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达特，1918年12月25日出生在尼罗河三角洲曼努菲亚省一个名叫迈特·阿布·库姆的小村庄。
他的父亲是一名军医，母亲一共育有13个孩子，由于家中人口多，这个仅靠一份薪资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家庭，常常捉襟见肘。
家境的贫寒，让年幼的萨达特自小就深有体会，时常，他为了能找个暖身之处，彻夜睡在面包炉旁。
当时，尽管名义上，埃及取得了独立，但实际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在1882年，入侵埃及）。
1924年，6岁的萨达特跟随父亲，来到开罗上学，从中学开始，他一边读书，一边打工，贫困始终伴随着他。
为了养家糊口，有时，他还沿街乞讨，底层生活铸成了萨达特奋发向上、坚强不屈的优良品性。在打工读书之余，他用较多的时间，去研读《古兰经》。
受父亲的影响，自幼醉心于军旅生涯的萨达特，年少时，就抱定了两个坚定的信念：一是长大后要成为一名勇敢的军人；二是要将英国殖民者从埃及的领土上赶出去。
他曾对他人讲起，孩提时代，每当他抬头望见天上的繁星，就梦想着能摘下几颗星星来，把它们镶在自己的衣领上，成为一个威风凛凛而又帅气的将军。
1936年，中学毕业的萨达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开罗阿巴萨军事学院。
那一年，埃及法鲁克王朝与英国政府签订了《英埃同盟条约》，条约规定了英国对埃及的进一步控制，无形中，激起了埃及民众反对腐败无能的法鲁克王朝与英国殖民统治的英勇斗争，更加激发了萨达特的民族主义热情。
同年，萨达特在军事学院，参加了“青年埃及党”。
这一时期，萨达特与埃及人民的另一位精神领袖、埃及共和国的缔造者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1918~1970，埃及第2任总统，他被视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阿拉伯领导人）相识。
纳赛尔与萨达特同岁，尽管两人在一些问题上意见有分歧，但二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让埃及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在萨达特所著的《尼罗河上的起义》一书中，他回忆道：“我与纳赛尔在某些问题采取的方法上会不同，我总是热切地希望加快步伐，而纳赛尔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他总是希望采取有节制的行动。”
虽然他们之间有分歧，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坚固的友谊，这种友谊情维系了34年，直至纳赛尔去世为止。
1938年，军校毕业的萨达特，获得陆军少尉军衔，他与纳赛尔一起被派到埃及第3步兵旅服役，驻扎在纳赛尔的老家曼卡巴德。
曼卡巴德是个偏僻之乡，在这里，萨达特、纳赛尔与其他多名军官一道，共同创建了一个秘密革命团体，它就是以解放埃及为宗旨的“自由军官组织”的前身。
此后，萨达特的天才组织能力与他在少年时代所萌发的，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939年，萨达特晋升为上尉，1942年，他因暗中联合德国人反英而被捕入狱，在两年的铁窗生活里，他托自己的同伴每月给家里寄去20兰特的津贴。
1944年11月，萨达特伪装成一名卡车司机成功逃离设在明亚（埃及城市，在上埃及北部，尼罗河西岸）的俘虏营。
为了躲避追捕，他不断地变换自己的身份，从一地逃往另一地，在艰苦的逃亡生涯中，萨达特干过轮胎推销员、出租汽车司机等他不熟悉的工作。
也是在这个阶段，这位不屈不挠的伟大开拓者协助纳赛尔建立了“自由军官组织”的领导核心革命委员会，纳赛尔当选为委员会主席。
纳赛尔领导着全部的军事人员，军队之外各基层革命团体，则听从萨达特的指挥。
1952年7月23日，纳赛尔领导的革命获得了成功，埃及真正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
经验丰富、能力突出的萨达特，再加上多年来，对纳赛尔不遗余力，绝对忠诚，得到了回报。
1969年，萨达特被任命为副总统，并且是埃及唯一的副总统。
1970年9月20日，纳赛尔这位举世公认的“阿拉伯民族领袖”走完了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作为副总统的萨达特以90％的选票，当选为埃及共和国的第3任总统。
自此，萨达特开始了他的总统生涯，完成了少时的梦想，登上了权力与荣誉的顶峰。
上台后，萨达特展现了出色的政治天赋，他仍然奉行纳赛尔的不结盟政策，反对外来干涉，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
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被囚禁在法鲁克王朝统治下的监狱时，就曾悟出一个真理：
如若不能改变自己的思想，将永远无法改变现实，也将无法在现实世界中有任何前进。
正是这一哲理，促使萨达特在内外政策上做出了重大调整，他在就任总统的第二年，即1971年，开始着手处理中东最为敏感的问题——阿以冲突。
当时，埃及带给萨达特的处境非常艰难：一是运河东岸、西奈半岛有几十万流离失所的难民，他们要求收复失地、重返家园；二是埃及经济困难，每年的军费开支越来越大，国家经济负债累累。
萨达特上台之前，爆发了第三次中东战争，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发动闪电式袭击。战争进行了6天，最终埃及空军受到重创，以色列创造了一个战争奇迹。
战后，以色列占领了加沙地带、埃及的西奈半岛、约旦的东耶路撒冷地区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这场战役成为20世纪军事史上最一边倒的战争之一。
战争之后，埃及的武装力量一直处在全面动员的状态，大批军队长期驻扎在苏伊士运河前线，官兵们长年累月，在沙漠中进行演习和训练，他们强烈要求投入战斗，以洗刷战争带来的耻辱。
而在以色列问题上，萨达特的外交态度是，承认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国家的合法地位。
