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西莫格、魯羅賓遜
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Acemoglu），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曾任教于倫敦政經學院。
2005年獲頒克拉克獎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這個獎專為四十歲以下對經濟學思想與知識有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而設，是僅次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榮耀，也是未來最熱門的諾貝爾獎人選。
2016年再獲BBVA基金會前沿知識獎（BBVA Frontiers of Knowledge Award），表彰他在經濟、财務金融與管理學上的傑出貢獻。
艾塞默魯是全球經濟學文獻引用次數最多的前十名經濟學者，他的論文産量驚人，是經濟學界最猛悍的新秀。
詹姆斯·A. 羅賓遜（James A.Robinson）芝加哥大學哈裡斯公共政策學院教授，既是政治學家也是經濟學家。
他是世界知名的非洲與拉丁美洲專家，目前在玻利維亞、剛果、獅子山共和國、海地與哥倫比亞各國皆主持研究計劃，每年夏季會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的安地斯大學授課。
本書要探讨自由、探讨人類社會争取自由成敗得失的曆程和原因，也要檢讨随之而來的後果，尤其是對繁榮造成的影響。我們遵循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所定義的自由，他主張：
如果人可以十分自在、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行動、處分自己的财産和人員······不必請準或仰人鼻息，就是擁有自由。
這樣的自由是所有人類的基本渴望，洛克強調：
任何人都不應該傷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産。
但顯然自由在曆史上很罕見，今天也一樣。每年中東、非洲、亞洲和中美洲都有數百萬人出生入死、逃離家園，不是為了追求更高的所得，或更好的生活，而是為了設法保護自己和家人，免于暴力與恐懼。
哲學家提過的自由定義很多，但洛克承認，最基本水準的自由，起碼必須是人民能夠免于暴力、恐吓和其他貶損行為之害，人民必須能夠自由選擇自己的生活，能夠在不受不合理懲罰或嚴厲社會制裁的威脅下，過着自己選擇的生活。
《自由的窄廊》（劉道捷 譯，衛城出版社）
一
一九八九年，法蘭西斯·福山預測“曆史的終結”，所有國家會趨向美國式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形成他所謂的“經濟與政治自由主義趨于一緻”。僅僅五年後，羅伯·柯普蘭（Robert Kaplan）就在論著《無政府狀态山雨欲來》（Coming Anarchy）中，描繪出截然不同的未來景象。
二○一八年，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文章“為什麼科技對暴政有利”（Why Technology Favors Tyranny）中預測未來時，認定人工智能的進步，預示“數位獨斷政權”會興起，政府會擁有監視和控制能力，甚至會主導我們的互動、通訊和思考。
是以，曆史仍然可能結束，隻是結束的方式和福山所想象的大不相同。但究竟會怎麼樣結束呢？是福山預見的民主制度赢得勝利，還是無政府狀态或數位獨斷政權獲勝？有的國家機器加強控制網際網絡、媒體和人民生活，可能顯示我們正朝數位獨斷統治的方向前進；同時，中東和非洲最近的曆史提醒我們，無政府狀态的前景并非遙不可及。
