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易知坐在街边屋檐下看船。“船真是好看。一个船队由领头的船牵着，长长的几十条拖船，头船快要钻过大桥洞了，尾船看过去还是小小的一粒。看多了船，她的心思也摇荡起来，跟着船走。”
这是水边长大的运河儿女才有的“少年游”与白日梦。
最近，杭州作家萧耳的最新长篇小说《鹊桥仙》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追忆运河边的大码头——江南古镇栖镇的纷纭往事，书写了数位小镇少年成长故事，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写到新世纪，展现江南繁华两代人，或留或走，半生戏梦，聚散离合的动人故事。该小说首发《收获长篇小说2021春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金宇澄称其“给读者打开一幅精准的江南重彩图”。
萧耳是正宗江南女子，生于运河边、长于运河边，甚至出门求学也离不开大运河的滋养，在她的笔下，江南文明的底色就存在“栖镇”这样的江南古镇，无论盛衰与荣辱，它始终还在那里，存一息之脉相。正如著名作家金仁顺所言：”读完《鹊桥仙》，我深信有一种江南尺度依然未被打破。如《鹊桥仙》里所述的小世界，高一点，低一点，激扬一点，堕落一点，俗一点，雅一点，都不是正宗的江南调性。”
据萧耳透露，《鹊桥仙》里的四位主角，易知、易从、戴正、靳天，都有现实原型。少女易知身上有萧耳的影子，易从、戴正、靳天三位则是作家亲密无间的发小。何易从言谈举止酷似方鸿渐，靳天是玉树临风的江南美男子，戴正有古代说书人柳敬亭的风度，唯独陈易知少时可爱，成年后却脱离了江南小镇自带的“仙气”，萧耳说，知识分子最难写——“她的知识分子人格阻碍了她”，心里弯弯绕太多，以至于“不够洒脱，不够绽放”。
他们是生于七十年代，长于八十年代，成年于九十年代的江南小镇精英，没经历过什么大起大落，除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错位与冲突”，一生都算适意顺遂。萧耳说，“我们从来不讳言自己就是‘小镇做题家’出道的。”可那个年代“小镇做题家”的人生一点都不苦，除了上学，许多时候在玩耍、浪游，“几乎没有被‘做题’这件事压抑过，反倒是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那种特别明亮的感觉。”
不仅“小镇做题家”是幸运的，就连许多初中毕业上了中专，或者高考落榜的同学，也直接“招干”，成了县机关的公务员，迅速占据了要害部门的重要职位，“这只能说是时代托起了一代小镇人”，萧耳说。
运河的浩浩汤汤，渔樵灯火，栖霞镇的石桥青瓦，细雨如烟，镇上的人们荡发荡发，构成了这一代人生命的底色。从小，萧耳枕河而眠，听着轮船的汽笛声入睡，推开窗户就能看见长桥。萧耳说：“河流通向江河湖海，世界上的水都是相通的，河流对我犹如命运流动的感觉。所以我这个人一直将河流作为一种通道，向往外面的世界，沿着河流无穷无尽，伸向远方和未知。”
南都专访作家萧耳
自觉地运用了很多旧式小说的元素
南都：在前几天举办的《鹊桥仙》新书分享会上，几位嘉宾把《鹊桥仙》称之为“世情小说”，承继的是从《金瓶梅》《红楼梦》《海上花列传》到金宇澄《繁花》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这一脉叙事传统。作为作者，你自己是否认可“世情小说”这个定义？
萧耳：我是中文系毕业的，当然知道“世情小说”这个名词，不过我写《鹊桥仙》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要写什么类型的小说，就是一直努力想找到契合这个小说气质的一种调性，一种节奏，既要有古典元素，也要有现代元素，我写《鹊桥仙》时当然想到过《繁花》，也想到过《围城》，还想到过一些其他的西方小说，最终在我心里混搭出来了“这一个”。有一位读者朋友指出男主角何易从身上有方鸿渐的影子，我非常高兴。写靳天，我是以一种江南公子哥儿美男子的形象去写的，写他的形象时我脑海里经常冒出《世说新语》里的何晏，面如傅粉，玉树临风，出了汗就更白了，这公子哥儿脾气又特别好，所以女孩子都喜欢靳天（我个人认为美男子相当于一种美德）。如果要说“世情小说”，那么说靳天是美男子就很“世情小说”，说帅，那腔调就不是“世情小说”了。我还将现代人戴正对上了古代的说书艺人柳敬亭，在小说中作了种种铺垫，这些都是作者不仅仅要讲故事，而是讲故事之外的一些努力吧。
