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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艘艘千噸級的貨輪迎面而來，随即傳來的“轟隆”聲，揚起翻滾着的碧波江水。船閘升起的瞬間，貨輪坐上了電梯。
也許幾十秒鐘，也許是幾分鐘，貨輪便再一次乘着碧波，從長江的上遊向着下遊駛去...時間很短，仿佛是一瞬間。
但凡從這裡走過一遭的人，無不發出由衷的驚歎，這裡便是中國，這才是真正的世界級工程。
就連那自認為見過大世面的外國人，也情不自禁地伸出大拇指，大聲稱贊一句：“這不愧是‘基建狂魔’，才有的大手筆”。
這裡就是三峽大壩！
如今在世人眼中，看到更多的是三峽大壩的宏偉壯麗，是它一年高于一年的經濟利益。
卻很少有人還記得，早在1994年三峽大壩修建之初，那9位固持己見，公開拒絕在論證書上簽字的頂級專家。
商讨籌建三峽大壩
1980年7月的一天，鄧小平剛剛視察完葛洲壩的在建工地。
他從重慶坐上船，一路沿江而下，漂過瞿塘峽、越過巫峽。
客船在百轉千回中，又經過了西陵峽。湍急的江水怒吼着，驚濤拍向亂石，掀起一朵朵水花；客船在劇烈的搖擺着，沖破一個又一個的險灘，又平穩的浮在江面上。
望着身後宛若長龍的長江，一個想法悄然浮現在了鄧小平的腦海中。
“三峽大壩，是不是該開工了？”
客船剛到武漢，鄧小平就将幾個地方上司召集在了一起，探讨關于三峽工程的問題。
長江，一條孕育了無數華夏兒女的母親河。可每當她發起自己的“小脾氣”時，裹挾的滔天洪水，也卷走了成千上萬條鮮活的生命。
時至今日，一提到1954年的那場大洪水，生活在長江兩岸的老人們，依舊是膽戰心驚，恍如隔日。
92天連綿不絕的雨水，讓整個湖北省成為一片澤國。突如其來的洪水，如千軍萬馬、勢不可擋，讓荊楚大地變作陸上汪洋。
僅湖北省内，就有2000多萬畝良田被淹，近千萬的群衆受傷，3萬多人被洪水吞噬。
從漢初到清末的2000多年裡，長江流域有記載的洪水災害就高達214次，也就是說，平均每10年就有一場人與長江的搏鬥。
這樣的一條大河，利用好了是上天對華夏民族的恩賜，而一味順其自然，就要持續承受着它所帶來的痛苦。
修建三峽大壩的首要目的，就是為了防洪。
然而，随着時代的發展，水利工程不再僅限于防洪和農田的灌溉。
如果給長江安一個總閘，有了對江水的調控能力，也就順勢提高了長江的航運能力。
從上海碼頭裝載的貨物，可以沿江而上直達重慶，大大縮短了航運的時間。而這換來的便是經濟利益。
除此之外，三峽大壩落成之後，還有一個更為巨大的作用，那便是水利發電。
上世紀80年代初期，如火如荼的經濟建設，已經遍布華夏大地。
然而匮乏的電力供應，卻成了制約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火力發電不僅效率低、成本高，且有極大的污染性。
如果能在長江上建設水力發電工程，整個長江流域便不會再為缺電發愁。
如此看來，三峽大壩一旦建好，其發揮的作用是巨大的。
可在長江上建大壩，絕不是想象的那麼容易。經過一番研讨之後，相關部門還是派出了專家隊伍，對三峽進行實地考察，從科學的角度來論證方案的可行性。
轉眼之間，一年多的時間過去了，負責勘察的隊伍，也帶回來了結果。
聽取完相關彙報之後，鄧小平長舒了一口氣，他沒有講太多，隻是斬釘截鐵地說了一句：
“看準了就下定決心，不動搖。”
三峽工程的設計工作，就此開始了。水利部門在考慮了諸多的實際情況之後，提出了興建壩高165米、水位150米，低壩方案的可行性報告，随即獲得通過。
三峽大壩的興建近在咫尺，随時都有可能動工。
消息一經傳出，瞬間引起了國内外的關注。西方國家一直在質疑，以當時國内的技術水準和經濟實力，能否承擔規模如此浩大的工程項目。
畢竟早在40年前，美國的水利專家組就曾受邀考察過長江，并提出了在長江上修建大壩的可行性方案，隻是後來因為諸多的原因不了了之。
這次當得知中國要修建了，他們自然開始懷疑，此時急于上馬的三峽工程，有沒有經過科學性的論證，是不是一個勞民傷财且利大于弊的面子工程。
