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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艘艘千吨级的货轮迎面而来，随即传来的“轰隆”声，扬起翻滚着的碧波江水。船闸升起的瞬间，货轮坐上了电梯。
也许几十秒钟，也许是几分钟，货轮便再一次乘着碧波，从长江的上游向着下游驶去...时间很短，仿佛是一瞬间。
但凡从这里走过一遭的人，无不发出由衷的惊叹，这里便是中国，这才是真正的世界级工程。
就连那自认为见过大世面的外国人，也情不自禁地伸出大拇指，大声称赞一句：“这不愧是‘基建狂魔’，才有的大手笔”。
这里就是三峡大坝！
如今在世人眼中，看到更多的是三峡大坝的宏伟壮丽，是它一年高于一年的经济利益。
却很少有人还记得，早在1994年三峡大坝修建之初，那9位固持己见，公开拒绝在论证书上签字的顶级专家。
商讨筹建三峡大坝
1980年7月的一天，邓小平刚刚视察完葛洲坝的在建工地。
他从重庆坐上船，一路沿江而下，漂过瞿塘峡、越过巫峡。
客船在百转千回中，又经过了西陵峡。湍急的江水怒吼着，惊涛拍向乱石，掀起一朵朵水花；客船在剧烈的摇摆着，冲破一个又一个的险滩，又平稳的浮在江面上。
望着身后宛若长龙的长江，一个想法悄然浮现在了邓小平的脑海中。
“三峡大坝，是不是该开工了？”
客船刚到武汉，邓小平就将几个地方领导召集在了一起，探讨关于三峡工程的问题。
长江，一条孕育了无数华夏儿女的母亲河。可每当她发起自己的“小脾气”时，裹挟的滔天洪水，也卷走了成千上万条鲜活的生命。
时至今日，一提到1954年的那场大洪水，生活在长江两岸的老人们，依旧是胆战心惊，恍如隔日。
92天连绵不绝的雨水，让整个湖北省成为一片泽国。突如其来的洪水，如千军万马、势不可挡，让荆楚大地变作陆上汪洋。
仅湖北省内，就有2000多万亩良田被淹，近千万的群众受伤，3万多人被洪水吞噬。
从汉初到清末的2000多年里，长江流域有记载的洪水灾害就高达214次，也就是说，平均每10年就有一场人与长江的搏斗。
这样的一条大河，利用好了是上天对华夏民族的恩赐，而一味顺其自然，就要持续承受着它所带来的痛苦。
修建三峡大坝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防洪。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水利工程不再仅限于防洪和农田的灌溉。
如果给长江安一个总闸，有了对江水的调控能力，也就顺势提高了长江的航运能力。
从上海码头装载的货物，可以沿江而上直达重庆，大大缩短了航运的时间。而这换来的便是经济利益。
除此之外，三峡大坝落成之后，还有一个更为巨大的作用，那便是水利发电。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如火如荼的经济建设，已经遍布华夏大地。
然而匮乏的电力供应，却成了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火力发电不仅效率低、成本高，且有极大的污染性。
如果能在长江上建设水力发电工程，整个长江流域便不会再为缺电发愁。
如此看来，三峡大坝一旦建好，其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
可在长江上建大坝，绝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经过一番研讨之后，相关部门还是派出了专家队伍，对三峡进行实地考察，从科学的角度来论证方案的可行性。
转眼之间，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负责勘察的队伍，也带回来了结果。
听取完相关汇报之后，邓小平长舒了一口气，他没有讲太多，只是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
“看准了就下定决心，不动摇。”
三峡工程的设计工作，就此开始了。水利部门在考虑了诸多的实际情况之后，提出了兴建坝高165米、水位150米，低坝方案的可行性报告，随即获得通过。
三峡大坝的兴建近在咫尺，随时都有可能动工。
消息一经传出，瞬间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西方国家一直在质疑，以当时国内的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能否承担规模如此浩大的工程项目。
毕竟早在40年前，美国的水利专家组就曾受邀考察过长江，并提出了在长江上修建大坝的可行性方案，只是后来因为诸多的原因不了了之。
这次当得知中国要修建了，他们自然开始怀疑，此时急于上马的三峡工程，有没有经过科学性的论证，是不是一个劳民伤财且利大于弊的面子工程。
香港的《东方日报》，更是语出惊人，在相关的新闻报道中直接写道：
“敌人只要来一两个飞弹，就会把三峡水库摧毁，使长江中下游省市尽数淹没。”
此时，面对西方国家的质疑，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时，给出了强而有力的回击。
“三峡工程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千秋万代的大事。只有考虑周全，充分考虑后，找到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
至于《东方日报》的疑虑，更可谓是杞人忧天。
自从1918年，孙中山先生首次提出开发三峡水利资源之时，中国人关于三峡工程的研究，就从未停止过脚步。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三峡工程的研究也是重中之重。959年，周恩来总理就已经作出了指示，开始着手研究三峡工程的防空试验工作。
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表明，一两颗飞弹对于三峡工程是不足为惧的。如果水位维持在145米，即便是溃坝，对三峡周边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除非水位在175米，且敌人用的是原子弹，或许局部地区会不可避免地被洪水淹没，对周边群众的生命和财产，造成无可避免的损失。