杭州作家萧耳
听到几位嘉宾谈到“世情小说”的说法，我也觉得很新鲜。我问一句自己，我承继了吗？《鹊桥仙》写作时因为江南文化的重要因子，因为故乡记忆，我确实自觉地运用了很多旧式小说元素，比如最后戴正说书，惊堂木一拍的那种感觉。我们塘栖镇是《三言二拍》里多次出现的码头，我想过去远远地接一下《三言二拍》。《金瓶梅》也是读过多次的，旧话本小说是我们那地方人家的孩子自小普遍阅读的，包括我自己。也就是说，我们这批江南小镇青年从小的文学修养不是来自西方经典，而是来自《红楼梦》《三言二拍》《海上花列传》这一路，一直到民国时期文人的鸳鸯蝴蝶派，这是我们骨子里的文学细胞。到初中的时候，开始接触了西方。前几天我一个发小（戴正的原型）跟我说，他记得初一时候，我们同时在看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还说起过，我说我不记得了，他说他看的是《译林》上的版本，我说我家也有《译林》。
“我们”是在改开上升梯里搭车的幸运儿
南都：你曾经说过写这本书也是对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的致敬，《鹊桥仙》和《尤利西斯》看起来差别蛮大，你在哪些方面受到了乔伊斯的影响？
萧耳：我非常非常喜欢《尤利西斯》，看过小说戏剧电影等各种版本的诠释。我也喜欢意识流小说，所以我的每一部长篇小说多少都受意识流的影响，但我也不刻意去模仿。《鹊桥仙》里的意识流算是比较节制，我没有大段大段的去展开，如果作者不节制，这本书一不小心就会多出5万字来。《尤利西斯》是布鲁姆的一天，他在都柏林的各处游荡着，半夜回到家里。《尤利西斯》的诞生使都柏林后来有了“布姆姆日”，每年这一天都很热闹，《鹊桥仙》里的“少年游”部分，无论是少年还是后来的中年，基本上是在七夕这一天发生的，四个或三个或二个发小一直在栖镇荡发荡发，过程中他们追忆着自己的逝水年华。他们经过的路线可以画一张栖镇线路图，而且《鹊桥仙》中的每一个地名都是真实的，这一点可以说是向《尤利西斯》致敬，只是栖镇相比都柏林来说太小了，量级上有区别。
南都：最近 “小镇做题家”的相关话题屡屡引发网络热议。《鹊桥仙》写的是塘栖镇的一群“小镇做题家”的人生际遇，这群人生于七十年代，长于八十年代，成年于九十年代，是左右逢源、人生顺遂的小镇精英。从这部小说来看，七零后的“小镇做题家”似乎更容易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相对于此前此后的“做题家”们，那个年代的江南“小镇做题家”在人生经历上有哪些特别之处？在精神和性格上又有什么特点？
萧耳：我们从来不讳言自己就是“小镇做题家”出道的。我记得刘瑜以前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她自己就是当好学生，先把题做好了，才有了后来去看世界打开眼界独立思考的基础，她也觉得这没毛病，而且也觉得来得及。大意如此吧，我当时看了印象深刻，也是赞同的。
但是我们经历的“小镇做题家”人生一点不苦啊，我们记忆中除了在学校上课，很多时间就是在外面玩，可以说玩得昏天黑地，书中这群发小，以及我生活中的发小，彼此的友谊虽然也来自于同窗生涯，比如男生女生学习上“别苗头”，学霸之间为了名次也有竞争意识，但这些一点也没有压迫到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还有大量的时间是在玩耍，浪游。比如书中写易从靳天戴正他们读了武侠小说就想自己写武侠小说，那个年代还没有电子游戏，我们课间也常常谈论那些天马行空的东西，包括外星人未来宇宙世界历史地理这些，喜欢玄知识，我们一点都不呆板，求知欲非常旺盛，中学有一阵我狂迷玛雅人，到处找跟玛雅人有关的资料看。我记忆中还有很多快乐时光跟打牌有关，从小学起一直打牌到高中考大学前，可以用“疯狂”来形容。考大学最后几个月夜自习，我还看课外书看得乐不可支，在静静的自修教室突然爆发出笑声，笑得停不下来，我记得是看闲书《镜花缘》。当时我觉得都没啥好复习的了，就用做数学难题和看小说打发高考前2个月的时光。而书中的靳天也是因为高考前无所事事，跟着一帮差生去游荡，经历了“杀狗”事件，这个事件是真实的。这是我们这一批“小镇做题家”们的真实，几乎没有被“做题”这件事压抑过，反倒是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那种特别明亮的感觉。我们也追星，追歌星，追足球明星，我那时候就开始买《足球世界》了，开始收藏普拉蒂尼和莱茵克尔的海报了。
