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叶大鹰最新的一部电影《永不妥协》，在 2022 年 8 月 12 日上映。距离他上一部执导的作品《天安门》，已经过去了整整 13 年。
13 年可以改变很多事，2009 年中国内地的电影市场，全年票房只有 62 亿，石破天惊的《阿凡达》也是在第二年才掀起观影热潮。而在 2019 年，全年票房已经暴涨到 641 亿，一个又一个全新的商业类型片获得了观众的认可。2022 年的电影市场，经历了疫情的关停、无片可放的无奈，终于在暑期档迎来了短暂的回温。
夹在暑期档两个商业大片中间，现实主义题材的《永不妥协》分外艰难。
作为创作者，叶大鹰无法奢望与观众之间“错失”的 13 年，可以用一部影片进行弥补。用叶大鹰的话来说，并不是他主动远离观众，而是在这十几年电影圈的风起云涌中，他被冲击得有点“找不着北”。
“很多投资人身边，总围着一群所谓懂影视剧的人，会拿数据说服老板，形成一个唯票房论。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说，赚钱是理所应当，但我们这个社会人人都把赚钱当做一个巨大的目标，我觉得是社会的倒退。有时候会看到好友拍出完全不靠谱的电影，就会看到一种迎合，好像自己去冒充年轻人在那儿谈恋爱。我就感觉这人完全不认识了，会激起我的无比同情，并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变成那样。我就会觉得，这个时代逐渐没有我们生存的空间。”
但叶大鹰并没有停止剧本的创作。从 2009 年到 2016 年，他几乎每年创作不止一个剧本。直到他在加入联办传媒集团之后，听说了这些财经调查媒体人的故事，为之肃然起敬的同时，开始对他们进行采访、收集素材，创作《永不妥协》。
《永不妥协》海报
这部影片的剧本，叶大鹰从 2016 年开始编写，从拍摄制作到最终上映，中间经历了太多意想不到的关卡。这部讲述朱丹饰演的《新岛周刊》主编余丽如何揭露真相并对抗资本大佬的影片，其背后的故事或许跟剧本里同样波折、艰难。最终，这个取材自真实财经调查记者素材的故事，也成为激励叶大鹰完成这部影片并将其呈现给观众的力量源泉。某种程度上，创作者与故事主角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扶持的状态。
甚至 2020 年开始的新冠疫情，都被叶大鹰自我调侃成一件对他“起到帮助”的事，让他可以在这段时间中，冷静、客观、不受外界打扰地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将愤懑不平消化为艺术上的再创造，才让影片最终得以与观众见面。
《永不妥协》剧照
而在最近几年，市场上的一些优秀作品，也让他再度看到了中国电影蓬勃发展的希望，比如《我不是药神》《少年的你》《爱情神话》，都是他非常欣赏的新一代创作者的优秀作品，“没那么市侩、不那么娱乐，当然很有趣，又有一定的思想高度和做人的高度”。老一代导演的作品里，《长津湖》也让他觉得太不容易了，“因为别人没经历过面对资方、面对上级领导的要求时的那种严酷跟苛刻。他们在有限的空间中，做了力所能及的突破。”
不过，哪怕离开电影市场已有 13 年，叶大鹰也并没有准备去做任何迎合当下主流年轻观众的改变。“保持自我”，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更多年轻人的期盼。“每个创作人，都需要给自己一个标的。我们也不用说什么大道理，只要你希望自己拍的电影能不混同于看不上的那种庸俗作品，就够了。为什么王朔会变成（年轻时）我们周围不断有人谈起的人？他的思想、文字，给我们同时代的人，带来了一种豁然，也不叫开朗，就能让你突然获得了认识世界的能力。跟臭味相投的人、靠谱的人、有共同追求的人在一起，那才是结伴而行。”
叶大鹰开玩笑，《永不妥协》可以让他宣布，作为导演“我还活着”，而在未来，他还希望能用新的作品带给观众惊喜，“这得试，想奋斗就得有牺牲，我们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会在创作中挣扎，几死几生，不把自己写成那样出不来好作品。我就想在下一部片子里，争取给大家一个意外。”
以下是《WSJ.》与叶大鹰的对话：
《WSJ.》：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关注到调查记者的故事？
叶大鹰 ：偶然的机会，我加入了联办传媒集团，结识了很多记者、媒体人。说老实话，他们讲的故事和过去的经历让我特别触动，完全在意料之外。以前我完全不知道，不关心金融，连股票都没买过，后来听说他们各种各样的经历，有的非常惨烈，甚至让我觉得非常气愤。
最初听到这些故事，我是被他们激励了、惊着了。有一种艰难，比如战场上的士兵、缉毒警察，他们是可歌可泣的英勇战士，但我没想到在身边的都市里、生活中，有我们完全不了解的一类人，原来他们经历的事情，能让我肾上腺素飙升，对他们肃然起敬。我想，如果能有一部讲述他们故事的电影，将会相当精彩。
《WSJ.》：创作中，真实的媒体人给故事提供了哪些帮助？
