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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勒坦汗与明朝的和平互市
阿勒坦汗消除了蒙古社会内部的封建割据和混战状态之后，出现了相对 稳定的社会局面。由于社会的相对稳定，蒙古草原的牧业生产得到了一定的 恢复和发展。随着牧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商品交换的发展。
蒙古 人有必要以马匹、牛羊和皮毛等，换回自己所需要的布匹、绸缎和各种日用品。这种物物交换对于促进当时蒙古社会生产的发展，满足蒙古牧民的生活 需要，都具有重要意义。
蒙古草原和明地的商品交换是具有传统的历史，自西蒙古瓦剌时期，到 达延汗以及阿勒坦汗父亲巴尔斯博罗特济农统治时期，都与明朝曾发生过和平互市关系。
阿勒坦汗继前辈和平互市的传统历史，从蒙古封建主的阶级利益出发， 也考虑到蒙汉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和“互市”的迫切要求，一向主动要求与明 廷恢复和平互市关系。但是，明廷对蒙古历来采取经济封锁政策，对阿勒坦 汗的历次要求一概加以拒绝。尽管如此，阿勒坦汗仍然为了与明朝恢复和平 互市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1541年 （嘉靖二十年)秋 ，阿勒坦汗遣使臣石天爵 向大同巡抚请求互市，不但遭到拒绝，而且还悬赏巨额来征购阿勒坦汗的首 级。后来，阿勒坦汗在1542年和 1546年，又两次派遣使臣至大同塞要求开互 市，但都被拒绝，并杀掉使臣。1547(嘉靖二十六年)，阿勒坦汗为争取互市， 在派遣使臣至宣府、大同要求互市之前，还特意召集了一次全蒙古封建领主 贵族会议，在会上还提出了公平互市的盟约。据 《世宗实录》嘉靖二十六年 (1547午)所记载：“俺答会集保只王子、吉囊台吉、把都台吉四大头目商议求 贡。若准，彼进黑头白马一匹，白骆驼七峰，骟马三千匹；求朝廷白缎一匹 与大神挂袍、麒麟蟒缎等件各头目穿用。边内种田，边外牧马。夷汉不相 害。东起辽东，西至甘、凉 ，俱不人犯。今与中国约，若达子人边墙作贼， 中国执以付彼，彼尽夺其人所蓄马以偿中国;不服则杀之。若汉人出草地作 贼，彼执以付中国治罪，不服亦杀之。永远为好，递年一二次入贡。若大师 每许代奏，即传谕部落，禁其生事云。” 总之，阿勒坦汗自1541年至 1547年 间，先后向明朝遣使要求互市，约数十余次。据宣府、大同总督兼山西都御 史翁万达说：“虏(指俺答)自冬春以来，游骑信使，款塞求贡，不下数十余次， 词颇恭顺。”
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阿勒坦汗最后一次派遣使臣到北京，要求议和与 互市，并提出双方互不侵犯，汉人既可以安心务农，蒙古人也可以自在放 牧。但是这一次，仍然遭到明廷的坚决拒绝，阿 勒 坦 汗 而 再 ，再而三地要 求互市，于是完全绝望了。
明 廷 以 “天朝”自居，对漠南蒙古实行高压政策，在政治上孤立，在经 济上封锁。这就破坏了蒙古草原与明地传统的经济联系，一方面使蒙古人无 处销售自己繁殖的马匹、牛羊以及出产的皮毛；另一方面又换不到他们必需 的粮食、布匹、铁锅以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这对蒙古社会的生产和牧民日 常生活都有影响。
阿勒坦汗要求互市的愿望和诚意，屡遭明廷的拒绝后，他为了对明廷进行报复，便用兵侵袭明边诸郡，企图迫使明廷在经济上作出让步，以达到和 平互市的目的。如 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阿勒坦汗亲自率军直人北京近郊， 明驻京诸将领“皆悮懦不敢战”，唯关闭城门严守。阿勒坦汗在围攻京城时， 向明廷重申和平互市的要求，明廷以退兵作为和谈互市的先决条件，阿勒坦 汗接受了这个条件，随即率军由古北口出塞，退回蒙古本土。由此可见，阿 勒坦汗侵袭明朝北京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迫使明朝开市。