但是回过头来说，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经历的不安全的事情要比现在多多了，比如夏天淹死的，触电电死的，年年都有。我童年记忆里，夏天晚上到处去看死人。有时候我觉得现在的“做题家”们比我们可怜多了。
《鹊桥仙》内页插图
《鹊桥仙》的主角们都是小镇精英，当时并没有谁上过补习班，但是我们江南小镇整体对读书这件事是很重视的，成绩好一点的孩子都知道自己要考大学，考出去。回过头来看，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在中国改开上升梯里搭车的幸运儿。其实我们那代上了大学的“小镇做题家”并不是最幸运的，最幸运的倒是高考差了几十分没上大学的，我的很多没上大学的同学直接就“招干”了，就是现在的直接当了县机关的公务员，而且在各个大家公认很不错的局里上班，生活也不错。还有一些初中毕业就上了中专的，因为那时候国家最缺人才，我们大学毕业后还找不着北呢，他们毕业后已经迅速占据了比如金融系统等要害部门，早早地当了处长之类的官，意气风发。跟现在的考公盛况比，我们那一代没考上大学的同学们轻松就获得了，这只能说是时代托起了一代小镇人。
那时候，城乡差异还是巨大的，但城镇差异并不明显，我所在的县中学也有一些好老师，但在我们毕业那年，好老师一个个回了杭州，回了上海，考研出去了，最后的一个学期也成了我们和好老师们的告别季，印象深刻。
小镇上的“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
南都：在《鹊桥仙》这部小说里，我觉得你处理是和故乡的关系，和青春岁月的关系，和逝去的岁月的关系。但对过往岁月的记忆往往是零散的，混沌的，也是缺乏跌宕起伏的。你是在哪一刻开始觉得能从混沌中抽出一条线索，或者开辟一条道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能把栖镇和栖镇上一群人的生活有条有理、有滋有味地讲述出来？在写作的过程里，有没有“此路不通”或者自我怀疑的时刻？是怎么解决的？
萧耳：这个小说在真正动笔前，大约构思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就是要怎么写。当我想到故乡小镇的时候，眼前就会出现两张网：天上一张网，就是我们儿时夏天夜夜抬头看的星云网，星罗棋布海阔天空，通向未知与神秘，想象的远方和异域。整个七八两个月，梅雨季一过，我们的夜晚就是躺在河边乘凉，看天聊天。另一张网是河和桥交织的水网，河流也能通向外面世界。我最终小说的结构，也就是把天上一张网和地上一张网缀起来，小镇主人翁们所有的过去、当下和未来就在这两张网中。就像许地山说的，我们都是“缀网劳蛛”，但是我在小说中传递的世界观，其实也没有这么消极。
你说的一条线索或道路，我自己写的时候是想从一张12岁的老照片开始，这张老照片一启，就交代了四位主人翁他们的上一代都是认识的，他们初一开始就到了同一个班级，然后想到人生容易聚合的大事，无非是一场场婚礼和葬礼，这个有点像英国电影《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的安排，我书中写了美枝的婚礼、靳天的婚礼，让靳天和湘湘重逢的一场栖镇婚礼，四个发小超山企业家同学钟晓伟女儿的婚礼，和刘晓光的葬礼。这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再加上中国人最在乎的春节回老家，他们的半生也过完了。
我写作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是怎么处理每一组人物的独特性问题，比如靳天和湘湘这一组栖镇男女是这一种，快意恩仇大开大合而且戏剧感冲突强的总是更容易写的，那么易知和易从该怎么写呢，我不可能再来一次快意恩仇吧？易从和易从是书中心里弯弯绕最多的两个人，一堆的草蛇灰线但偏不快意恩仇，要拿捏出一个独特性，对我来说是挺挑战的。两组人物都有年少时和重逢后两部分，这一组就不能有重复的部分，该怎么处理，确实是想不清楚怎么是好的。所以《收获》版和单行本版有些细节上是有差别的，我又改了很多，是尽力想在人物命运和关系的走向上更合理。