香港的《東方日報》，更是語出驚人，在相關的新聞報道中直接寫道：
“敵人隻要來一兩個飛彈，就會把三峽水庫摧毀，使長江中下遊省市盡數淹沒。”
此時，面對西方國家的質疑，鄧小平在接見美國“中報”董事長傅朝樞時，給出了強而有力的回擊。
“三峽工程對于中國人來說，是一個關系到千秋萬代的大事。隻有考慮周全，充分考慮後，找到一個好處最大、壞處最小的方案時，才會決定開工。”
至于《東方日報》的疑慮，更可謂是杞人憂天。
自從1918年，孫中山先生首次提出開發三峽水利資源之時，中國人關于三峽工程的研究，就從未停止過腳步。
新中國成立後，關于三峽工程的研究也是重中之重。959年，周恩來總理就已經作出了訓示，開始着手研究三峽工程的防空試驗工作。
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表明，一兩顆飛彈對于三峽工程是不足為懼的。如果水位維持在145米，即便是潰壩，對三峽周邊也不會産生太大的影響。
除非水位在175米，且敵人用的是原子彈，或許局部地區會不可避免地被洪水淹沒，對周邊群衆的生命和财産，造成無可避免的損失。
此時的中國與新中國成立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語，我們自己的手中也握有核彈。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會對一個核武大國發動核戰争。
9名專家拒絕簽字
如果說，國外對于三峽工程的焦點，圍繞在“建與不建”上；國内相關領域的專家，則與他們的想法截然不同。
三峽大壩，是一定要建的，隻是在“馬上建還是緩建”的問題上，出現了争論。
畢竟在長江幹流上建大壩，不僅僅是花多少錢的問題，技術難度太大、工程期限太長，更重要的是，還涉及到數十萬的移民以及泥沙處理、長江周邊生态環境和文物古迹保護等，諸多難以一時解決的現實。
為此，中國現代能源工業的創始者、時年已經92歲的孫越崎，帶領着9位平均年齡在70歲以上的老專家，親赴四川。
他們一路沿江而下，再一次對三峽庫區，進行了長達38天的考察。回到北京之後，随即向有關部門送出了一份《三峽工程近期不能上》的調查報告。
報告中指出，三峽工程在設計和概算上都存在着問題。
孫越崎和調查組成員一緻認為，關于三峽工程，應該汲取西方國家的有關經驗，采取“先易後難、等級開發”的長期規劃方案。
幾乎是同一時間，重慶市委也上交了一份報告，他們建議将150米水位的大壩，提升到180米。
因為經過實地分析，150米的大壩，雖然對防洪有一定的作用，但卻隻能改善四川涪陵以下的航路，對重慶港周邊的航道，幾乎沒有任何的作用，而且泥沙的淤積，還會産生進一步的影響。
一場關于是“馬上建還是緩建”，是采用“低壩方案，還是中壩方案”的辯論，頃刻間喧嚣塵上。
先是一篇名為，《應重視三峽工程對河口影響的研究》的文章，在《科學報》上投石問路，引來了多個領域相關專家的議論。
最先發聲的，是著名植物生态學家侯學煜。
他認為，三峽工程不僅是一個是舉世矚目的偉大工程，更是關系到子孫後代的一件大事。
從宏觀的角度上來說，三峽工程一旦落地，将會對整個長江流域的生态系統造成連鎖反應。
是以對于三峽工程，一定要保持科學的态度，不能以“影響不大”這樣的言論，來敷衍了事。
随後，關于泥沙淤積和改善航運的問題，也有專家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而這些來自不同領域，卻又極其專業的意見，也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
“低壩方案不好，中壩方案好，我們總要為子孫後代留些好東西。”鄧小平再一次發話了。
一番論證之後，相關部門最終确認，修建以壩高18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的中壩方案。然而這一決定，也為整個項目帶來了幾何倍數的難度。
