在玻利维亚、刚果、狮子山共和国、海地与哥伦比亚各国皆主持研究计划，每年夏季会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安地斯大学授课。
本书要探讨自由、探讨人类社会争取自由成败得失的历程和原因，也要检讨随之而来的后果，尤其是对繁荣造成的影响。我们遵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所定义的自由，他主张：
如果人可以十分自在、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行动、处分自己的财产和人员······不必请准或仰人鼻息，就是拥有自由。
这样的自由是所有人类的基本渴望，洛克强调：
任何人都不应该伤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
但显然自由在历史上很罕见，今天也一样。每年中东、非洲、亚洲和中美洲都有数百万人出生入死、逃离家园，不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所得，或更好的生活，而是为了设法保护自己和家人，免于暴力与恐惧。
哲学家提过的自由定义很多，但洛克承认，最基本水平的自由，起码必须是人民能够免于暴力、恐吓和其他贬损行为之害，人民必须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能够在不受不合理惩罚或严厉社会制裁的威胁下，过着自己选择的生活。
《自由的窄廊》（刘道捷 译，卫城出版社）
一
一九八九年，法兰西斯·福山预测“历史的终结”，所有国家会趋向美国式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形成他所谓的“经济与政治自由主义趋于一致”。仅仅五年后，罗伯·柯普兰（Robert Kaplan）就在论著《无政府状态山雨欲来》（Coming Anarchy）中，描绘出截然不同的未来景象。
二○一八年，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文章“为什么科技对暴政有利”（Why Technology Favors Tyranny）中预测未来时，认定人工智能的进步，预示“数位独断政权”会兴起，政府会拥有监视和控制能力，甚至会主导我们的互动、通讯和思考。
因此，历史仍然可能结束，只是结束的方式和福山所想象的大不相同。但究竟会怎么样结束呢？是福山预见的民主制度赢得胜利，还是无政府状态或数位独断政权获胜？有的国家机器加强控制网际网络、媒体和人民生活，可能显示我们正朝数位独断统治的方向前进；同时，中东和非洲最近的历史提醒我们，无政府状态的前景并非遥不可及。
但是，我们需要一个有系统的方法来思考这一切。
我会在本书里，主张如果自由要勃然兴起，国家和社会都必须很强大。强大的国家才能控制暴力、执行法律和提供攸关人民生活的公共服务，以便赋予人民力量，做出希望追求的抉择。强大的国家需要强大、流动的社会来控制和约束。
在专断国家打造的恐惧和镇压，以及暴力横行、无法无天状态这两种情势倾轧下，出现了一条通往自由的狭窄通道。社会与国家就是在这条走廊上，彼此制衡。这种制衡并不是靠某个革命时刻成就，而是两者之间日复一日地持续斗争。这种斗争会带来好处，国家和社会在这条走廊上，不仅互相竞争，也相互合作，这种合作会提高国家供应社会所需的能力，也会壮大监督这种能力的社会动员力量。
二
为什么是一条走廊，而非一扇大门呢？因为达成自由是一种过程：你必须走过廊道上的漫漫长路，才能制服暴力、制定和执行法律，国家机器才能开始为公民提供服务。这种是国家及其菁英必须学习的过程，学会跟社会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和平共存，社会的不同部门必须学会互相合作、无视彼此之间的歧异。
这条走廊会显得狭窄，是因为这绝非易事，你要怎么抑制拥有庞大官僚体系、强大军队和可以自由决定法律内容的国家机器？当人民要求国家在复杂的世界上承担更多责任之际，你怎么能够确保国家机器会维持接受控制的驯服态势？你要怎么在差异和分歧撕裂社会之际，保持社会一起合作，而不自相对立？你要怎么防止这一切变成零和竞争？这一切一点都不容易，难怪这条走廊会显得相当狭窄，难怪不论社会踏进或离开这条通道，都会引发深远的影响。
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你无法策画的。当国家及其菁英太强大有力，社会却温驯服从的时候，为什么治理阶层要把权利和自由赐予人民？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你相信他们会信守诺言吗？
我们可以从吉尔迦美什时代到今天的妇女解放历史中，看出自由的起源。社会怎么从这首史诗所说“每个女孩的处女膜……都属于他”的状况，进步到拥有女权呢？（噢，无论如何，有些地方确实享有女权。）女权有可能由男性施舍吗？例如，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在二○一五年，由大公国副总统兼总理、也是杜拜统治者的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设立性别平衡委员会，每年都以“最支持性别平衡的政府实体”“最支持性别平衡的联邦当局”和“最佳性别平衡行动计划”等名目颁发性别平衡奖。二○一八年，穆罕默德颁发的奖项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全都颁给男性！大公国这种解决之道的问题是，这种做法是由穆罕默德策动，强加在社会上，没有社会的参与。