他的这一态度，让巴勒斯坦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都十分震惊，也让以色列人很意外，不知道萨达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其实，这不过是个假象而已，是萨达特使用的障眼法，他在迷惑以色列，以便争取时间，为埃及积蓄足够的军事力量。
此后，萨达特频繁来往于苏联和埃及之间，希望能从苏联那里获得更多的武器装备，但是，他发现，苏联人并非真心帮助埃及富强，而是千方百计地向埃及各个要害部门渗透。
萨达特本来想在1971年解决埃以问题，但在得不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只能将计划推迟。
第二年，仍旧得不到苏联支持，萨达特断然做出决定，将12000名苏联专家驱逐出境，开始全身心的准备与以色列的战斗。
1972年10月，萨达特在参加武装部队领导人的紧急会议上发表讲话：“现在所有的和平之门都已向埃及关闭了，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进行战争。我们不能等到我们掌握了原子弹后才去解放我们的土地。即使我们全都牺牲了，我们也要让子孙后代知道，我们没有给埃及人丢脸！”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打响了，萨达特密切关注着战局的进展。他明白，这场战争只能胜利，不能失败。一旦失败，他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和压力，而埃及也将再一次蒙受耻辱。
在埃及广大官兵的浴血奋战下，以军损失惨重。1974年1月18日，双方最终签署了停火协议。
根据协议，埃及从此以后将收回整条苏伊士运河的管理权，回到了埃及的怀抱，萨达特以实际行动，向埃及人民和国际社会证明了自己政治能力和埃及军队的实力。
战后，萨达特纵观世界政治格局，提出了埃及内外政策的指导性意见：
保持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领导地位，大力发展埃及经济。
然而，与以色列的问题仍是他的心腹大患，从1948年以来，在以往所发生的4次中东战争中，埃及总是首当其冲，付出的代价最大。
庞大的军费开支，严重地阻碍了经济发展，致使埃及财政拮据，债台高筑。同时，由于连年战争带来的重大牺牲和损伤，埃及人民都不愿再打仗，人心思和已是大势所趋。
在这种情况下，萨达特开始接受美国的建议，力争与以色列和平相处，腾出双手，搞经济建设。
1977年11月，萨达特力排众议，亲身前往耶路撒冷，在以色列议会上慷慨陈词，开始了埃以的直接对话。
在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之后，以色列总理贝京也对埃及进行了回访，由此，开启了埃以和谈进程。
萨达特的“和平主义行动”在当代中东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引起了世界各方面的关注。
1978年12月和1979年11月，诺贝尔和平奖金评议委员会和国际外交记者协会分别授予萨达特“诺贝尔和平奖”和“哈马舍尔德和平奖”。
可是，1967年“6·5”战争后，阿拉伯联盟制定了共同的对以政策，即所谓的“三不政策”：不谈判、不承认、不和解。
作为阿盟成员国的埃及，总统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像一块巨石掉进了幽静的山谷，不但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也使阿拉伯联盟陷于分裂之地，从此，阿拉伯国家在对以政策上再也不是铁板一块。
萨达特自信地以为，他能够解决以色列问题，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决定引发了阿拉伯世界对埃及的孤立和制裁。
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朗、利比亚等国坚决反对埃及与以色列和谈，在萨达特总统去耶路撒冷访问之前，“利比亚狂人”卡扎菲不止一次扬言要“除掉”萨达特。
大马士革电台曾多次杀气腾腾地威胁：“谁敢去以色列，就要谁的脑袋。”
除了阿拉伯国家对萨达特心怀不满外，还有一点，他在国内，也为自己招来了一个庞大的宗教敌人，即激进主义者。
1979年，伊朗巴列维国王被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赶下政坛，在外逃亡，萨达特收留了巴列维国王。
这个举动，一下子得罪了伊朗，也得罪了埃及国内崇拜霍梅尼的激进主义者，他们反对开放政策，反对埃及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崇尚伊朗的霍梅尼式革命。
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埃及，虽然实行的是政教分离的政权体制，但倡导政教合一的极端宗教组织，一直在暗中较劲。
这种宗教上的矛盾，与埃及当时存在的政治腐败、和以色列方面的单独议和、允许巴列维国王在埃及政治避难等问题相结合时，就显得异常尖锐。
激进主义者宣称：埃及整个社会是个背弃社会，作为总统的萨达特就是个异教徒，只有以暴力进行推翻才能拯救埃及。他们要用各种可能的方式除掉萨达特。
在这其中，尤以激进主义派的极端组织“穆斯林兄弟会”和“赎罪与迁移”组织活动得最猖獗。
1981年8月，激进主义派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在总统府门前的广场上组织了近10万人参加的开斋节祈祷会，提出宗教要参与政治。
面对错综复杂的动乱局势，萨达特采取了果断措施，9月3日，他以“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宁”为名，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搜捕。
仅在当天，就拘捕了1500多名反政府人士，其中包括“穆斯林兄弟会”的宗教狂热分子和反对党的前政府官员。
虽然，萨达特政府一再声称，此次逮捕的主要对象是反政府主义者，但在被逮捕的人当中，有学生、记者、律师以及一批无辜的激进主义者。
这次大搜捕，让越来越多的人走到了萨达特的对立面，第二天，又发生了7000多人的游行示威，示威人群高呼萨达特下台，要求撕毁埃及与以色列签订的和平条约，并与以色列进行“圣战”。
在这一系列事件之后，一场有组织、有计划刺杀萨达特的行动，也进入了准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