移民總數，從原先規劃的30萬，一下子暴增到113萬。預計200多億的投資預算，也暴增到500多億，再加上通膨和利息，總預算甚至超過了千億。
然而，在可預計的近20年的施工期裡，卻似乎看不到任何的回報。
一時之間，反對三峽大壩立即上馬的聲浪，一浪高過一浪。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質疑，在此時修建三峽大壩，到底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
為此，相關部門不得不對三峽大壩“中壩方案”的可行性，進行重新認證。
1986年6月，水利部門從國務院所屬的17個部門、中國院下屬的12個研究所，以及28個高校和政協下，邀請了412位專家。
将這一批人分為14個小組後，開始了對三峽大壩可行性方案的重新論證。
這場近乎3年的論證，終于在1988年11月的第九次擴大會議上，通過了最後一個論證報告。
也正是這場會議，把“三峽工程要不要立即上馬”的争論，推向了頂峰。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那9位拒絕在報告上簽字的專家，前文中提到的侯學煜，便是其中的一位。
那年的侯老已經是76歲高齡，作為生态植物學界的頂級專家，他的顧慮也并非毫無根據。
中國人，向來信奉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三峽庫區人口稠密，大壩落成之後，勢必會對周圍群衆的生活産生影響。
那時的長江兩岸，并不像如今工廠林立，各行各業都湧現着勃勃生機。當地絕大多數的鄉親，要麼靠着江水過活，要麼守着那一畝三分地。
生活空間一旦受到擠壓，勢必會迫使他們在山坡上尋找新的出路，毀林開荒、開墾坡地。
如此一來，不僅會對三峽庫區脆弱的生态環境造成毀壞，還極有可能加速水土流失，以至于引發一系列的次生災害。
與侯學煜有着同樣顧慮的，還有時任北京大學教授、大陸景觀生态學創始者之一的陳昌笃。
也正是以，當年作為生态與環境認證組成員的他，也沒有簽字。
綜合經濟專家組的何格高、郭來喜，還有來自論證組的專家李玉光，也拒絕了在論證書上簽字。
三峽工程太過于龐大，占用的資金太多，需要移民的人口占百萬之多，更是全所未有。
畢竟，當時的國力有限，迫切急需上馬的工程項目，又是一個接着一個。三峽工程一旦上馬，很可能會擠壓到其它在建項目的資金。
一百多萬移民的妥善安置，更是工程中的重中之重。起先規劃的是，采取在本縣區内就地安置的措施。
然而，對這個方案，郭來喜和李玉光也是有着顧慮的。移民是一個雙向問題。既要考慮到移人口的妥善安置，也要考慮到移入區人民群衆的承受能力。
當時的論證組，還給出了一套“開發性移民”的方案，可這套方案并沒有實際經驗。慎重起見，他們三人拒絕了簽字。
如果說，這五位專家是考慮到，三峽工程動工後衍生出來的生态環境、文物保護，還有經濟和民生問題。
另外拒絕在論證書上簽字的四位專家，則是把焦點放在了三峽工程上，他們分别是方宗岱、覃修典、伍宏中和黃元鎮。
方宗岱，是著名的泥沙專家，是新中國泥沙科學事業的創始人之一。
三門峽規劃設計之初和在改建過程中，方老的建議都起到了極其關鍵的作用，解決了泥沙淤積的問題。
但長江又與之不同，方老指出，三峽中的泥沙主要是細沙、粗沙和鵝卵石，三者膠結在一起，很難沖排。在沒有充分的科學依據之前，他并不主張三峽工程立即上馬。
因為泥沙一旦淤積，造成的不僅僅是航運的問題，也将大大降低三峽大壩的防洪能力。對長江的入海口，也會造成一定的沖擊影響。
因為資料不足，無法準确判斷出泥沙淤積對三峽大壩的真實影響，慎之又慎的方老，最終沒有在論證書上，簽下自己的名字。
與方老同樣謹慎的，便是大陸水電事業的開創者之一覃修典。
新中國之初，幾乎每座大型水電站的開發，都能看到覃老的身影。在水電工程上，覃老不僅經驗豐富，且頗有心得。