此时的中国与新中国成立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自己的手中也握有核弹。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对一个核武大国发动核战争。
9名专家拒绝签字
如果说，国外对于三峡工程的焦点，围绕在“建与不建”上；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则与他们的想法截然不同。
三峡大坝，是一定要建的，只是在“马上建还是缓建”的问题上，出现了争论。
毕竟在长江干流上建大坝，不仅仅是花多少钱的问题，技术难度太大、工程期限太长，更重要的是，还涉及到数十万的移民以及泥沙处理、长江周边生态环境和文物古迹保护等，诸多难以一时解决的现实。
为此，中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奠基人、时年已经92岁的孙越崎，带领着9位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的老专家，亲赴四川。
他们一路沿江而下，再一次对三峡库区，进行了长达38天的考察。回到北京之后，随即向有关部门提交了一份《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的调查报告。
报告中指出，三峡工程在设计和概算上都存在着问题。
孙越崎和调查组成员一致认为，关于三峡工程，应该汲取西方国家的有关经验，采取“先易后难、等级开发”的长期规划方案。
几乎是同一时间，重庆市委也上交了一份报告，他们建议将150米水位的大坝，提升到180米。
因为经过实地分析，150米的大坝，虽然对防洪有一定的作用，但却只能改善四川涪陵以下的航路，对重庆港周边的航道，几乎没有任何的作用，而且泥沙的淤积，还会产生进一步的影响。
一场关于是“马上建还是缓建”，是采用“低坝方案，还是中坝方案”的辩论，顷刻间喧嚣尘上。
先是一篇名为，《应重视三峡工程对河口影响的研究》的文章，在《科学报》上投石问路，引来了多个领域相关专家的议论。
最先发声的，是著名植物生态学家侯学煜。
他认为，三峡工程不仅是一个是举世瞩目的伟大工程，更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一件大事。
从宏观的角度上来说，三峡工程一旦落地，将会对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系统造成连锁反应。
所以对于三峡工程，一定要保持科学的态度，不能以“影响不大”这样的言论，来敷衍了事。
随后，关于泥沙淤积和改善航运的问题，也有专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而这些来自不同领域，却又极其专业的意见，也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好，我们总要为子孙后代留些好东西。”邓小平再一次发话了。
一番论证之后，相关部门最终确认，修建以坝高18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的中坝方案。然而这一决定，也为整个项目带来了几何倍数的难度。
移民总数，从原先规划的30万，一下子暴增到113万。预计200多亿的投资预算，也暴增到500多亿，再加上通膨和利息，总预算甚至超过了千亿。
然而，在可预计的近20年的施工期里，却似乎看不到任何的回报。
一时之间，反对三峡大坝立即上马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在此时修建三峡大坝，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为此，相关部门不得不对三峡大坝“中坝方案”的可行性，进行重新认证。
1986年6月，水利部门从国务院所属的17个部门、中国院下属的12个研究所，以及28个高校和政协下，邀请了412位专家。
将这一批人分为14个小组后，开始了对三峡大坝可行性方案的重新论证。
这场近乎3年的论证，终于在1988年11月的第九次扩大会议上，通过了最后一个论证报告。
也正是这场会议，把“三峡工程要不要立即上马”的争论，推向了顶峰。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那9位拒绝在报告上签字的专家，前文中提到的侯学煜，便是其中的一位。
那年的侯老已经是76岁高龄，作为生态植物学界的顶级专家，他的顾虑也并非毫无根据。
中国人，向来信奉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三峡库区人口稠密，大坝落成之后，势必会对周围群众的生活产生影响。
那时的长江两岸，并不像如今工厂林立，各行各业都涌现着勃勃生机。当地绝大多数的乡亲，要么靠着江水过活，要么守着那一亩三分地。
生活空间一旦受到挤压，势必会迫使他们在山坡上寻找新的出路，毁林开荒、开垦坡地。
如此一来，不仅会对三峡库区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毁坏，还极有可能加速水土流失，以至于引发一系列的次生灾害。
与侯学煜有着同样顾虑的，还有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大陆景观生态学奠基人之一的陈昌笃。
也正因此，当年作为生态与环境认证组成员的他，也没有签字。
综合经济专家组的何格高、郭来喜，还有来自论证组的专家李玉光，也拒绝了在论证书上签字。
三峡工程太过于庞大，占用的资金太多，需要移民的人口占百万之多，更是全所未有。
毕竟，当时的国力有限，迫切急需上马的工程项目，又是一个接着一个。三峡工程一旦上马，很可能会挤压到其它在建项目的资金。
一百多万移民的妥善安置，更是工程中的重中之重。起先规划的是，采取在本县区内就地安置的措施。
然而，对这个方案，郭来喜和李玉光也是有着顾虑的。移民是一个双向问题。既要考虑到移人口的妥善安置，也要考虑到移入区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