但是，我們需要一個有系統的方法來思考這一切。
我會在本書裡，主張如果自由要勃然興起，國家和社會都必須很強大。強大的國家才能控制暴力、執行法律和提供攸關人民生活的公共服務，以便賦予人民力量，做出希望追求的抉擇。強大的國家需要強大、流動的社會來控制和限制。
在專斷國家打造的恐懼和鎮壓，以及暴力橫行、無法無天狀态這兩種情勢傾軋下，出現了一條通往自由的狹窄通道。社會與國家就是在這條走廊上，彼此制衡。這種制衡并不是靠某個革命時刻成就，而是兩者之間日複一日地持續鬥争。這種鬥争會帶來好處，國家和社會在這條走廊上，不僅互相競争，也互相合作，這種合作會提高國家供應社會所需的能力，也會壯大監督這種能力的社會動員力量。
二
為什麼是一條走廊，而非一扇大門呢？因為達成自由是一種過程：你必須走過廊道上的漫漫長路，才能制服暴力、制定和執行法律，國家機器才能開始為公民提供服務。這種是國家及其菁英必須學習的過程，學會跟社會施加在他們身上的枷鎖和平共存，社會的不同部門必須學會互相合作、無視彼此之間的歧異。
這條走廊會顯得狹窄，是因為這絕非易事，你要怎麼抑制擁有龐大官僚體系、強大軍隊和可以自由決定法律内容的國家機器？當人民要求國家在複雜的世界上承擔更多責任之際，你怎麼能夠確定國家機器會維持接受控制的馴服态勢？你要怎麼在差異和分歧撕裂社會之際，保持社會一起合作，而不自相對立？你要怎麼防止這一切變成零和競争？這一切一點都不容易，難怪這條走廊會顯得相當狹窄，難怪不論社會踏進或離開這條通道，都會引發深遠的影響。
所有這些事情都是你無法策畫的。當國家及其菁英太強大有力，社會卻溫馴服從的時候，為什麼治理階層要把權利和自由賜予人民？如果他們真的這樣做，你相信他們會信守諾言嗎？
我們可以從吉爾迦美什時代到今天的婦女解放曆史中，看出自由的起源。社會怎麼從這首史詩所說“每個女孩的處女膜……都屬于他”的狀況，進步到擁有女權呢？（噢，無論如何，有些地方确實享有女權。）女權有可能由男性施舍嗎？例如，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在二○一五年，由大公國副總統兼總理、也是杜拜統治者的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設立性别平衡委員會，每年都以“最支援性别平衡的政府實體”“最支援性别平衡的聯邦當局”和“最佳性别平衡行動計劃”等名目頒發性别平衡獎。二○一八年，穆罕默德頒發的獎項有一個共同的地方，就是全都頒給男性！大公國這種解決之道的問題是，這種做法是由穆罕默德策動，強加在社會上，沒有社會的參與。
相形之下，英國女權運動的曆史就比較成功，英國的女權不是由别人施舍，而是争取來的。當時的婦女推動“婦女參政”的社會運動，倡議團體是從一九○三年成立、隻限女性參加的英國婦女社會政治聯盟中分出來的，成立宗旨是争取婦女選舉權。她們沒有等待男性頒給她們“最佳性别平衡行動計劃”獎，而是動員起來，從事直接行動，發揮公民不服從精神，炸毀當時擔任财政大臣、後來出任首相的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的避暑别墅，還把自己用鎖鍊綁在英國國會外面的欄杆上。她們拒絕納稅，又在被判決入獄後，發動絕食抗議，遭到獄方強迫喂食。
艾蜜莉·大衛森（Emily Davison）是婦女參政運動的重要成員。一九一三年六月四日，她在著名的葉森賽馬場中，闖進賽道，跑到英國國王喬治五世所擁有的賽馬安默（Anmer）前方。根據若幹報導，她手持紫、白、綠三色争取選舉權的旗子，被安默撞倒，如書中所附相片所示，并被摔倒的馬兒給壓在身上。四天後，她因為傷重不治身亡；五年後，婦女可以在英國國會議員選舉中投票。英國女性不是靠（男性）領袖寬宏大量的施舍，才得到權利，得到權利是她們發揮組織和争權力量的結果。
