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葉大鷹最新的一部電影《永不妥協》，在 2022 年 8 月 12 日上映。距離他上一部執導的作品《天安門》，已經過去了整整 13 年。
13 年可以改變很多事，2009 年中國内地的電影市場，全年票房隻有 62 億，石破天驚的《阿凡達》也是在第二年才掀起觀影熱潮。而在 2019 年，全年票房已經暴漲到 641 億，一個又一個全新的商業類型片獲得了觀衆的認可。2022 年的電影市場，經曆了疫情的關停、無片可放的無奈，終于在暑期檔迎來了短暫的回溫。
夾在暑期檔兩個商業大片中間，現實主義題材的《永不妥協》分外艱難。
作為創作者，葉大鷹無法奢望與觀衆之間“錯失”的 13 年，可以用一部影片進行彌補。用葉大鷹的話來說，并不是他主動遠離觀衆，而是在這十幾年電影圈的風起雲湧中，他被沖擊得有點“找不着北”。
“很多投資人身邊，總圍着一群所謂懂影視劇的人，會拿資料說服老闆，形成一個唯票房論。從投資人的角度來說，賺錢是理所應當，但我們這個社會人人都把賺錢當做一個巨大的目标，我覺得是社會的倒退。有時候會看到好友拍出完全不靠譜的電影，就會看到一種迎合，好像自己去冒充年輕人在那兒談戀愛。我就感覺這人完全不認識了，會激起我的無比同情，并告誡自己，千萬不要變成那樣。我就會覺得，這個時代逐漸沒有我們生存的空間。”
但葉大鷹并沒有停止劇本的創作。從 2009 年到 2016 年，他幾乎每年創作不止一個劇本。直到他在加入聯辦傳媒集團之後，聽說了這些财經調查媒體人的故事，為之肅然起敬的同時，開始對他們進行采訪、收集素材，創作《永不妥協》。
《永不妥協》海報
這部影片的劇本，葉大鷹從 2016 年開始編寫，從拍攝制作到最終上映，中間經曆了太多意想不到的關卡。這部講述朱丹飾演的《新島周刊》主編餘麗如何揭露真相并對抗資本大佬的影片，其背後的故事或許跟劇本裡同樣波折、艱難。最終，這個取材自真實财經調查記者素材的故事，也成為激勵葉大鷹完成這部影片并将其呈現給觀衆的力量源泉。某種程度上，創作者與故事主角之間形成了一種互相扶持的狀态。
甚至 2020 年開始的新冠疫情，都被葉大鷹自我調侃成一件對他“起到幫助”的事，讓他可以在這段時間中，冷靜、客觀、不受外界打擾地重新審視自己的創作，将憤懑不平消化為藝術上的再創造，才讓影片最終得以與觀衆見面。
《永不妥協》劇照
而在最近幾年，市場上的一些優秀作品，也讓他再度看到了中國電影蓬勃發展的希望，比如《我不是藥神》《少年的你》《愛情神話》，都是他非常欣賞的新一代創作者的優秀作品，“沒那麼市儈、不那麼娛樂，當然很有趣，又有一定的思想高度和做人的高度”。老一代導演的作品裡，《長津湖》也讓他覺得太不容易了，“因為别人沒經曆過面對資方、面對上級上司的要求時的那種嚴酷跟苛刻。他們在有限的空間中，做了力所能及的突破。”
不過，哪怕離開電影市場已有 13 年，葉大鷹也并沒有準備去做任何迎合當下主流年輕觀衆的改變。“保持自我”，是他對自己的要求，也是對更多年輕人的期盼。“每個創作人，都需要給自己一個标的。我們也不用說什麼大道理，隻要你希望自己拍的電影能不混同于看不上的那種庸俗作品，就夠了。為什麼王朔會變成（年輕時）我們周圍不斷有人談起的人？他的思想、文字，給我們同時代的人，帶來了一種豁然，也不叫開朗，就能讓你突然獲得了認識世界的能力。跟臭味相投的人、靠譜的人、有共同追求的人在一起，那才是結伴而行。”