叶大鹰 ：这里面有太多可以借鉴的真实故事作为素材。当这么多媒体人跟我聊他们经历的细节的时候，故事就活生生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我们拿到了一些记者的日记，看到他们身处事件当中的记录，看到最后，我往往热泪盈眶。当记者面对不明确的危险的时候，他们都特别难，特别打动我。我还请《市场证券周刊》的前主编直接当我的编剧之一，一块写。调查记者都有火眼金睛，他极易发现问题，可以给我找茬，每一稿出来，都可以帮我找出问题。
作为电影人，我一直在寻找别人没拍过的电影，拍出独特的、有个性的（影片）。一部电影的主人公不面对生死，电影肯定没什么劲儿，人生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生死。而且，这些记者是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去支撑自己抵御巨大的诱惑，那是成百上千倍于他收入的诱惑，甚至不是让你说坏人好话，只要不说话就可以得到。写剧本的时候，我就会扪心自问，如果是我自己面对，经不经得起诱惑？
我这个电影不仅是讲述媒体人如何揭露黑暗、抵达真相，其实还想献给生活中、工作中面临各种困难、不公的人。片名《永不妥协》是在讲媒体人的精神，而且社会里很多人都在永不妥协地在坚守着信念，谁不是抗御着压力、不公？我们需要一个公众性的电影，让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代入。
《永不妥协》剧照
《WSJ.》：但这部影片的完成、公映，整个过程难度应该非常大。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做了哪些决不妥协的坚持？
叶大鹰 ：说老实话，我没想到那么艰难，我能坚持到这部片子公映（就是胜利）。我的这个故事，来源于很多人的真实经历，他们的精神在支持着我，我也被自己写的故事激励着，让我不能放弃。
以前我第一部戏《大喘气》，特别刺，那时候就觉得很有劲儿，光剩下出气了。但随着阅历、方方面面的成长，我觉得一个成熟的创作人，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别人的打引号的“非难”？人家提出疑问，哪怕再尖锐，能不能艺术化地在故事中把他提到的东西化解了？这说起来很难，但能有多难？只要把心态放平，我觉得就好办了。
所谓永不妥协，也是有技术性的，不光是精神，克服困难你得有招，不能只说“我不怕牺牲”，那太简单了，大家都是现代人，都不容易，我们得有自己的理解，把工作、生活中的困难给克服掉，这才叫永不妥协。别克服到一半你死了，问题留下了，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必须活着解决问题。所以我要把片子端出来给大家。
《WSJ.》：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几年调查记者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窄了，你有在电影中寻求体现这样的时代变化吗？
叶大鹰 ：我倒是没有想太多，我没有想反映什么（当下时代媒体空间），我只想讲一个生动的故事并客观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观众的感受让观众去说，我不想将主题强加于人。观众看完能获得力量、有一点点冲动，我就非常满意。
而且，我也不能说我们媒体从业人员百分之百都会好的，在每个行业里，能坚持自己的良心、坚守道德底线的人都是少数。我们讲这些勇敢的人的故事，初衷就是为了更多人能忠于自己内心的光明。
《永不妥协》剧照
《WSJ.》：《天安门》之后，你已经有 12 年没有执导影片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发展最为迅猛的这些年，为什么反而缺席了？
叶大鹰 ：我找不着北。真的，我在影视娱乐的大潮中找不着北。谁不想在自己的专业里头有所表现？哪怕拍个娱乐片？但后来我发现，当我去拍娱乐片时，投资人就担心，信不过你，说“你能跟现在的观众娱乐吗”？而且很多投资人身边，总围着一群所谓懂影视剧的人，会拿什么数据去说服老板，谁前一部卖了多少票房，会形成一个唯票房论，票房被当成了终极的东西。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说，赚钱是理所应当。久而久之，那些老板也都这么想问题了。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时代逐渐没有我们生存的空间。
这个社会人人都把赚钱当做一个巨大的目标，我觉得是社会的倒退。当然，社会发展必须经过这个过程，才会回归创作，而不是嘻嘻哈哈、胡扯瞎编。
最近几年，我还是发现一些好作品出来了，有一些片子，没那么市侩、不那么娱乐，当然它很有趣，又有一定的思想高度和做人的高度，所以我也觉得，自己还是可以出来做点事的。
《WSJ.》：这些唯票房论的倾向，可能让很多你这样的老一辈电影人无法持续进行表达，也是电影市场的一种悲哀。
叶大鹰 ：反过来说，也是我们无能，掉队了怪谁？还是只能自责。只能在未来的作品中，做出另外一种可能的努力，这是非常艰难的。