婦女解放運動的故事并非獨一無二的特例。自由與否，幾乎總是取決于社會的動員力量，以及社會和國家及其菁英達成權力均衡的能力。
三
自由和國家的終極能力，不僅取決于信任和合作，也取決于國家和社會之間的權力均衡。如果國家和菁英變得太強大，最後就會形成「專制巨靈」的國家；如果國家和菁英落在後面，結果就會變成「巨靈并不存在」的國家。是以，我們需要國家和社會同時并進，彼此都得不到優勢。這種情形就象是路易斯·卡洛爾（Lewis Carroll）在《愛麗絲鏡中奇遇》（Alice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中描述的紅皇後效應。在這本小說中，愛麗絲遇見紅心皇後後，兩人一起賽跑。「愛麗絲事後回想時，根本不大記得她們是怎麼開始比賽的」，但是她注意到，即使她們似乎都拚命地跑，「她們四周的樹木和其他東西，似乎根本都沒有改變過位置；不管她們跑得多快，她們似乎從來沒有超越過任何東西」。最後，紅皇後叫暫停。
愛麗絲十分驚訝地看着四周，說：「為什麼我真的覺得我們一直都在這棵樹下！一切都跟原來一模一樣！」
「當然是這樣啦，」紅皇後說：「你們會怎麼說呢？」
「噢，在我們的國家裡，」愛麗絲氣喘籲籲地說：「如果你像我們剛才那樣，跑得很快、很久的話，你通常會看到别的東西。」
「像有點慢吞吞的國家！」皇後說。「噢，在這裡的話，你拚命快跑，目的是為留在原地。」
「紅皇後效應」（Red Queen Effect）是指你為了維持原有的地位，而必須不斷地向前跑；就像國家和社會跑得很快，目的是為了兩者之間的平衡。在卡洛爾的小說中，所有的奔跑全都是白費功夫，但在社會和國家巨靈的鬥争中并非如此。如果社會松懈下來，跑得不夠快，不能跟國家的成長并駕齊驅，受制約的國家可能會快速變成專制國家。我們需要社會的競争，以便保持國家巨靈受到限制。國家愈強大、愈能幹，社會就必須變得愈強大、愈警覺。我們也需要國家巨靈繼續奔跑，在面對艱難的新挑戰時，壯大自己的能力，同時維持自主性，因為這樣不但攸關解決争端和公正無私地執法，也攸關打破規範的牢籠。這一切聽來都相當雜亂無章（所有這一切奔跑！），我們會發現，情形經常就是這樣：雖然雜亂無章，我們卻必須依賴紅皇後效應，促進人類的進步和自由。但是，紅皇後本人會在社會與國家的權力均衡中，在其中一方忽而超前、忽而落後之際，制造很多的波動起伏。
梭倫設法激發紅皇後效應的方式，說明了這些範圍比較廣大的問題，他的改革不但為群眾的政治參與，奠定了制度化的基礎，也協助放寬直接限制自由，又在自由窄廊上防止必要政治參與的規範牢籠。
雅典人的牢籠不像其他很多社會的牢籠──例如本章即将談到的蒂夫族（Tiv）社會牢籠那麼令人窒息，卻仍然沉重到足以阻擋紅皇後的去路。梭倫藉着打破牢籠的這個部分，開啟了社會的根本變化，也建立了一種與衆不同的政治形态，能夠支援受到制約的新興國家巨靈發展。
四
我們在本書後面會發現，所有與紅皇後賽跑的過程都充滿了危險；但是，這種效應發揮作用時，卻會為雅典人和美國人所享有的那種自由，創造出條件。但話說回來，為什麼很多社會還是處在巨靈并不存在國家的狀況中？為什麼他們不試着創造中央權威，再加以限制？為什麼不讓紅皇後效應釋放出來？
社會學家通常會把無法建立中央權威這件事，跟缺少值得建立國家機器的若幹重要條件，如相當高的人口密度、已經成形的農業或貿易等條件，串在一起。也有人認為，有些社會缺少必要的建國知識，根據這種看法，建立國家機構主要是一種「工程」問題，要引進正确的知識技能和制度性藍圖。雖然這些因素在某些情況下，都發揮了影響，另一個因素卻經常要加重要：這個因素就是避免國家巨靈猙獰面目的意願。如果你害怕國家巨靈，你就會阻止别人積聚權力，建立推動國家機器所需的社會與政治階級。
本文選編自《自由的窄廊》（劉道捷 譯，衛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