1551年 （嘉靖三十年)达成协议，在大同、延、宁等地开放互市。开市 后 ，据汉籍记载，蒙古赶来大量马匹，“虏马尚多，以我缎、布既竭而止。俺 酋约束部落，始终无敢有一人喧哗者。”事实证明，阿勒坦汗在实现了梦寐以 求的和平互市后，令蒙古诸部不得违法贸易，是非常严守盟约的。但是，明 廷却是背信弃义的。当阿勒坦汗撤兵后，京都的困境一旦被解除，明朝很快 就把边市封闭了。
互市停止后，阿勒坦汗与明朝之间的战争又重新开始了。从 1551年到 1570年一直连续了二十年。在这种持续的战争年代里，长城内外蒙汉人民部 饱尝了战争的苦难。一方面明廷为了维护其统治阶级利益，增加汉族劳动人 民的赋税，发动长城沿边战争，每年派遣大批军队出塞，进 行 “捣巢”，“烧 荒”，使一望无际的草原顿时化为灰烬，造成牧区人畜的大量死亡。正 如 《万 历武功录》所记载：“我兵出境，捣巢赶马，虏亦苦之。” 阿勒坦汗在其《贡 表文》中也说到：“近年各边时常调兵出捣，杀虏家口，赶夺马匹，边外野草 尽烧，冬春人畜难过……” 同样，战争给与明朝的损害也不小。大学士高拱 在奏文中指出，阿勒坦汗遣使要求互市，“边臣仓卒不知所策，店堂当事之臣 惮于主计，直却其请，斩使绝之……自此拥众大举人犯。或在宣大，或在山 西 ，或在蓟昌，或直抵京畿。三十余年，迄无宁日。遂使边境之民肝脑涂 地 ，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地弃而不耕，屯田荒芜、盐法阻坏，不止边 方之臣重苦莫支，而帑储竭于供亿，士马罢于调遣，中原亦且敝矣，此则往 岁失计之明验也。” 另一方面，由于二十年连绵不断的战争，使明朝与阿勒坦 汗双方损兵折将，在长城内外到处出现了“三军战斗，暴骨满野，万姓流 离 ，横死载道，城郭丘墟，刍粮耗竭” 的十分悲惨的景象。
阿勒坦汗对明朝进行的战争是被迫的。明朝对蒙古草原每年进行的“烧 荒”、“捣巢”以及一贯采取经济封锁政策是引起战争的主要原因s 但是，在 《明史》中，往往把阿勒坦汗说成是长期抢掠明朝边境地带的罪魁，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只要翻开《明史》，“野蛮”、“抢掠”，便成了蒙古游牧民 的本性。如明代仇鸾曾说：“虏中生齿浩繁，事事仰给中国，若或缺用，则必 需求，需求不得，则必抢掠。” 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所 谓 “虏中生齿浩繁”、“食用不足”，必 然 要 引 起 “抢掠”战争的观 点，是十分荒唐的。阿勒坦汗统治下的蒙古人口，虽无详细的记载，但也不 会 生 殖 “过剩”。通常 阿 勒 坦 汗 只 是 “控甲十万”骑 ，把平民百姓计算在 内，也不超过三四十万。数十万人口的食用牲畜，从当时蒙古牧业生产情况 来看，应该说是自给有余的。否则，蒙古社会的经济不可能有互市的需求， 并在互市中，也 不 可 能 出 现 “虏马尚多，以我缎，布既竭而止”的交换情 境。
其次，阿勒坦汗对明朝的用兵，并没有侵占中原地区的野心，也不是 为了缓和蒙古内部的阶级矛盾，而必然要深人内地“抢掠”。他的用兵主要 是出于反抗明朝对蒙古草原“捣巢”、“烧荒”、“赶马”，以及与明朝进行 互市的迫切性，以和平的方式达不到互市的目的，便以战争的形式威胁明 廷开市。但是明朝当局一向采取灭虏的策略，往往撕毁协约，拒绝互市， 挑起战端。于是导致蒙古封建主与明廷之间，长期以来处于十分紧张的冷 战状态。