当时的论证组，还给出了一套“开发性移民”的方案，可这套方案并没有实际经验。慎重起见，他们三人拒绝了签字。
如果说，这五位专家是考虑到，三峡工程动工后衍生出来的生态环境、文物保护，还有经济和民生问题。
另外拒绝在论证书上签字的四位专家，则是把焦点放在了三峡工程上，他们分别是方宗岱、覃修典、伍宏中和黄元镇。
方宗岱，是著名的泥沙专家，是新中国泥沙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之一。
三门峡规划设计之初和在改建过程中，方老的建议都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解决了泥沙淤积的问题。
但长江又与之不同，方老指出，三峡中的泥沙主要是细沙、粗沙和鹅卵石，三者胶结在一起，很难冲排。在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之前，他并不主张三峡工程立即上马。
因为泥沙一旦淤积，造成的不仅仅是航运的问题，也将大大降低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对长江的入海口，也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影响。
因为数据不足，无法准确判断出泥沙淤积对三峡大坝的真实影响，慎之又慎的方老，最终没有在论证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与方老同样谨慎的，便是大陆水电事业的开创者之一覃修典。
新中国之初，几乎每座大型水电站的开发，都能看到覃老的身影。在水电工程上，覃老不仅经验丰富，且颇有心得。
三峡工程论证之初，覃老就时刻关注着。他曾在一份书面报告中指出，大陆的水力发电工程，之所以效率低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科学的调蓄能力。
汛期来了，各个水电站大量弃水，以至于枯水期，水量严重不足，造成缺电、缺负荷的现象。
在他看来，大陆的水电工程，应该采取“先支流，后干流，梯级开发的方案”。
三峡上游的工程还不完备，贸然兴建三峡工程，势必会影响三峡的调蓄能力。所预计的发电能力，极有可能达不到效果，不免有“大材小用”的嫌疑。
所以，覃老也不主张立即上马。“不宜早上、大上”，这是覃老的建议，也是他没在论证书上签字的原因。
与覃老持有相似主张的，便是水利工程建设方面的两位专家，伍宏中和黄元镇。
此时的三峡工程，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民生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412位专家中，403位在论证书上签了字，9位专家的意见，被保留了下来。
三峡大坝的建成
1994年12月14日，距离中山先生首次提出在长江修建水利，已经76年过去。在全世界的瞩目之下，三峡工程终于动工了。
经过近10年的建设，三峡大坝终于完成了第一期工程。
2003年6月1日的凌晨，三峡大坝上亮如白昼，滔滔江水如猛虎下山涌入坝区，瞬间淹没了成千上万亩的田地。
那些早已人去楼空的瓦舍，变作了水下之城。刘备托孤的白帝城，成了一座孤岛，白鹤梁题刻，也在江水的冲刷下半隐半浮。
发电机的声音，终于在三峡大坝上响动了起来。可有些人越发的担心了，这究竟是喜是忧？毕竟那9位专家的顾虑，即将摆现在眼前。
不可否认，在三峡大坝开始运作之初，的确出现了部分专家的隐忧之处。
虽说，这9位专家拒绝了在论证书上签字。可三峡工程在启动之初，没有忽略过他们的意见。
初期蓄水之后，三峡集团立即展开了生态多样性的恢复和环境保护的工作。
当年就在长江流域启动了禁渔期的政策，以此来保证江内生物的多样性。不仅如此，还加大了库区水土保护和环库森林屏障的建设。
三峡地区特有的珍稀植物，得到了妥善的安排。一个又一个的植物园，让这些动植物，有了一个更为美好的家园。
中华鲟，这一寄托了中国人对长江美好愿望的生物，也在人工繁育的技术下，获得了新生。
2021年，1万尾二代中华鲟，通过特有的放流通道，重新回到了长江。
而方老所担心的泥沙淤积问题，也并未出现，且情况要比预计的好得多。
三峡大坝成功拦截长江，在大坝后形成了一汪碧水，上游所携带下来的泥沙，反而减少了。
工程在兴建的过程中，也听取了方老的意见，在大坝的底部，预留了22个导流孔，以此来排除泥沙淤积的隐忧。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那些沉寂在水底的文物，也有了新的保护措施。
如今的白帝城，依然是一个游客众多的景点，而白鹤梁题刻，也被誉为，“保存完好的世界唯一古代水文站”。
覃老所顾虑的发电问题，也没有发生。
2019年，三峡电站全年发电量超过了千亿千瓦，解决了华中地区的用电问题。不仅节约了3000多万吨的煤炭，减少9000多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支撑起了约1.5万亿的GDP。
三峡电站，成为世界上年发电量最大的水电站。
2020年11月1日，修建了20多年的三峡工程，终于整体竣工，通过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验收。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三峡大坝势必会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也能够从科学的角度，解决那些衍生出来的问题。
时过境迁，这9位德高望重的专家，已纷纷离世。
一些不明就里的人，有时候会把这9位专家的顾虑，看做了是一种笑话，甚至是一种讽刺。
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正是当年他们的固执己见，才让三峡工程在兴建的过程中慎之又慎，从科学的角度出发，一次又一次的论证。才有了如今让人惊叹的三峡大坝。
虽然在当年，9位专家没有签字，但他们同样值得我们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