葉大鷹開玩笑，《永不妥協》可以讓他宣布，作為導演“我還活着”，而在未來，他還希望能用新的作品帶給觀衆驚喜，“這得試，想奮鬥就得有犧牲，我們的時間都是有限的，會在創作中掙紮，幾死幾生，不把自己寫成那樣出不來好作品。我就想在下一部片子裡，争取給大家一個意外。”
以下是《WSJ.》與葉大鷹的對話：
《WSJ.》：什麼樣的契機，讓你關注到調查記者的故事？
葉大鷹 ：偶然的機會，我加入了聯辦傳媒集團，結識了很多記者、媒體人。說老實話，他們講的故事和過去的經曆讓我特别觸動，完全在意料之外。以前我完全不知道，不關心金融，連股票都沒買過，後來聽說他們各種各樣的經曆，有的非常慘烈，甚至讓我覺得非常氣憤。
最初聽到這些故事，我是被他們激勵了、驚着了。有一種艱難，比如戰場上的士兵、緝毒警察，他們是可歌可泣的英勇戰士，但我沒想到在身邊的都市裡、生活中，有我們完全不了解的一類人，原來他們經曆的事情，能讓我腎上腺素飙升，對他們肅然起敬。我想，如果能有一部講述他們故事的電影，将會相當精彩。
《WSJ.》：創作中，真實的媒體人給故事提供了哪些幫助？
葉大鷹 ：這裡面有太多可以借鑒的真實故事作為素材。當這麼多媒體人跟我聊他們經曆的細節的時候，故事就活生生地呈現在我的眼前。
我們拿到了一些記者的日記，看到他們身處事件當中的記錄，看到最後，我往往熱淚盈眶。當記者面對不明确的危險的時候，他們都特别難，特别打動我。我還請《市場證券周刊》的前主編直接當我的編劇之一，一塊寫。調查記者都有火眼金睛，他極易發現問題，可以給我找茬，每一稿出來，都可以幫我找出問題。
作為電影人，我一直在尋找别人沒拍過的電影，拍出獨特的、有個性的（影片）。一部電影的主人公不面對生死，電影肯定沒什麼勁兒，人生最大的挑戰是什麼？生死。而且，這些記者是用自己微薄的工資，去支撐自己抵禦巨大的誘惑，那是成百上千倍于他收入的誘惑，甚至不是讓你說壞人好話，隻要不說話就可以得到。寫劇本的時候，我就會扪心自問，如果是我自己面對，經不經得起誘惑？
我這個電影不僅是講述媒體人如何揭露黑暗、抵達真相，其實還想獻給生活中、工作中面臨各種困難、不公的人。片名《永不妥協》是在講媒體人的精神，而且社會裡很多人都在永不妥協地在堅守着信念，誰不是抗禦着壓力、不公？我們需要一個公衆性的電影，讓各行各業的人都可以代入。
《永不妥協》劇照
《WSJ.》：但這部影片的完成、公映，整個過程難度應該非常大。在整個創作過程中，做了哪些決不妥協的堅持？
葉大鷹 ：說老實話，我沒想到那麼艱難，我能堅持到這部片子公映（就是勝利）。我的這個故事，來源于很多人的真實經曆，他們的精神在支援着我，我也被自己寫的故事激勵着，讓我不能放棄。
以前我第一部戲《大喘氣》，特别刺，那時候就覺得很有勁兒，光剩下出氣了。但随着閱曆、方方面面的成長，我覺得一個成熟的創作人，應該用什麼樣的态度，去面對别人的打引号的“非難”？人家提出疑問，哪怕再尖銳，能不能藝術化地在故事中把他提到的東西化解了？這說起來很難，但能有多難？隻要把心态放平，我覺得就好辦了。
所謂永不妥協，也是有技術性的，不光是精神，克服困難你得有招，不能隻說“我不怕犧牲”，那太簡單了，大家都是現代人，都不容易，我們得有自己的了解，把工作、生活中的困難給克服掉，這才叫永不妥協。别克服到一半你死了，問題留下了，那就沒有任何意義了，必須活着解決問題。是以我要把片子端出來給大家。
《WSJ.》：在現實中，我們可以看到最近幾年調查記者的生存空間也越來越窄了，你有在電影中尋求展現這樣的時代變化嗎？