不管历史发展的道路是多么曲折，明廷与蒙古封建领主之间的矛盾是多 么尖锐，而长城内外蒙汉两族人民之间和议的愿望和和平互市的要求，总是 迫切地需要解决。在这种客观形势的影响下，明廷考虑到在互市问题上“拒 虏甚易，而灭虏实难。” 倒不如采取缓兵之计为宜。于是，明廷采纳了大学士 高拱等人的意见：“……今虏既效顺，受吾封爵，则边境必且无事，正欲及此 闲暇之时.积我钱粮、修我险隘，练我兵马、整我器械、开我屯田、理我盐 法、出中国什一之富，以收胡马之利。” 这就是明廷赞同与阿勒坦汗恢复互市 的主导思想，或者说恢复互市的主要原因。其次，由于阿勒坦汗的嫡孙把汉 那吉逃往山西“败胡堡”，明廷为了削弱阿勒坦汗的实力，便以把汉那吉换回 了阿勒坦汗的军师赵全等六人。这也是达成和议和恢复互市的次要原因。不 论是主要的，或者是次要的原因也好，明廷及其近臣们都己认识到，在战争 与和平互市两条道路之间，他们应该走和平互市的道路，和平互市不仅有利 于他们的封建统治和边塞的安宁，而且也符合长城内外蒙汉两族军民的共同 愿望和迫切要求。于是阿勒坦汗长期要求与明朝恢复和平互市的愿望终于在1570年(隆庆四年)实现了。
恢复和平互市的协议达成后，特别是在1571年(隆庆五年)三月，明朝封阿 勒坦汗为顺义王之后，阿勒坦汗与明朝之间的互市贸易日益频繁。据统计， 在 1571年 ，明朝首先开放了大同得胜堡、新平堡、水泉营、清水营、红山墩 和张家口等长城沿边诸郡六个互市场所。其中仅在得胜堡、新平堡、水泉营 和张家口等四处的互市(包括官市和民市)中，蒙古人就以二万八千六百五十四 匹马，换取了大量的布匹、绸缎，粮食、食盐以及其他各种日用物品。又据 宣府，大同、山西三处互市的统计，1571年(隆庆五年)初开市时，共易马七千 多匹，以后逐年倍增。1573年(万历元年)共易马一万九千三百零三匹，到1582 年(万历十年)以后，宣府、大同、山西三市每年共易马达五万匹， 随着互市的 进一步发展，明朝每年规定的易马定额数字也逐年增加。1575年 （万历三 年)，明朝规定年易马定额不得超过三万五千匹，但到了 1578年(万历六年)以 后，仅张家口一市就每年易马达到三万六千多匹。由于马市的繁荣，不仅解决了明朝的军马，而且也大大增加了中原地带 的主要交通工具和耕畜，可见，互市对明朝的军事、交通运输和农业的发 展 ，都是有利的。
明朝与阿勒坦汗互市中，除定地点、定时间、定限额外，还限制某些品 种的交换。最初，明廷只许汉人出售广锅(即铜锅)，而不准出售铁锅，使蒙古 人 “不可多得铁”，以防止用铁锅制造兵器，增强蒙古各部的军事力量。后来 到了 1574年(万历二年)，也允许汉人出售铁锅了，但在数量上仍有限制。其 次 ，在 1571年时，只开放马市，后来逐渐放宽到交换五畜和其他各种物品。据 《俺答列传》记载，汉 人 “以缎绸、布绢，绵花、针线索、改机、梳篦、 米盐、糖果、梭布、水獭皮、羊皮盒，易虏马、牛、羊、骡、驴及马尾、羊 皮、皮袄诸种。” 由此可见，当时的物物交换，在某种程度上说，其品种己经 达到相当的水平。
自明朝边塞各郡和蒙古各部和平互市以来，阿勒坦汗一向维护协议，遵 守条约的。他严教所属部众，不得违反协议，破坏盟约。每年按期互市，违 者严惩。1576年(万历四年)，蒙古打喇明安部银定台吉掳去膳房堡采柴官军十 余人，明朝当局责备阿勒坦汗，于是阿勒坦汗则以蒙古法惩银定台吉一千只 羊 ，二百零七匹马，三峰驼，并把这些牲畜和被掳去的官军送到所属督抚处 处理。1577年(万历五年)闰八月，阿勒坦汗西行青海(迎接达赖喇嘛)之前，曾巡视塞外各部，并特令各部不得破坏盟约，攻掠明郡。若 有 “敢背约盗边 者，罚如打喇明安例。”1578年(万历六年)正月，阿勒坦汗在迎接达赖喇嘛西行的途中，还警告随军“毋近城堡，毋践禾苗。” 1579年(万历七年)，阿勒坦 汗由青海东归时，曾假道关内，“经行沿边地方，秋毫无犯。” 由此可见，阿 勒坦汗自从1571年达成互市的协议起，直到他去世(1582年)为止， 一 直与明 朝和平相处，坚守盟约。并严禁其部众人边掠夺，所以明朝沿边“自宣、大 至甘肃不用兵者二十年。”
总之，由于和平互市的结果，完全消除了漠南蒙古与明朝之间长期互掠 的战争，加强了漠南蒙古草原和明朝的经济联系，满足了蒙汉人民之间的生 产和生活需要，出现了明代长城内外空前未有的和平局面。这种局面的出 现，除了由于蒙汉劳动人民的迫切要求和共同努力外，阿勒坦汗也作了特殊的贡献，建立了历史功绩
转载自《塞 外 城 寺 一 美 岱 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