相形之下，英国女权运动的历史就比较成功，英国的女权不是由别人施舍，而是争取来的。当时的妇女推动“妇女参政”的社会运动，倡议团体是从一九○三年成立、只限女性参加的英国妇女社会政治联盟中分出来的，成立宗旨是争取妇女选举权。她们没有等待男性颁给她们“最佳性别平衡行动计划”奖，而是动员起来，从事直接行动，发挥公民不服从精神，炸毁当时担任财政大臣、后来出任首相的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的避暑别墅，还把自己用锁链绑在英国国会外面的栏杆上。她们拒绝纳税，又在被判决入狱后，发动绝食抗议，遭到狱方强迫喂食。
艾蜜莉·大卫森（Emily Davison）是妇女参政运动的重要成员。一九一三年六月四日，她在著名的叶森赛马场中，闯进赛道，跑到英国国王乔治五世所拥有的赛马安默（Anmer）前方。根据若干报导，她手持紫、白、绿三色争取选举权的旗子，被安默撞倒，如书中所附相片所示，并被摔倒的马儿给压在身上。四天后，她因为伤重不治身亡；五年后，妇女可以在英国国会议员选举中投票。英国女性不是靠（男性）领袖宽宏大量的施舍，才得到权利，得到权利是她们发挥组织和争权力量的结果。
妇女解放运动的故事并非独一无二的特例。自由与否，几乎总是取决于社会的动员力量，以及社会和国家及其菁英达成权力均衡的能力。
三
自由和国家的终极能力，不仅取决于信任和合作，也取决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权力均衡。如果国家和菁英变得太强大，最后就会形成「专制巨灵」的国家；如果国家和菁英落在后面，结果就会变成「巨灵并不存在」的国家。因此，我们需要国家和社会同时并进，彼此都得不到优势。这种情形就象是路易斯·卡洛尔（Lewis Carroll）在《爱丽丝镜中奇遇》（Alice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中描述的红皇后效应。在这本小说中，爱丽丝遇见红心皇后后，两人一起赛跑。「爱丽丝事后回想时，根本不大记得她们是怎么开始比赛的」，但是她注意到，即使她们似乎都拚命地跑，「她们四周的树木和其他东西，似乎根本都没有改变过位置；不管她们跑得多快，她们似乎从来没有超越过任何东西」。最后，红皇后叫暂停。
爱丽丝十分惊讶地看着四周，说：「为什么我真的觉得我们一直都在这棵树下！一切都跟原来一模一样！」
「当然是这样啦，」红皇后说：「你们会怎么说呢？」
「噢，在我们的国家里，」爱丽丝气喘吁吁地说：「如果你像我们刚才那样，跑得很快、很久的话，你通常会看到别的东西。」
「像有点慢吞吞的国家！」皇后说。「噢，在这里的话，你拚命快跑，目的是为留在原地。」
「红皇后效应」（Red Queen Effect）是指你为了维持原有的地位，而必须不断地向前跑；就像国家和社会跑得很快，目的是为了两者之间的平衡。在卡洛尔的小说中，所有的奔跑全都是白费功夫，但在社会和国家巨灵的斗争中并非如此。如果社会松懈下来，跑得不够快，不能跟国家的成长并驾齐驱，受制约的国家可能会快速变成专制国家。我们需要社会的竞争，以便保持国家巨灵受到约束。国家愈强大、愈能干，社会就必须变得愈强大、愈警觉。我们也需要国家巨灵继续奔跑，在面对艰难的新挑战时，壮大自己的能力，同时维持自主性，因为这样不但攸关解决争端和公正无私地执法，也攸关打破规范的牢笼。这一切听来都相当杂乱无章（所有这一切奔跑！），我们会发现，情形经常就是这样：虽然杂乱无章，我们却必须依赖红皇后效应，促进人类的进步和自由。但是，红皇后本人会在社会与国家的权力均衡中，在其中一方忽而超前、忽而落后之际，制造很多的波动起伏。
梭伦设法激发红皇后效应的方式，说明了这些范围比较广大的问题，他的改革不但为民众的政治参与，奠定了制度化的基础，也协助放宽直接限制自由，又在自由窄廊上防止必要政治参与的规范牢笼。
雅典人的牢笼不像其他很多社会的牢笼──例如本章即将谈到的蒂夫族（Tiv）社会牢笼那么令人窒息，却仍然沉重到足以阻挡红皇后的去路。梭伦藉着打破牢笼的这个部分，开启了社会的根本变化，也建立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政治形态，能够支持受到制约的新兴国家巨灵发展。
四
我们在本书后面会发现，所有与红皇后赛跑的过程都充满了危险；但是，这种效应发挥作用时，却会为雅典人和美国人所享有的那种自由，创造出条件。但话说回来，为什么很多社会还是处在巨灵并不存在国家的状况中？为什么他们不试着创造中央权威，再加以约束？为什么不让红皇后效应释放出来？
社会学家通常会把无法建立中央权威这件事，跟缺少值得建立国家机器的若干重要条件，如相当高的人口密度、已经成形的农业或贸易等条件，串在一起。也有人认为，有些社会缺少必要的建国知识，根据这种看法，建立国家机构主要是一种「工程」问题，要引进正确的知识技能和制度性蓝图。虽然这些因素在某些情况下，都发挥了影响，另一个因素却经常要加重要：这个因素就是避免国家巨灵狰狞面目的意愿。如果你害怕国家巨灵，你就会阻止别人积聚权力，建立推动国家机器所需的社会与政治阶级。
本文选编自《自由的窄廊》（刘道捷 译，卫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