葉大鷹 ：我倒是沒有想太多，我沒有想反映什麼（當下時代媒體空間），我隻想講一個生動的故事并客觀地呈現在觀衆面前，觀衆的感受讓觀衆去說，我不想将主題強加于人。觀衆看完能獲得力量、有一點點沖動，我就非常滿意。
而且，我也不能說我們媒體從業人員百分之百都會好的，在每個行業裡，能堅持自己的良心、堅守道德底線的人都是少數。我們講這些勇敢的人的故事，初衷就是為了更多人能忠于自己内心的光明。
《永不妥協》劇照
《WSJ.》：《天安門》之後，你已經有 12 年沒有執導影片上映。中國電影市場發展最為迅猛的這些年，為什麼反而缺席了？
葉大鷹 ：我找不着北。真的，我在影視娛樂的大潮中找不着北。誰不想在自己的專業裡頭有所表現？哪怕拍個娛樂片？但後來我發現，當我去拍娛樂片時，投資人就擔心，信不過你，說“你能跟現在的觀衆娛樂嗎”？而且很多投資人身邊，總圍着一群所謂懂影視劇的人，會拿什麼資料去說服老闆，誰前一部賣了多少票房，會形成一個唯票房論，票房被當成了終極的東西。從投資人的角度來說，賺錢是理所應當。久而久之，那些老闆也都這麼想問題了。然後我就會覺得，這個時代逐漸沒有我們生存的空間。
這個社會人人都把賺錢當做一個巨大的目标，我覺得是社會的倒退。當然，社會發展必須經過這個過程，才會回歸創作，而不是嘻嘻哈哈、胡扯瞎編。
最近幾年，我還是發現一些好作品出來了，有一些片子，沒那麼市儈、不那麼娛樂，當然它很有趣，又有一定的思想高度和做人的高度，是以我也覺得，自己還是可以出來做點事的。
《WSJ.》：這些唯票房論的傾向，可能讓很多你這樣的老一輩電影人無法持續進行表達，也是電影市場的一種悲哀。
葉大鷹 ：反過來說，也是我們無能，掉隊了怪誰？還是隻能自責。隻能在未來的作品中，做出另外一種可能的努力，這是非常艱難的。
你願意改變，但有時候會看到同行甚至好友，拍出完全不靠譜的電影，看到一種迎合，好像自己去冒充年輕人在那兒談戀愛。我看半天，就感覺這人完全不認識了，會激起我的無比同情，并告誡自己，千萬不要變成那樣。但同時，也要掂量好，要奮鬥就有犧牲，要付出代價。你覺得值，就去付出，不試怎麼知道結果呢？前些年，我可不止是一年寫一部作品，我也一直在悶頭在家嘎嘎地寫，創作是有瘾的，創作者會在創作中變成另外幾個人，我會将心比心地去寫人物，那才有意思。
《WSJ.》：自己創作的過程中，你關注過年輕一代電影人的表達嗎？看了這些年許多電影節，我覺得當下年輕人的創作母題跟你們年輕時相比并沒有明顯的變化，可能隻是成長背景、時代背景有所改變，但自我的表達深度變化不大。
葉大鷹 ：其實是一樣的，因為每個人都是時代的産物，不可能蹦出時代。我今天再去回想自己年輕的時候，也都差不多。我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拍片，困難會小于今天嗎？也不是。今天的優越性就大于過去嗎？也未必。每個創作人，都需要給自己一個标的。我們也不用說什麼大道理，隻要你希望自己拍的電影能不混同于看不上的那種庸俗作品，就夠了。
拍完《永不妥協》，我也有點小小的較勁和得意，終于能告訴大家，我還活着，那個葉大鷹還在。因為對導演來說，沒有作品不就等于“死了”嗎，創作上的死亡。
《永不妥協》劇照
《WSJ.》：最近幾年，有什麼年輕導演拍的片子令你印象深刻？
葉大鷹 ：《我不是藥神》，我覺得挺好，還有《少年的你》也不錯。猛的一想，我也涵蓋不全，前不久看了講上海話的那個電影《愛情神話》也非常有趣。
《WSJ.》：那你會希望跟現在所謂的主流觀衆群體，也就是年輕觀衆進行更直接的對話嗎？