理想化人格在每个人身上都是潜在的
南都：《鹊桥仙》里的主要人物在生活里都有原型吗？人物原型知道你在写这部小说，并且也将读到你写的这部小说，这对你的写作是否会造成压力？你怎么平衡虚构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萧耳：基本上都有原型，起码我在写的时候，会浮现出记忆中的一张脸，这张脸是谁的，我去想象TA可能会有的生活和命运，比如很多读者喜欢的沈美枝，我其实融合了四五个镇上女子的形象，她们曾经是我们镇上茶余饭后八卦中的女性人物。书中另一美人杜秋依，其实是我小时候经常听我妈说的一位会弹钢琴的阿姨辈美女，我总是远远地见到她，有点像《金瓶梅》里的孟玉楼，很冷美人很矜持很淡，但有一段杜秋依参演电影《杜十娘》的经历又取材于我一个发小女同学，她也是一位美女，但人生经历完全不同。书中70后这一代小镇精英群体基本上有原型，上一代人也有原型，但写的时候肯定做了很多处理。倒是12岁相片上的四位主人公，易知有我自己的影子在，但人生经历完全不同，书出来后，我老是要说我可比陈易知有趣多了，易知童年少年时期是可爱的，成年后被很多无形的东西束缚，脱离了江南小镇自带的那种“仙气”，她的束缚主要是来自观念上的，她的知识分子人格阻碍了她，她也不洒脱，不够绽放，这是我想塑造的陈易知。总体来说，知识分子还是最难写的。
三位男主人公易从靳天戴正都有原型，他们都是我亲密无间的发小。他们当然知道我在写，特别难得的是原型们都非常豁达，他们给了我创作很大的支持，我随便怎么“糟踏”他们都可以，所以我写这一代70后没什么压力，倒是写上一代人时，艾伟说我写得比较狠，我不知道上辈人如果看到小说会是什么态度。可惜我母亲已经不在了，她在的时候，连我写的《小酒馆之歌》她都会认真看，写同性恋什么的她都不在话下，我妈和我爸以前都跟我说过，你不要老是写国外的，你也写点中国的。我爸是从功利角度出发的，他认为多写点贴近一点的小说会有更多读者。
写易从靳天戴正他们去干坏事时，我经常会偷着乐。因为知根知底的了解，一个好处是人物的层次会比较丰满复杂一点点，能够立起来。有原型当然也有坏处，不用他们主动提醒我，我下手处也做不到“狠”，或许会丢失一些力量感吧，我对他们都是“温情主义”的，人人都有缺点，但我首先看到的是他们身上特别闪光的部分。读者会觉得有点理想化了，但理想化的人格其实在每个人身上都是潜在的，只是需要激发而已。
另外，我认为一本书出世之后自有命运，我又抱有一定的敬畏之心，我希望我的发小们每个人都人生顺遂，都有好的结局，不要被伤害。我对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们有很深的感情，把其中一个人写死或写残之类在我这里不可能发生，这是我自己的“尺度”，宁可折损一些所谓的“深刻性”。
《鹊桥仙》内页插图
南都：方言是一个作家的语言宝藏，《鹊桥仙》的语言融合了“吴侬软语”，形成独特的江南语态。请例举几个书中用到的你个人喜爱的方言词汇（比如“荡发荡发”），并讲讲它们代表了江南的怎样一种性格或情调。
萧耳：荡发荡发，解读也很多了，我就不展开了，悠游的状态，一点仙气，小镇庄子逍遥游，等等。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江南小镇人傍晚喝了半斤黄酒，几个人约了一起荡发荡发，有男有女，走到桥上吹吹风，看着河上来往的热闹船只，然后他们要一直走到栖镇尽头，是什么一种光景。
比如“木郎财仙”，大家也挺感兴趣的，其实就是十八九岁的姑娘小伙，不怎么爱学习的，有一点社会气了，这时候早早懂了男女，谈起恋爱来了，谈恋爱的形式往往是一起在街上荡马路，财仙婆是贬义的，形容这个姑娘有些风流，纤瑟瑟，就是妩媚中带三分轻薄相，有点点像潘金莲，招蜂引蝶，请想象一下。我们少年时代，一边读着圣贤书，一边也是很喜欢听哥哥姐姐辈们的木郎财仙故事的。
南都：作家金仁顺评价：“《鹊桥仙》里所述的人物与小世界，高一点，低一点，激扬一点，堕落一点，俗一点，雅一点，就都不是正宗江南调性。”为了把过往岁月里小镇上人们的衣食住行写得正宗，你在写作过程中有没有去做一些考察或者调研？有没有哪些细节上的“正宗”，是只有江南小镇人才能心领神会的？
萧耳：我在此中生活到上大学才离开，以后也是基本上每个月会回去，我是身在此中的人，一路看着它的沧桑巨变过来的。如果说做一些调研，不如说为了写书还是做了一些案头功课，比如找了很多以前跟塘栖镇有关的典故、诗词等来读，以接文气，还有去看过很多消失的事物：比如已经关停的老工厂的旧址，小说中多次提到的轮船码头的废墟，小说中很大一部分家族史的素材都是发小们提供给我的，比如戴正家的和易从家的家史，易从母亲林冰芝和易知母亲谢清韵的故事，都有一部分真实性，小说进行了各种再创造。