你愿意改变，但有时候会看到同行甚至好友，拍出完全不靠谱的电影，看到一种迎合，好像自己去冒充年轻人在那儿谈恋爱。我看半天，就感觉这人完全不认识了，会激起我的无比同情，并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变成那样。但同时，也要掂量好，要奋斗就有牺牲，要付出代价。你觉得值，就去付出，不试怎么知道结果呢？前些年，我可不止是一年写一部作品，我也一直在闷头在家嘎嘎地写，创作是有瘾的，创作者会在创作中变成另外几个人，我会将心比心地去写人物，那才有意思。
《WSJ.》：自己创作的过程中，你关注过年轻一代电影人的表达吗？看了这些年许多电影节，我觉得当下年轻人的创作母题跟你们年轻时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可能只是成长背景、时代背景有所改变，但自我的表达深度变化不大。
叶大鹰 ：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不可能蹦出时代。我今天再去回想自己年轻的时候，也都差不多。我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拍片，困难会小于今天吗？也不是。今天的优越性就大于过去吗？也未必。每个创作人，都需要给自己一个标的。我们也不用说什么大道理，只要你希望自己拍的电影能不混同于看不上的那种庸俗作品，就够了。
拍完《永不妥协》，我也有点小小的较劲和得意，终于能告诉大家，我还活着，那个叶大鹰还在。因为对导演来说，没有作品不就等于“死了”吗，创作上的死亡。
《永不妥协》剧照
《WSJ.》：最近几年，有什么年轻导演拍的片子令你印象深刻？
叶大鹰 ：《我不是药神》，我觉得挺好，还有《少年的你》也不错。猛的一想，我也涵盖不全，前不久看了讲上海话的那个电影《爱情神话》也非常有趣。
《WSJ.》：那你会希望跟现在所谓的主流观众群体，也就是年轻观众进行更直接的对话吗？
叶大鹰 ：我不会，不会去问年轻观众喜欢什么，那我就变成跪着拍戏的人了。我就想在下一部片子里，争取给大家一个意外。
《WSJ.》：现在有什么未来的拍摄计划可以透露吗？
叶大鹰 ：（拍新片）还得试，想奋斗就得有牺牲。我们会在创作中挣扎，几死几生，不把自己写成那样出不来好作品，而且也不过瘾，是不是（笑）？大家会想当然地觉得我过去拍了红色电影，（未来）应该再拍一个，但不一定。大家忘了，我第一部《大喘气》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作品。所以我现在还不能说。
《大喘气》剧照
《WSJ.》：你年轻时那样“有劲”的作品都是如何创作出来的？
叶大鹰 ：只有你越真诚，观众才越会为了你的作品买账。当时拍完《大喘气》，就想下一部拍什么，能不能拍一个“二老”都买账的作品？我们那时候俗话说的“二老”，就是“老百姓”和“老干部”。多难啊，怎么弄？就是憋。好作品就是憋出来的。
后来我一想，我听说朱敏被纳粹抓到集中营里过，有这个故事，顿时大家（茅塞顿开），过去电影都是咱们跟“日本鬼子”斗这斗那，这回到了纳粹面前，那是怎样的可能性？那时候兴奋得，就直接把《红樱桃》弄出来了。
其实那时候非常功利的，年轻人要闯出一条路不容易，而且我也很幸运，因为我父亲跟朱敏是校友，有这方面的条件，才能顺藤摸瓜去进行采访。《红樱桃》的采访，让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了非常大的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开始关心除了个人命运之外的历史了，关心民族和社会了。
《WSJ.》：现在年轻一代会用视频创作的人越来越多，都有可能像你一样踏上导演之路吗？
叶大鹰 ：当年上电影学院，他们从美国找来一个很有名的老教授，跟我们说了一种理论，什么样智商的人能当导演？他说，有开车的能力就能当导演。当时我们还挺不忿，但后来觉得还真是，现在看短视频，常常看着看着，就能蹦出几个挺有意思的想法。但这是技术，根本性的创作，还是自己的专业本事。
《红樱桃》剧照
《WSJ.》：技术是好学的，深层次的思考与个性的表达，才是拉开不同创作者差距的根本。
叶大鹰 ：对，因为任何人，都会觉得自己跟别人活得不一样，才觉得有价值、才有意思。我们现在这个教育制度，是有种把你们培养成有用的人（的感觉）。谁用？养活自己、挣着小钱、再挣大钱，都得按照这个逻辑走，所以都得在这个道路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我觉得挺没劲的。
而且一定要持续坚持创作下去。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内心中一直有一种力量推着我往某一个方向走。我就觉得，哪怕困难得要死了，也会有人拖着你，哪怕死后也会有人给你公平，我一直相信这个，从没绝望过。
《WSJ.》：现在还有一些营销号把你写成当年“京圈”的代表人物之一，对这样的说法你怎么看？
叶大鹰 ：现在那帮人，动不动“圈里”什么的，我就觉得非常可笑。哪有圈子？而且我得再说，我跟“北京圈”没什么关系。什么京不京圈，都是媒体的需要，博眼球的说法，谁跟谁有关系啊？当然确实会有一些价值观相近、臭味相投的人。
为什么王朔会变成（年轻时）我们周围不断有人谈起的人？因为他的思想、文字，给我们同时代的人，带来了一种豁然，也不叫开朗，就能让你突然获得了认识世界的能力。跟臭味相投的人、靠谱的人、有共同追求的人在一起，那才是结伴而行，而且不用老联系，有些朋友不是需要老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