葉大鷹 ：我不會，不會去問年輕觀衆喜歡什麼，那我就變成跪着拍戲的人了。我就想在下一部片子裡，争取給大家一個意外。
《WSJ.》：現在有什麼未來的拍攝計劃可以透露嗎？
葉大鷹 ：（拍新片）還得試，想奮鬥就得有犧牲。我們會在創作中掙紮，幾死幾生，不把自己寫成那樣出不來好作品，而且也不過瘾，是不是（笑）？大家會想當然地覺得我過去拍了紅色電影，（未來）應該再拍一個，但不一定。大家忘了，我第一部《大喘氣》是“資産階級自由化”的典型作品。是以我現在還不能說。
《大喘氣》劇照
《WSJ.》：你年輕時那樣“有勁”的作品都是如何創作出來的？
葉大鷹 ：隻有你越真誠，觀衆才越會為了你的作品買賬。當時拍完《大喘氣》，就想下一部拍什麼，能不能拍一個“二老”都買賬的作品？我們那時候俗話說的“二老”，就是“老百姓”和“老幹部”。多難啊，怎麼弄？就是憋。好作品就是憋出來的。
後來我一想，我聽說朱敏被納粹抓到集中營裡過，有這個故事，頓時大家（茅塞頓開），過去電影都是咱們跟“日本鬼子”鬥這鬥那，這回到了納粹面前，那是怎樣的可能性？那時候興奮得，就直接把《紅櫻桃》弄出來了。
其實那時候非常功利的，年輕人要闖出一條路不容易，而且我也很幸運，因為我父親跟朱敏是校友，有這方面的條件，才能順藤摸瓜去進行采訪。《紅櫻桃》的采訪，讓我們的人生觀、價值觀有了非常大的根本性的改變，我們開始關心除了個人命運之外的曆史了，關心民族和社會了。
《WSJ.》：現在年輕一代會用視訊創作的人越來越多，都有可能像你一樣踏上導演之路嗎？
葉大鷹 ：當年上電影學院，他們從美國找來一個很有名的老教授，跟我們說了一種理論，什麼樣智商的人能當導演？他說，有開車的能力就能當導演。當時我們還挺不忿，但後來覺得還真是，現在看短視訊，常常看着看着，就能蹦出幾個挺有意思的想法。但這是技術，根本性的創作，還是自己的專業本事。
《紅櫻桃》劇照
《WSJ.》：技術是好學的，深層次的思考與個性的表達，才是拉開不同創作者差距的根本。
葉大鷹 ：對，因為任何人，都會覺得自己跟别人活得不一樣，才覺得有價值、才有意思。我們現在這個教育制度，是有種把你們培養成有用的人（的感覺）。誰用？養活自己、掙着小錢、再掙大錢，都得按照這個邏輯走，是以都得在這個道路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我覺得挺沒勁的。
而且一定要持續堅持創作下去。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内心中一直有一種力量推着我往某一個方向走。我就覺得，哪怕困難得要死了，也會有人拖着你，哪怕死後也會有人給你公平，我一直相信這個，從沒絕望過。
《WSJ.》：現在還有一些營銷号把你寫成當年“京圈”的代表人物之一，對這樣的說法你怎麼看？
葉大鷹 ：現在那幫人，動不動“圈裡”什麼的，我就覺得非常可笑。哪有圈子？而且我得再說，我跟“北京圈”沒什麼關系。什麼京不京圈，都是媒體的需要，博眼球的說法，誰跟誰有關系啊？當然确實會有一些價值觀相近、臭味相投的人。
為什麼王朔會變成（年輕時）我們周圍不斷有人談起的人？因為他的思想、文字，給我們同時代的人，帶來了一種豁然，也不叫開朗，就能讓你突然獲得了認識世界的能力。跟臭味相投的人、靠譜的人、有共同追求的人在一起，那才是結伴而行，而且不用老聯系，有些朋友不是需要老聯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