比如范小姐的故事等等，没有那个原型的故事，我确实不可能编得出来那些离奇的细节。我们当年河边的一些老房子是晚清时期就有了，是二层楼木结构的，解放后年久失修，有些楼板就有了缝隙，所以范小姐为了泄愤，才能把马桶里的尿通过楼板缝泼到楼下厅堂间来相亲的男人身上。
《鹊桥仙》内页插图
南都：这部小说最开始定名为《河边书》，可想而知运河、码头、水上生活也是书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作为在河边成长起来的人，你对大运河是怎样的情感？
萧耳：我从小就是枕河而眠的人，每天晚上听着轮船的汽笛声入睡。河和轮船是我儿时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我知道每天几点钟会有哪一班客船经过我家门口。我推开窗就看见了长桥。对来我说，无法想象我居住的地方没有水系。河流通向江河湖海，世界上的水都是相通的，河流对我犹如命运流动的感觉。所以我这个人一直将河流作为一种通道，向往外面的世界，沿着河流无穷无尽，伸向远方和未知。人生也就是一站站的码头，有时定居，有时漂泊。一路上遇上各种人，有合得来的，就停下来，做一场长谈。我念念不忘“长谈”二字，就是张岱式《夜航船》对我深刻的影响。昔有一僧人，和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人问，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士子答，两个人。僧人又问，尧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士子答，是一个人。僧人便说，那让小僧伸伸脚。
新闻和文学都是年少时的梦想
南都：你既是作家，也是一位资深媒体人。很好奇你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在写长篇时，怎样保证每天的写作进度？此外，从事新闻工作和当一名作家，哪一个能给你带来更多的成就感？
萧耳：我已经做了很多减法了。一句话，不能即要又要还要，必须要做取舍的。日常状态里我是个极无趣的人。媒体工作最大的好处是新鲜感足，不乏味，自由度比别的职业高一些。所以在我媒体生涯的最后几年时光，我选择了回到一线做记者，我现在是高级记者加首席记者，像我这样还在一线的老媒体人确实很少了，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我的观念是，西方那些专业领域的记者可以做到白发苍苍，我为什么不可以呢？现在为了工作我读很多的书，我几乎没有娱乐时间，连追剧的时间都没有了。
《鹊桥仙》内页插图
以前不把写作当件事的时候，我是足球五大联赛都要看的人，还看网球看F1等等，兴趣很广泛，为了有时间写作我很多爱好都放弃了，当然一年会集中出门几次疯玩。我是个极痛恨浪费时间的人，对我认为浪费时间的事没有丝毫耐心，这方面有些不近人情，我也没有时间去维护一些社会面的人情世故，这方面干脆“躺平”。我写作的时候，整个人就在一个小局里，其他周边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家里人跟我说话，说了好几句，我最多只会条件反射一样地“嗯”几下。
新闻和文学都曾经是我年少时的梦想，几十年的历程证明，要实现新闻理想太难了，我也无法当真正的新闻勇士，所以我半道上有了退缩的意思。人生苦短，退回到自我世界，去写一点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去通过虚构表达一点自以为有价值的东西，如此而已。另一方面，正因为我有一个饭碗打底，这个饭碗我尚能胜任，我不用为了谋生写作，所以我在写作上追求的东西就比较纯粹，写作这事情本身，对我来说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现在是只要有一个正在写的东西在日常陪伴着我，我就内心很充实了。至于写出来后有多少动静，我是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
南都记者 黄茜