三峽工程論證之初，覃老就時刻關注着。他曾在一份書面報告中指出，大陸的水力發電工程，之是以效率低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科學的調蓄能力。
汛期來了，各個水電站大量棄水，以至于枯水期，水量嚴重不足，造成缺電、缺負荷的現象。
在他看來，大陸的水電工程，應該采取“先支流，後幹流，梯級開發的方案”。
三峽上遊的工程還不完備，貿然興建三峽工程，勢必會影響三峽的調蓄能力。所預計的發電能力，極有可能達不到效果，不免有“大材小用”的嫌疑。
是以，覃老也不主張立即上馬。“不宜早上、大上”，這是覃老的建議，也是他沒在論證書上簽字的原因。
與覃老持有相似主張的，便是水利工程建設方面的兩位專家，伍宏中和黃元鎮。
此時的三峽工程，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民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
412位專家中，403位在論證書上簽了字，9位專家的意見，被保留了下來。
三峽大壩的建成
1994年12月14日，距離中山先生首次提出在長江修建水利，已經76年過去。在全世界的矚目之下，三峽工程終于動工了。
經過近10年的建設，三峽大壩終于完成了第一期工程。
2003年6月1日的淩晨，三峽大壩上亮如白晝，滔滔江水如猛虎下山湧入壩區，瞬間淹沒了成千上萬畝的田地。
那些早已人去樓空的瓦舍，變作了水下之城。劉備托孤的白帝城，成了一座孤島，白鶴梁題刻，也在江水的沖刷下半隐半浮。
發電機的聲音，終于在三峽大壩上響動了起來。可有些人越發的擔心了，這究竟是喜是憂？畢竟那9位專家的顧慮，即将擺現在眼前。
不可否認，在三峽大壩開始運作之初，的确出現了部分專家的隐憂之處。
雖說，這9位專家拒絕了在論證書上簽字。可三峽工程在啟動之初，沒有忽略過他們的意見。
初期蓄水之後，三峽集團立即展開了生态多樣性的恢複和環境保護的工作。
當年就在長江流域啟動了禁漁期的政策，以此來保證江内生物的多樣性。不僅如此，還加大了庫區水土保護和環庫森林屏障的建設。
三峽地區特有的珍稀植物，得到了妥善的安排。一個又一個的植物園，讓這些動植物，有了一個更為美好的家園。
中華鲟，這一寄托了中國人對長江美好願望的生物，也在人工繁育的技術下，獲得了新生。
2021年，1萬尾二代中華鲟，通過特有的放流通道，重新回到了長江。
而方老所擔心的泥沙淤積問題，也并未出現，且情況要比預計的好得多。
三峽大壩成功攔截長江，在大壩後形成了一汪碧水，上遊所攜帶下來的泥沙，反而減少了。
工程在興建的過程中，也聽取了方老的意見，在大壩的底部，預留了22個導流孔，以此來排除泥沙淤積的隐憂。
随着時代的發展和進步，那些沉寂在水底的文物，也有了新的保護措施。
如今的白帝城，依然是一個遊客衆多的景點，而白鶴梁題刻，也被譽為，“儲存完好的世界唯一古代水文站”。
覃老所顧慮的發電問題，也沒有發生。
2019年，三峽電站全年發電量超過了千億千瓦，解決了華中地區的用電問題。不僅節約了3000多萬噸的煤炭，減少9000多萬噸二氧化碳的排放，支撐起了約1.5萬億的GDP。
三峽電站，成為世界上年發電量最大的水電站。
2020年11月1日，修建了20多年的三峽工程，終于整體竣工，通過了國家相關部門的驗收。
在可以預見的将來，三峽大壩勢必會創造更高的經濟效益，也能夠從科學的角度，解決那些衍生出來的問題。
時過境遷，這9位德高望重的專家，已紛紛離世。
一些不明就裡的人，有時候會把這9位專家的顧慮，看做了是一種笑話，甚至是一種諷刺。
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正是當年他們的固執己見，才讓三峽工程在興建的過程中慎之又慎，從科學的角度出發，一次又一次的論證。才有了如今讓人驚歎的三峽大壩。
雖然在當年，9位專家沒有簽字，但他們同樣值得我們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